邱志杰：材料研究之奖状
材料研究之奖状
来源：邱志杰blog
红旗：对称的构图，在平面的纸面上加进了建筑的要素，由召开政治集会的礼堂上方的旗帜演化而来，更早的形式可能是民间会社集会。庙宇和教堂也统一采用相似的构图。
大多数情况下左右各出现三面红旗，与1959年的“三面红旗”有何关联吗？多的时候，左右各出现5面红旗。
红旗之外的黄色麦穗飘带，有时候隐在红旗后方，有时候被夸张地调调，在红旗上有后方环绕出来，或者是后面的红旗的绶带被打倒了前面的红旗上面来。增加了巴洛克的意味。是革命的形象戴上了某种宫廷感。
通过红旗和绶带的存在，授奖被赋予了一种节日感。喜庆的感觉通过这些构图和色彩油然而生。
穗带：作为装饰品，穗带是权力阶层的专利。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三军仪仗带、国旗班及一些将官的礼服上有穗带。民国时期军阀的将军制服也经常看见穗带，可靠的起源是7世纪的欧洲军服。我怀疑最原始的源头是否来自鸟类羽毛和兽类皮毛的不规则边缘。原始人炫耀收获的猎物，确定劳动和征战能力的符号。猎获多的哥们身上就差得多，大家就比较崇拜他。等到多得插不下了，只好改成小丝带来表示。穗带内在地包含了收获或征服的意象？有待专门研究。
红旗的尾部被扎起，避免了红旗下垂，同时形成向外刺出的锐利感。被扎起的多面红旗的部分，在五角星下方形成装饰感很强的下垂对称褶皱，视觉上如同鸟的双翼和尾翼。这样，红旗和五角星一起形成了一种飞翔的姿态。红旗和五角星一起构成了飞翔着的形象，接受群众的仰视。加上本身就处在构图的上延，成一组要素成功地区分了在上者和在下者，
风：由穗带或红旗的飘扬表现出来。大多数情况下，在全包围构图里面红旗和穗带都是静止的，表明了无风状态，更强调肃穆感。在一些三面围合的半包围结构中，红旗和绶带飘起，表明了缝的存在。同时，奖状作为一种纸张的物质感被可以地强调出来，纸张遮挡了背后飘扬的红旗，红旗退居背景，或者纸张的两边卷曲起来露出背面，强调了纸的轻薄。奖状作为一张纸，在这种形式里面获得了自我意识。奖状的正文部分成为一种画中画。风的存在告诉被受奖者：奖励自上方或者远处飘下。风，宣布了被授奖者的轻微，和授奖的那个权力机构的高高在上。
五角星：毫无例外地居于对称构图的正上方。扮演了领导者的形象，是奖状授予者的价值感的核心。在这个构图里面，它是领袖的形象，是整个奖状世界的指导者。星是天上之物，发光之物。它既是被仰望者，被凝视者，它自身也是高高在上的俯视者，和光芒的赐予者。
这样的构图里面，星星作为一种飞行和运动之物的特征被精心地藏匿起来。星星在这里处于永恒的静止状态，不再运行。一旦存在运行，就存在着陨落，这是奖状的授予者不愿涉及的未来。取消时间意识成为一种潜在的欲望。
光芒也不是视觉现象中的敏感交替。这里的星星永远处在光芒的顶峰。有时用辐射线来表示这种光芒，有时用一道白色和红旗区分开来。
经常被遗忘的不单是星的运行，除了星星发出的光，还有另一种光被遗忘了。五角星也是受光之物。为了强调五角星的凸起感，来自外部的光照亮度了它，使五角星每个角上凸起的棱线成为明暗交界线。但是这个来自外部的光线并不是同一个方向，这束光线总是处在每个角的左方。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五角星静止不动，似乎是一个光源以顺时针方向旋转，依次照亮了五角星的每个角。如果我们设想光源静止不动，则意味着五角星在进行逆时针旋转。在海螺的旋转方向中，逆时针旋转的海螺称左旋螺，大多数海螺都是右旋螺，而左旋螺极其稀少。在同一个海域里，几千个海螺都找不到一个左旋的。左旋螺与佛教关系密切，常用于供奉，是不动明王的化身。能转风水。
这组来自外部的光线比五角星更亮，所以它能够在五角星上制造阴影。五角星上的阴影所暗示的外部的光，暗示了某种更高级的存在，使居于构图顶部的五角星成为次一级的存在。然而那个更高的存在者在画面中不可见。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可以看见他的天使。
星的形象成为基本视觉符号的历史，各国国旗的星的研究。
齿轮和麦穗：象征着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在一些更复杂的构图里面，除了齿轮还有一车煤和一桶钢水来铺陈新中国重工业结构的成就，而农业方面，除了麦穗，有时候会添加高粱、玉米棒子、豆荚和棉花花骨朵的造型，使丰盛的感觉更为强化。
但是在等级秩序上，齿轮居于正中，更接近圣像的位置，麦穗向两边延伸，经常退化为装饰图案。处在构图底部的时候，麦穗和齿轮之间用红色的飘带加以连接。飘带通常从齿轮后部出现，向左右延伸，缠绕图案化了的麦穗。
处在构图顶部的时候，齿轮和麦穗围合成一个圆圈，包围了正中的五角星。这类“工农结合”的符号更为明确。但是齿轮处在圆圈的上半部分，麦穗处在下半圆。在此强化了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关系暗示了某种价值取向。
有些构图里面，齿轮奇异地消失了。只剩下麦穗环绕在周边。麦穗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整个关于‘“成就”的叙述里面扮演着根基，在构图中取代了一些早期奖状上的传统云纹，扮演包者，“民以食为天”的古老意识通过麦穗获得了起码的尊严。
南京长江大桥：齿轮的形象虽然在等级上高于麦穗，有时候却是可以缺席的。那是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了。齿轮、煤和钢所指涉的新中国工业成就的意象，完全可以由长江大桥本身来支撑。在1968年长江大桥建成之前，画面构图下半部分，文字之下的图像，也是强调工农业结合的。通常用大片的向远处延伸的田野来象征农业，有时田野上面甚至出现牛羊等牲畜。而在地平线的尽头，则出现高压线塔、钢铁厂、烟囱、水库大坝、火车、轮船的形象，空中相应地出现了火箭和飞船。所有这些被当作现代性的象征，同时与民族主义的自豪感相绞缠，为上部的政权的象征物提供了合法性。上部的五角星和红旗，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话语中的“上层建筑”，获得了它的“经济基础”。直到南京长江大桥出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完美地被铸造在一起。长江大桥包含了所有上述现代工业文明的视觉要素：钢梁取代了高压线塔的钢梁结构，向纵深处处的灭点成大透视变形缩小的视觉延伸感，具备了火箭和火车的方向性。大桥的空间结构具有水坝的雄伟，大桥的下面有火车穿行，火车冒出的浓烟置换了钢铁厂的烟囱。
所有的元素在一个形象中全面具备，甚至，上层建筑中的红旗的形象在这里获得了呼应。红旗仿佛由空中降临人间，成为既成事实。从此，意识形态描述中的社会结构，获得了一个现世的场地。
大桥没有从侧面被描绘，而是大量采用四分之三侧面。这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自身可以置入其中的场景，如同一个镜框式舞台。预设的视点似乎把观者放在桥面上，强调着场景的现实性，意识形态描述中的理想已经提前到来，成为脚下的一条现实的道路。同时，这个视点又是略高于大桥的路面，在长江大桥之旁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制高点可以拍摄或写生。这样一个想象的视点划定了长江大桥的位置：它是现世的存在，又是超越了每一个可能的个体的存在。奖状画面中的大桥观看者的主体是一个朝个人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做群众。
遵循焦点透视的桥身结构向纵深处发展，到长江对岸的远山停止---这个空间间并没有无限制地向平远方向延伸，而是一个进深有限的浅空间。从而天空成为背景的幕布。准备好开始书写。
文字：有可能的情况下，即使是采用廉价的刻蜡纸油印，也要把手写体和印刷字体加以区分。印刷字体通常采用宋体和仿宋体。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印刷感，与手写字体制造区别。印刷字体的空白部分，用下划线流出空间，以手写体填写上被授奖者的姓名，授奖的级别和理由。
印刷体表明了获奖者的数量，并不是只有一个获奖人。同时印刷体的不露声色，赋予授奖行为更大的权威性。而某个人的字体所书写的手写体部分，表明了奖项授予的偶然性：它是由某些个特定的个人做作出的决定。这些个人用手写体书写你的姓名，等于“亲手”颁发这一奖项。这种亲手的性质，使奖状带上一种人情味。奖状的权威力量，在这里被利用来宣告某个具体的个人的权威性。是他决定你成为获奖者。手写体富于人情味地暗示了这一层关系。
公章：公章其实是整个奖状构图里最不被阅读的要素。与其说公正证明了颁奖单位的合法性，不如说是证明了整份奖状的真实有效性。事实上，具备上述所有要素的奖状曾经几乎在任何一个文具店里面都可以买到。公章在奖状上出现，更像邮戳在邮票的边角上出现，证明了事务确实在生活中被使用过。公章在这里远没有被授奖人的姓名来的重要。因此，公章在奖状上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人们并不那么在乎颁奖部门作为一个“单位”是否还存在，但是有一个公章存在是必要的。
来源：邱志杰blog
红旗：对称的构图，在平面的纸面上加进了建筑的要素，由召开政治集会的礼堂上方的旗帜演化而来，更早的形式可能是民间会社集会。庙宇和教堂也统一采用相似的构图。
大多数情况下左右各出现三面红旗，与1959年的“三面红旗”有何关联吗？多的时候，左右各出现5面红旗。
红旗之外的黄色麦穗飘带，有时候隐在红旗后方，有时候被夸张地调调，在红旗上有后方环绕出来，或者是后面的红旗的绶带被打倒了前面的红旗上面来。增加了巴洛克的意味。是革命的形象戴上了某种宫廷感。
通过红旗和绶带的存在，授奖被赋予了一种节日感。喜庆的感觉通过这些构图和色彩油然而生。
穗带：作为装饰品，穗带是权力阶层的专利。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三军仪仗带、国旗班及一些将官的礼服上有穗带。民国时期军阀的将军制服也经常看见穗带，可靠的起源是7世纪的欧洲军服。我怀疑最原始的源头是否来自鸟类羽毛和兽类皮毛的不规则边缘。原始人炫耀收获的猎物，确定劳动和征战能力的符号。猎获多的哥们身上就差得多，大家就比较崇拜他。等到多得插不下了，只好改成小丝带来表示。穗带内在地包含了收获或征服的意象？有待专门研究。
红旗的尾部被扎起，避免了红旗下垂，同时形成向外刺出的锐利感。被扎起的多面红旗的部分，在五角星下方形成装饰感很强的下垂对称褶皱，视觉上如同鸟的双翼和尾翼。这样，红旗和五角星一起形成了一种飞翔的姿态。红旗和五角星一起构成了飞翔着的形象，接受群众的仰视。加上本身就处在构图的上延，成一组要素成功地区分了在上者和在下者，
风：由穗带或红旗的飘扬表现出来。大多数情况下，在全包围构图里面红旗和穗带都是静止的，表明了无风状态，更强调肃穆感。在一些三面围合的半包围结构中，红旗和绶带飘起，表明了缝的存在。同时，奖状作为一种纸张的物质感被可以地强调出来，纸张遮挡了背后飘扬的红旗，红旗退居背景，或者纸张的两边卷曲起来露出背面，强调了纸的轻薄。奖状作为一张纸，在这种形式里面获得了自我意识。奖状的正文部分成为一种画中画。风的存在告诉被受奖者：奖励自上方或者远处飘下。风，宣布了被授奖者的轻微，和授奖的那个权力机构的高高在上。
五角星：毫无例外地居于对称构图的正上方。扮演了领导者的形象，是奖状授予者的价值感的核心。在这个构图里面，它是领袖的形象，是整个奖状世界的指导者。星是天上之物，发光之物。它既是被仰望者，被凝视者，它自身也是高高在上的俯视者，和光芒的赐予者。
这样的构图里面，星星作为一种飞行和运动之物的特征被精心地藏匿起来。星星在这里处于永恒的静止状态，不再运行。一旦存在运行，就存在着陨落，这是奖状的授予者不愿涉及的未来。取消时间意识成为一种潜在的欲望。
光芒也不是视觉现象中的敏感交替。这里的星星永远处在光芒的顶峰。有时用辐射线来表示这种光芒，有时用一道白色和红旗区分开来。
经常被遗忘的不单是星的运行，除了星星发出的光，还有另一种光被遗忘了。五角星也是受光之物。为了强调五角星的凸起感，来自外部的光照亮度了它，使五角星每个角上凸起的棱线成为明暗交界线。但是这个来自外部的光线并不是同一个方向，这束光线总是处在每个角的左方。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五角星静止不动，似乎是一个光源以顺时针方向旋转，依次照亮了五角星的每个角。如果我们设想光源静止不动，则意味着五角星在进行逆时针旋转。在海螺的旋转方向中，逆时针旋转的海螺称左旋螺，大多数海螺都是右旋螺，而左旋螺极其稀少。在同一个海域里，几千个海螺都找不到一个左旋的。左旋螺与佛教关系密切，常用于供奉，是不动明王的化身。能转风水。
这组来自外部的光线比五角星更亮，所以它能够在五角星上制造阴影。五角星上的阴影所暗示的外部的光，暗示了某种更高级的存在，使居于构图顶部的五角星成为次一级的存在。然而那个更高的存在者在画面中不可见。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可以看见他的天使。
星的形象成为基本视觉符号的历史，各国国旗的星的研究。
齿轮和麦穗：象征着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在一些更复杂的构图里面，除了齿轮还有一车煤和一桶钢水来铺陈新中国重工业结构的成就，而农业方面，除了麦穗，有时候会添加高粱、玉米棒子、豆荚和棉花花骨朵的造型，使丰盛的感觉更为强化。
但是在等级秩序上，齿轮居于正中，更接近圣像的位置，麦穗向两边延伸，经常退化为装饰图案。处在构图底部的时候，麦穗和齿轮之间用红色的飘带加以连接。飘带通常从齿轮后部出现，向左右延伸，缠绕图案化了的麦穗。
处在构图顶部的时候，齿轮和麦穗围合成一个圆圈，包围了正中的五角星。这类“工农结合”的符号更为明确。但是齿轮处在圆圈的上半部分，麦穗处在下半圆。在此强化了一种等级秩序。这种等级关系暗示了某种价值取向。
有些构图里面，齿轮奇异地消失了。只剩下麦穗环绕在周边。麦穗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整个关于‘“成就”的叙述里面扮演着根基，在构图中取代了一些早期奖状上的传统云纹，扮演包者，“民以食为天”的古老意识通过麦穗获得了起码的尊严。
南京长江大桥：齿轮的形象虽然在等级上高于麦穗，有时候却是可以缺席的。那是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了。齿轮、煤和钢所指涉的新中国工业成就的意象，完全可以由长江大桥本身来支撑。在1968年长江大桥建成之前，画面构图下半部分，文字之下的图像，也是强调工农业结合的。通常用大片的向远处延伸的田野来象征农业，有时田野上面甚至出现牛羊等牲畜。而在地平线的尽头，则出现高压线塔、钢铁厂、烟囱、水库大坝、火车、轮船的形象，空中相应地出现了火箭和飞船。所有这些被当作现代性的象征，同时与民族主义的自豪感相绞缠，为上部的政权的象征物提供了合法性。上部的五角星和红旗，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话语中的“上层建筑”，获得了它的“经济基础”。直到南京长江大桥出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完美地被铸造在一起。长江大桥包含了所有上述现代工业文明的视觉要素：钢梁取代了高压线塔的钢梁结构，向纵深处处的灭点成大透视变形缩小的视觉延伸感，具备了火箭和火车的方向性。大桥的空间结构具有水坝的雄伟，大桥的下面有火车穿行，火车冒出的浓烟置换了钢铁厂的烟囱。
所有的元素在一个形象中全面具备，甚至，上层建筑中的红旗的形象在这里获得了呼应。红旗仿佛由空中降临人间，成为既成事实。从此，意识形态描述中的社会结构，获得了一个现世的场地。
大桥没有从侧面被描绘，而是大量采用四分之三侧面。这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自身可以置入其中的场景，如同一个镜框式舞台。预设的视点似乎把观者放在桥面上，强调着场景的现实性，意识形态描述中的理想已经提前到来，成为脚下的一条现实的道路。同时，这个视点又是略高于大桥的路面，在长江大桥之旁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制高点可以拍摄或写生。这样一个想象的视点划定了长江大桥的位置：它是现世的存在，又是超越了每一个可能的个体的存在。奖状画面中的大桥观看者的主体是一个朝个人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做群众。
遵循焦点透视的桥身结构向纵深处发展，到长江对岸的远山停止---这个空间间并没有无限制地向平远方向延伸，而是一个进深有限的浅空间。从而天空成为背景的幕布。准备好开始书写。
文字：有可能的情况下，即使是采用廉价的刻蜡纸油印，也要把手写体和印刷字体加以区分。印刷字体通常采用宋体和仿宋体。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印刷感，与手写字体制造区别。印刷字体的空白部分，用下划线流出空间，以手写体填写上被授奖者的姓名，授奖的级别和理由。
印刷体表明了获奖者的数量，并不是只有一个获奖人。同时印刷体的不露声色，赋予授奖行为更大的权威性。而某个人的字体所书写的手写体部分，表明了奖项授予的偶然性：它是由某些个特定的个人做作出的决定。这些个人用手写体书写你的姓名，等于“亲手”颁发这一奖项。这种亲手的性质，使奖状带上一种人情味。奖状的权威力量，在这里被利用来宣告某个具体的个人的权威性。是他决定你成为获奖者。手写体富于人情味地暗示了这一层关系。
公章：公章其实是整个奖状构图里最不被阅读的要素。与其说公正证明了颁奖单位的合法性，不如说是证明了整份奖状的真实有效性。事实上，具备上述所有要素的奖状曾经几乎在任何一个文具店里面都可以买到。公章在奖状上出现，更像邮戳在邮票的边角上出现，证明了事务确实在生活中被使用过。公章在这里远没有被授奖人的姓名来的重要。因此，公章在奖状上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人们并不那么在乎颁奖部门作为一个“单位”是否还存在，但是有一个公章存在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