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穿行”顾雄和杨述展览题记 ---叶永青
“无边的穿行”顾雄和杨述展览题记 ---叶永青
“你在哪儿？”飞机刚降落在纽约，刚打开手机，跳出翁菱的短信。不久前在北京新开张的画廊首展上，她也这样以“我们在哪儿？”自我设题。
哈得逊河上空阴云低垂，苏荷的小旅店也是出奇的冷，提前到来的寒流似乎是告诉始料未及的人们，这是真正的严冬。这样的时刻，远在北京的翁菱，将在其位于天安门广场旁的画廊，准备两位资深的四川当代艺术家顾雄和杨述的双个展，一个月以来，我碾转和周游世界的途中，不断收到画廊的策展人汤静发来的提醒：该为顾雄和杨述写点什么了？在云南丽江、大理、四川和重庆、北京、印尼和纽约的旅程，这样的念头不时泛起，奇怪的是，每每想起顾雄和杨述两位老友，记忆总是与黑暗潮湿的车站、码头联系在一起，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一同出发，穿越岁月的黑暗和迷雾，这些从不同角落和不同的时空交叠的场景以及情节的演变，构成了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节点和了解他们精神世界的线索。
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如果没有昨天，今天仍是空白一片，我们内心的体验总是带着昨天的积淀和过去的日子走过来，仍然在我们今天的躯体里跳动，我们的精神无法突然摆脱过去，象自己的愿望的那样成长和忘却。那么，昨天仍然是存在的，它深存于我们的感觉和记忆之中，无数个昨日的叠加，不仅使我们的外貌，更使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方式脱胎换骨。
20年前的秋天的暗夜，长江朝天门码头，顾雄、张晓刚和我登上了沿江而下的轮船，在船甲板上我们象几个早期的革命党，围聚在一角，周围是无尽的黑暗和远方寂寥的渔火，晓刚不停地抱怨他仍未收到正式的开会邀请。我们此行，是前往安徽黄山参加召开的现代艺术研讨会。这是85以来的“武林大会”是对于经历了80年代文化思潮洗礼的艺术界的一次检阅，那时我和张晓刚瘦骨怜仃，胡子拉茬，长发披肩是典型的愤青和事主。与当年流行的主流艺术格格不入，是川美的异端和反叛的化身。刚由加拿大返国的顾雄虽长得白净高大，浑身洋气，却与我俩臭味相投，是现代艺术的同情者和实践者，被我们引以为知己。那时候我们是四川美院现代艺术的星星之火，另外能与我们遥相呼应的火种就是云南的大毛和老潘以及在贵阳的成肖玉了。我们已约好，这次共赴黄山，刚入道的吕澎和王林是新认识的批评家，他们象小狗撒尿一般把西南三省确认为我们的自己的地盘。江轮在千里江陵中穿行，清晨驶过三峡的时候，我又一次整理了行李中的幻灯片，象是清点行走江湖的本钱；杨述、任小林、王毅、许仲敏、朱小禾、忻海洲、沈晓彤、郭伟、何森、陈文波……是代表性的人物。
80年代的绘画主流，仍然是延续四川油画乡土写实主义，“小、苦、旧”风格的发扬和庸俗化，虚假的样式化风情和造作的艺术趣味，仍是大多数艺术家津津有味的追求。顾雄和杨述的艺术明显地区别于此。
顾雄是我大学同届的同学，学习版画的研究生毕业后，赴加拿大研修当代艺术。英俊、高大、爽朗是传说中的少女杀手和阳光男孩。86年去班福的加拿大艺术中的经历，使其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关注和讨论文化冲突和反思文化身份的艺术家。顾雄对上述问题的思辩，不是枯燥和空洞的文化教条，而是他由自身生活经历和亲身遭遇引发的灵感和体悟，其作品《网》的表达象他热爱的黑白木刻般的单纯，简洁和直露，明澄照人。“网是文化的视觉形象，人创造了文化，同时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束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只有冲破这种网，才能获得自由。”顾雄正是从亲身的经历中，感受到现实和文化的樊篱，并试图在作品中将创作的视野从中国本土的现实矛盾转向了对于国际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的语境之中。
杨述一直从川美附中升至研究生毕业留校，是长发飘逸的少年才俊。同学们都叫他“猫儿”猫是人见人爱却无法驯服的动物。乖巧、聪敏、才气横溢却走位飘浮。杨述的艺术从开始就是显露了强烈的绘画天赋，轻松的述事，冲动的笔触，被破坏的图象，在自由和节制间游弋式的绘画风格是对流行的四川绘画约定俗成的伪现实主义的情节性观念的反动。城市、面孔、梦境、数字和拼音以及资讯纷至袭来，构成了杨述具有破坏力的视觉游戏。杨述的绘画使人想起那些公众和集体的涂鸦乃至村庄民舍间胡乱粉刷的标记。“那是一种无常的语言，思想的符号，闪跃着人们的心灵。”符号不仅仅传达严肃的观念，也传达思想、愿望、反对意见。挑衅和嘲讽。
80年代的确是一个冲动的年代，经历过80年代前期文化洗礼的人们，总是难以忘怀那些热闹的场面，虽然那些的文化存在诸多的夸张和谬误。但是，那毕竟是一个在文化上有追求的年代。89年冬，我和顾雄一家，杨述、张晓刚结伴登上赴京的列车，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象一群那个年头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浪的民工，我们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拆开的画框、画布和作品、方便画、展览通知书和数目可怜全部积蓄，象一支随时准备开赴前线的敢死队带上了全部的家当。
在80年代神话的最后舞台上，现代艺术大展上演了八仙过海的招式：卖虾、洗脚、孵蛋、撒避孕套，开枪、直到关展，顾雄穿上了连夜绘制的“网”服，站在一楼默默的看着这些热闹的演出，杨述在二楼摆开了他带来的近十米的巨幅红墙。但无论顾雄白黑分明的网和杨述的红墙，这样的表现性的浓墨重彩并没有赢来过多的目光，几乎所有的灯光和目光都投向了那些事件、新闻和争吵构成的主角和中心。顾雄、杨述以及我们再次成为失语和沉默的一群。不管主动还是被动，80年代是突然死亡的，人们不得不在怀念这个舞台的同时，又努力等待这个大而无当的神话的破产，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些回忆，而且是一堆值得面对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最后各自卖掉了自己参加大展的作品，使自己避免了身无分文还要将作品和画框运回黄桷坪的尴尬境地。今天，出现在市场和拍卖会上竞价的这些作品。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而80年代的谢幕，以一场交易结束，这多少伴随着一种戏剧性的嘲讽和挫折感。这一切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理解。
89年的一系列改变，使顾雄再次回到加拿大，带去了妻子和女儿，开始了他们全家彻底意义的离开原乡母土的生涯。移民，脱离母语的顾雄，以更强烈的方式感觉这种失落，肉体感觉的中断——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栖身异域使他对这种失落尤其敏感。但也可以使顾雄以更切身的方式去讨论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生存的压力并未阻止他在异国他乡创作的能量。在多伦多这个佰生的世界，迎着地下室照进的阳光，他描绘和讲述着自己的处境，迁涉移民的心路历程从他最质朴语言中一一道来。假如艺术部分的存在是要寻找穿透现实的新的视角，那么，再一次的背井离乡和由此获得更远大的地理视野，应当为我们提供这样新文化角度及视界。在孤独和压抑的现实中，接受着全球化社会的同化和影响，在开放和自由中保持其个人的文化空间和独立性，在与西方中心的冲突中，表达和展示出“我”的世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挣扎中顾雄重新获得了重生。
90年代我热衷于在世界的游走，从未停止旅行，从未停止由亚洲或欧洲以及北美的某处出发，跨越千水千山，去打量和体会那些从未嘱目的“别处”，这样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记得那时每当回到黄桷坪。已经渐成风气的一群朋友，要通过“每周一锅”分享这些见闻和体会，不断有一些新的面孔出现在周围：陈卫闽、刘虹、奉正杰、赵能智、何晋伟、郭晋、钟飚、张小涛、杨冕、廖一百、王大军、李川、李勇、赵波、任前、高禹、惠欣……那些激情荡漾的时刻和这些名字使那段时光变得温暖动人。
95年我和老栗、廖雯、张奇开、刘虹乘欧洲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白天我们在老城的小巷水港和博物馆中穿来窜去，晚上在杨述在美术学院的阁楼画室，在七横八竖的涂鸦中，我在那儿打地辅，喝大酒，把木板踩得吱吱作响，96年去纽约，我扣了个墨镜和扎马尾辫的杨述还有戴瓜皮帽的晓刚冒充越南帮在牙买加大街上闲逛，壮着胆子向高大的黑人讨烟抽，2000年在印度老德里，杨述和我被那个不断问你“you happy?”的黑胖导游带着，迷失在蜘蛛网一样的旧街和破庙中……杨述的绘画此时已经渐变为一种无边界的游吟叙事风格般的说唱：阅读、旅行、抒写、见闻、欲望、私密、冲突、废物和身体的即兴和声，表达着紧张、机会、记忆、痛苦和慰藉。2003年的丽江国际工作展示节期间，杨述与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一起工作，杨述在丽江的木府为自己造了一个木匣子，杨述在里面用动物鲜血和白色石灰作画，在个人狭小的空间，街头巷尾的涂抹和暴力性标语符号，转化在绘画行为和废弃物构成的现场中，象一场莫明的浩劫，一场无端的争斗，杨述和观者都始终不能解答，这场冲突因何而起？
一周前，我又回到重庆黄桷坪，杨述这样描述它：“有些景象是永恒的，矗立的烟窗，不停地冒烟，市井生动，便宜的生活，永远象一幅世纪末的图景……这就是我的放逐地。”这个城乡小镇和20年前一样落后、嘲杂。不同的是当代艺术已经在这儿以最疯狂的方式登堂入室，大街上涂满漫画，仓库和楼房变成了生产艺术的作坊，教室里满是准备用艺术改变生活的学艺考生。昔日艰难奋斗的被称为“黄飘”的职业艺术家已经大部分移师京城。拜时代所赐，早年因为描绘农民的面孔，而倍受荣誉与争议的学生罗中立，已经成为这个学府的领导者；他的同学张晓刚更是成为中国和世界的神话，是当代艺术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被媒体称为市场的“天王”；我自己则由于艺术愤青蜕变为一个当代艺术生活方式的叫卖者，现在又回归到艺术的表达者的本色，居住在北京；顾雄全家定居去加拿大温哥华，任教于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系，成为华人中少有的在北美当代艺术重要的学者和活跃的艺术家，常常担任加拿大各种最高艺术奖项的评委；杨述仍留在他所形容的“放逐地”黄桷坪，他创办并主持的艺术空间为新的艺术后进者和国际驻留的艺术家们提供温床和实验田。是黄桷坪这个艺术根据地的学术核心。
一切成功或失败只不过是一种时间的策略而已。因挫折<
“你在哪儿？”飞机刚降落在纽约，刚打开手机，跳出翁菱的短信。不久前在北京新开张的画廊首展上，她也这样以“我们在哪儿？”自我设题。
哈得逊河上空阴云低垂，苏荷的小旅店也是出奇的冷，提前到来的寒流似乎是告诉始料未及的人们，这是真正的严冬。这样的时刻，远在北京的翁菱，将在其位于天安门广场旁的画廊，准备两位资深的四川当代艺术家顾雄和杨述的双个展，一个月以来，我碾转和周游世界的途中，不断收到画廊的策展人汤静发来的提醒：该为顾雄和杨述写点什么了？在云南丽江、大理、四川和重庆、北京、印尼和纽约的旅程，这样的念头不时泛起，奇怪的是，每每想起顾雄和杨述两位老友，记忆总是与黑暗潮湿的车站、码头联系在一起，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一同出发，穿越岁月的黑暗和迷雾，这些从不同角落和不同的时空交叠的场景以及情节的演变，构成了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节点和了解他们精神世界的线索。
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如果没有昨天，今天仍是空白一片，我们内心的体验总是带着昨天的积淀和过去的日子走过来，仍然在我们今天的躯体里跳动，我们的精神无法突然摆脱过去，象自己的愿望的那样成长和忘却。那么，昨天仍然是存在的，它深存于我们的感觉和记忆之中，无数个昨日的叠加，不仅使我们的外貌，更使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和艺术方式脱胎换骨。
20年前的秋天的暗夜，长江朝天门码头，顾雄、张晓刚和我登上了沿江而下的轮船，在船甲板上我们象几个早期的革命党，围聚在一角，周围是无尽的黑暗和远方寂寥的渔火，晓刚不停地抱怨他仍未收到正式的开会邀请。我们此行，是前往安徽黄山参加召开的现代艺术研讨会。这是85以来的“武林大会”是对于经历了80年代文化思潮洗礼的艺术界的一次检阅，那时我和张晓刚瘦骨怜仃，胡子拉茬，长发披肩是典型的愤青和事主。与当年流行的主流艺术格格不入，是川美的异端和反叛的化身。刚由加拿大返国的顾雄虽长得白净高大，浑身洋气，却与我俩臭味相投，是现代艺术的同情者和实践者，被我们引以为知己。那时候我们是四川美院现代艺术的星星之火，另外能与我们遥相呼应的火种就是云南的大毛和老潘以及在贵阳的成肖玉了。我们已约好，这次共赴黄山，刚入道的吕澎和王林是新认识的批评家，他们象小狗撒尿一般把西南三省确认为我们的自己的地盘。江轮在千里江陵中穿行，清晨驶过三峡的时候，我又一次整理了行李中的幻灯片，象是清点行走江湖的本钱；杨述、任小林、王毅、许仲敏、朱小禾、忻海洲、沈晓彤、郭伟、何森、陈文波……是代表性的人物。
80年代的绘画主流，仍然是延续四川油画乡土写实主义，“小、苦、旧”风格的发扬和庸俗化，虚假的样式化风情和造作的艺术趣味，仍是大多数艺术家津津有味的追求。顾雄和杨述的艺术明显地区别于此。
顾雄是我大学同届的同学，学习版画的研究生毕业后，赴加拿大研修当代艺术。英俊、高大、爽朗是传说中的少女杀手和阳光男孩。86年去班福的加拿大艺术中的经历，使其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关注和讨论文化冲突和反思文化身份的艺术家。顾雄对上述问题的思辩，不是枯燥和空洞的文化教条，而是他由自身生活经历和亲身遭遇引发的灵感和体悟，其作品《网》的表达象他热爱的黑白木刻般的单纯，简洁和直露，明澄照人。“网是文化的视觉形象，人创造了文化，同时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束缚。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只有冲破这种网，才能获得自由。”顾雄正是从亲身的经历中，感受到现实和文化的樊篱，并试图在作品中将创作的视野从中国本土的现实矛盾转向了对于国际文化身份的差异和认同的语境之中。
杨述一直从川美附中升至研究生毕业留校，是长发飘逸的少年才俊。同学们都叫他“猫儿”猫是人见人爱却无法驯服的动物。乖巧、聪敏、才气横溢却走位飘浮。杨述的艺术从开始就是显露了强烈的绘画天赋，轻松的述事，冲动的笔触，被破坏的图象，在自由和节制间游弋式的绘画风格是对流行的四川绘画约定俗成的伪现实主义的情节性观念的反动。城市、面孔、梦境、数字和拼音以及资讯纷至袭来，构成了杨述具有破坏力的视觉游戏。杨述的绘画使人想起那些公众和集体的涂鸦乃至村庄民舍间胡乱粉刷的标记。“那是一种无常的语言，思想的符号，闪跃着人们的心灵。”符号不仅仅传达严肃的观念，也传达思想、愿望、反对意见。挑衅和嘲讽。
80年代的确是一个冲动的年代，经历过80年代前期文化洗礼的人们，总是难以忘怀那些热闹的场面，虽然那些的文化存在诸多的夸张和谬误。但是，那毕竟是一个在文化上有追求的年代。89年冬，我和顾雄一家，杨述、张晓刚结伴登上赴京的列车，参加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象一群那个年头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浪的民工，我们背负着沉重的行李：拆开的画框、画布和作品、方便画、展览通知书和数目可怜全部积蓄，象一支随时准备开赴前线的敢死队带上了全部的家当。
在80年代神话的最后舞台上，现代艺术大展上演了八仙过海的招式：卖虾、洗脚、孵蛋、撒避孕套，开枪、直到关展，顾雄穿上了连夜绘制的“网”服，站在一楼默默的看着这些热闹的演出，杨述在二楼摆开了他带来的近十米的巨幅红墙。但无论顾雄白黑分明的网和杨述的红墙，这样的表现性的浓墨重彩并没有赢来过多的目光，几乎所有的灯光和目光都投向了那些事件、新闻和争吵构成的主角和中心。顾雄、杨述以及我们再次成为失语和沉默的一群。不管主动还是被动，80年代是突然死亡的，人们不得不在怀念这个舞台的同时，又努力等待这个大而无当的神话的破产，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些回忆，而且是一堆值得面对的问题。
幸运的是我们最后各自卖掉了自己参加大展的作品，使自己避免了身无分文还要将作品和画框运回黄桷坪的尴尬境地。今天，出现在市场和拍卖会上竞价的这些作品。有时会给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而80年代的谢幕，以一场交易结束，这多少伴随着一种戏剧性的嘲讽和挫折感。这一切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理解。
89年的一系列改变，使顾雄再次回到加拿大，带去了妻子和女儿，开始了他们全家彻底意义的离开原乡母土的生涯。移民，脱离母语的顾雄，以更强烈的方式感觉这种失落，肉体感觉的中断——置身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栖身异域使他对这种失落尤其敏感。但也可以使顾雄以更切身的方式去讨论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生存的压力并未阻止他在异国他乡创作的能量。在多伦多这个佰生的世界，迎着地下室照进的阳光，他描绘和讲述着自己的处境，迁涉移民的心路历程从他最质朴语言中一一道来。假如艺术部分的存在是要寻找穿透现实的新的视角，那么，再一次的背井离乡和由此获得更远大的地理视野，应当为我们提供这样新文化角度及视界。在孤独和压抑的现实中，接受着全球化社会的同化和影响，在开放和自由中保持其个人的文化空间和独立性，在与西方中心的冲突中，表达和展示出“我”的世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挣扎中顾雄重新获得了重生。
90年代我热衷于在世界的游走，从未停止旅行，从未停止由亚洲或欧洲以及北美的某处出发，跨越千水千山，去打量和体会那些从未嘱目的“别处”，这样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记得那时每当回到黄桷坪。已经渐成风气的一群朋友，要通过“每周一锅”分享这些见闻和体会，不断有一些新的面孔出现在周围：陈卫闽、刘虹、奉正杰、赵能智、何晋伟、郭晋、钟飚、张小涛、杨冕、廖一百、王大军、李川、李勇、赵波、任前、高禹、惠欣……那些激情荡漾的时刻和这些名字使那段时光变得温暖动人。
95年我和老栗、廖雯、张奇开、刘虹乘欧洲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白天我们在老城的小巷水港和博物馆中穿来窜去，晚上在杨述在美术学院的阁楼画室，在七横八竖的涂鸦中，我在那儿打地辅，喝大酒，把木板踩得吱吱作响，96年去纽约，我扣了个墨镜和扎马尾辫的杨述还有戴瓜皮帽的晓刚冒充越南帮在牙买加大街上闲逛，壮着胆子向高大的黑人讨烟抽，2000年在印度老德里，杨述和我被那个不断问你“you happy?”的黑胖导游带着，迷失在蜘蛛网一样的旧街和破庙中……杨述的绘画此时已经渐变为一种无边界的游吟叙事风格般的说唱：阅读、旅行、抒写、见闻、欲望、私密、冲突、废物和身体的即兴和声，表达着紧张、机会、记忆、痛苦和慰藉。2003年的丽江国际工作展示节期间，杨述与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一起工作，杨述在丽江的木府为自己造了一个木匣子，杨述在里面用动物鲜血和白色石灰作画，在个人狭小的空间，街头巷尾的涂抹和暴力性标语符号，转化在绘画行为和废弃物构成的现场中，象一场莫明的浩劫，一场无端的争斗，杨述和观者都始终不能解答，这场冲突因何而起？
一周前，我又回到重庆黄桷坪，杨述这样描述它：“有些景象是永恒的，矗立的烟窗，不停地冒烟，市井生动，便宜的生活，永远象一幅世纪末的图景……这就是我的放逐地。”这个城乡小镇和20年前一样落后、嘲杂。不同的是当代艺术已经在这儿以最疯狂的方式登堂入室，大街上涂满漫画，仓库和楼房变成了生产艺术的作坊，教室里满是准备用艺术改变生活的学艺考生。昔日艰难奋斗的被称为“黄飘”的职业艺术家已经大部分移师京城。拜时代所赐，早年因为描绘农民的面孔，而倍受荣誉与争议的学生罗中立，已经成为这个学府的领导者；他的同学张晓刚更是成为中国和世界的神话，是当代艺术的炙手可热的人物，被媒体称为市场的“天王”；我自己则由于艺术愤青蜕变为一个当代艺术生活方式的叫卖者，现在又回归到艺术的表达者的本色，居住在北京；顾雄全家定居去加拿大温哥华，任教于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系，成为华人中少有的在北美当代艺术重要的学者和活跃的艺术家，常常担任加拿大各种最高艺术奖项的评委；杨述仍留在他所形容的“放逐地”黄桷坪，他创办并主持的艺术空间为新的艺术后进者和国际驻留的艺术家们提供温床和实验田。是黄桷坪这个艺术根据地的学术核心。
一切成功或失败只不过是一种时间的策略而已。因挫折<
kao 纽约了不起吗
呵呵，了解下他们成名之前苦难的日子~
顶杨述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