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之渡――与大张在拉萨的日子

文／戴光郁

一

 

“这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枯树败枝上连往昔困兽犹斗的寒鸦也没了踪影，这个世纪末终了之日的倒计时日－－１９９９年最后的时日，我的大脑凝滞了好一阵子，三日，或许七日？我的心特别冷，好象一种拯救的呼唤在撕扯着灵魂，我揣度着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这是一种感应上的不祥之兆？总之，不是因为寒冷的剌痛使我头脑有挫顿之感，再冷酷的刺痛都承受过了，还有什么更冷涩的事能让我思绪不畅、脑际若损？伴随着世纪末钟声的新年祝福，这个充满不人性的世界不理智的人庄严而激昂的携手共进，跨入了新世纪之门－－２０００年。人们心情激越，翘首以待，人们憧憬着明天更美好。从时间段落上看，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似乎就认定：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前那一刻的钟声，是告别旧时代进入新纪元的开端。所以人们尤其关心，自己的两只脚是否真的放进了新世纪之门。另一些人则从数字推算结构上看出，说零一年才是进入新世纪开始的初年，而并不是零零年。人们有些迷惑不安，上帝没有事先将这事交待清楚，这倒成了难题。

上帝的事归上帝的事，纪元计算的事爱怎么算就怎么算。我要说的是，你们这些在时间的光阴中随波逐流的人哪，两只脚放进了新世纪之门却不思不想，碌碌无为一生又有何意义？现在有一人－－我最尊敬的人，已看透了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人，不愿与你们挤在一块儿，混进一个继续无聊的世界。他止住了自己生命的步伐，就在你们鱼拥而入世纪之门时，他永远地关上自己生命之门，不再行走。他不愿让这个丑陋的世界继续糟蹋他的灵魂！

当人们还在为究竟新世纪初年从何时算起才是正确而喋喋不休时，零零年元月某晚某时，我接到一个远方电话，一个叫张小泉的，据信是张盛泉弟弟的人，在电话另一端声情俱伤的告诉我一个消息：大张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日，在大同自己家中自杀身亡！

这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让人扼腕恸哭的噩耗！

这是震悚灵魂、横空而来的晴天霹雳。真难形容我在接听电话后的神情，除了悲伤，还有什么能表达我的内心伤痛呢！我的呼吸在寒冷空气中凝结，天旋地转的大地在凛冽寒风中忽然凝固。难怪寒鸦不见了踪影！难怪我心如此的灰冷！

现在，星陨石落，日月无晖，我们失去了一位正直、善良而优秀的艺术家，这个世界还会有什么更多更好、更有教益的事发生呢？有意思的人接踵而去，活着的好人屈指可数。相信这世界会越来越无聊，至少在艺术界是这样！大张啊，我的好兄弟，你为何以这样方式撒手人寰弃我而去？那些该死的却厚颜无耻的赖着不走，不该走的倒却走了，这是什么世道……

大张走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空乏的世界。”

 

这是２０００年初，写在我笔记本上一篇纪念大张的悼文开头一段。如今掐指一算，整整八年又半载的时间过去了，真是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哪堪回首。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八年的时间不能说长也不能说短，更不能说变化不大，仅艺术圈那些当年同仁们，多半不是变节就是投降，看看他们一个个浑圆肥硕发福发富、不思进取的模样，大张兄若九泉有知，当是不齿于牵挂这些人的。而兄弟我，亦如与大张当年谋面拉萨时两相惊谔惺惺相惜的情境，还是两袖清风，依然故我凛凛然也。大张没有枉交我这个兄弟，就放心的云游天堂去吧。

事实上，我与大张相识甚晚，却缘份不浅。相识前我们就知道、且相互欣赏对方，因为我们明白对方的品质，正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就此而论，我与大张相识相知久矣！难怪小泉在整理大张遗物时，发现了戴光郁这个名字与他哥哥是多么紧密，也难怪小泉在除当地朋友外，第一时间里第一个联系上我这样千里之外的朋友，通报了大张自杀的消息。当小泉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时，我两眼是有些湿润的。我意识到大张太需要我这个朋友，太需要一种精神上的交流了，而我，答应去大同看望他，却总未成行。尚未再得一见，大张兄却乘鹤仙去，继续他的“孤独之旅”――不过这次是在天堂，我们如何得以再会？这是难以追回的遗憾，无法弥补！遥想当年有大张在时，尽管世事艰难多污浊之气，艺术领域的天空还算透明，再审度这八年当中，每每看到那些错把艺术视作生存工具或手段的庸人们，我就想起执艺态度截然相反的大张。我怀念大张，他象清澈若水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并撕开丑陋世象的伪装，同时也照亮我的面孔。嗟乎大张，何不继续与兄弟我并肩战斗，直至拨乱反正，书写一纸未来中国真正需要的美术史，再休笔作罢！

昨天，接到普林兄电话，知道他正着手编撰一本有关大张的画册。普林邀我写篇文章，以彰纪念之情。我不但愿意，而且应非常投入，首先，不才光郁那般受到大张错爱，而光郁却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大张纪念活动，实不应该。再则，寄托哀思之情虽重在内心与真诚，而怯于表面形式，但若古人所说：“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而只能独自悲伤的话，我们寄托哀思的悲怆之情不能传递，也不是纪念归西亡友的好方式。另一点尤为重要的，是我近年交友之道见解有变，即尽量多做减法不做加法，而普林是怎样也减不掉的那类值得信赖的铮铮挚友。这个世界有意思的人越来越少，与普林同做一件愿意做的事，是惬意的，更是有意义的。获悉小泉将把大张遗物无条件的交给普林供研究用，我认为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将告慰于作别人世的大张兄，在这个让他厌恶的丑陋世界，有人惦记着他。

二

前面说了，我与大张相识较晚，那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加上他辞世后的日子迄今，也不过十二个年头而已。可是，我们属于神交已久再相逢，相知相识缘份深的老朋故友那一类人，一旦相识，来日必是莫逆之交。因为我们志趣相投，所以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和大张第一次见面就如久别老友般，那么默契自然，畅所欲言。自此以后坦诚交往至大张突然辞世仅四年不到，我们的友谊却象真金火炼验证过的四十年。我甚至常常感觉，大张还在他那大同浸透了艺术味儿的斗室里等着我的造访。我和大张的友谊充满了古意，其状也，若大唐李杜之于洛阳会、古道先贤之于长亭别，先神交已久，后相见恨晚，再惜别伤怀，又感念不悌。人的交往就是奇怪，我碰见过很多人说的那种“大腕级”人物，摆谱也好、低调也罢，不神投意合，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儿，这叫志趣迥异道不谋合。而另有一种人呢，学识修养都好的，可内心比较复杂，言谈刻意雕琢好卖弄，凑到一起极不自然，还很累。我是讲求任意豁达、大智若愚，行事低调的生活恬淡者，碰到这类吹毛求疵者，也必讳避之。

１９９６年８月，一群横跨行囊、有若古代行者风范的人，忽然出现在拉萨街头，令街头景观豁然一变。当然，他们不是游侠闯市，不是牛仔越场。他们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专赴拉萨参加中美“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其中一位引人注目者就是大同大张。大张身高一米九，口方鼻直，一双丹凤朝阳眼，飘逸长发形若盘古，上身穿特大号草绿军装，下身穿公安蓝长裤。我还注意到，其脚上穿的两只布鞋前端，均被剪刀剪出个粗糙的半圆口子，没有袜子遮挡的脚指头显山露水的向着大家。当然了，这一切都显明他是个不修边幅的人。这种行头的大个子在路上与人擦肩而过，不让人惊谔才怪呢，尤其在西藏这样笃信宗教的雪域高原，神秘事物层出不穷。难怪一路上有遇好事的藏民，就非要说他是“神”。一次我们同去哲蚌寺，甚至一班刚下功课的僧侣们迎面而至，猛的一个照面先是一怔，睨上一眼再一躬身一叩首的，口中念念有词，大致的意思恐怕也是在说遇见“神”了。生活中很多事就这样，好玩也罢、荒唐也罢，都不由你来定夺，也不由你来控制，即或是事因你而起，也歇着罢，至于解密权，留着罢。信也否？其实都不重要了。不信的话，别人都会笑谑你不识相，大张现在就遇到了这个情况，有人非要说他是神，给解释说“不是”还不成了。也无所谓，好玩就行，何况大张身上就是有股让藏人神迷心窍的神仙气，估计大张留在西藏不走的话，日子肯定会过得不是神仙赛似神仙。大张当然知道这是个玩笑，我们当然也知道大张就是位普普通通的艺术家，而且是个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温良恭俭让者，这一点，我能证明。

记得那次我是初入拉萨，不知深浅，只凭之前多次进出藏区的经历，以为自己身子骨硬朗，不辨拉萨菽麦，一下飞机就解带宽衣，光着膀子迎风而去。公车同座继祥兄示范性地从背囊里抽出一件早备好的登山背心，往身上一笼，说：“戴伯儿，小心感冒哦！我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喽。”我一听，望着全开的车窗外，回应道：“嘿，李大爷，别那么娇气，看看外面风景多好！”听着继祥的忠告，却继续执迷不悟，朝向呼啸的车窗拼命吸着拉萨的气息。约莫四十分钟，我们到达目的地，下榻于“八朗学旅馆”。放下行囊，旋即奔赴活动现场－－沿拉萨河边一路勘定作品实施位置。路上与大张象不期而遇的游侠，我们握手致意自报姓名，算是认识了，有点“水浒”好汉相识的遗风。又路上看到山东艺术家张蕾，鼻孔插着氧气吊袋软管，脸肿得冬瓜一般，据说两天前刚到时不慎感冒，就弄成了这样子，蛮值得同情的。没想到，晚饭前一行考察人员回到住地时，横遭高原风寒侵袭的我，感冒急性发作，也成了蛮值得同情的人。事实上，当我躺在被窝里象个垂死者低声呻吟时，我知道我已铸成大错。这儿是不容许犯这种错的，尤其是初来乍到者，一旦发烧致肺炎，就只能收拾行囊打道回府了，不信的话，就阴曹地府见。现在病已入七分，能否挺住，只待今夜一观。就我这样走南闯北的人而言，这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而且，因为率性，总是一犯再犯，奈何？

别人去进晚餐时，我因身体发烧，早已不省人事了，一阵迷糊挣扎后在痛苦中进入梦乡。也不知睡了多久，当我醒来时，两眼目力所及都已漆黑一片，万籁俱寂。顿了顿身子，才回想起自己白天犯错所遭致的下场，真是可怜可悲。如果这不算血的教训，至少也可收录进极地探险手册注意事项。总之，图一时痛快自酿苦果的我，此时满脑子求生愿望，想象力也愈发丰富起来，身体尽管苦不堪言，却尽量从脑海死角抓出一些诸如杰克．伦敦、海明威这类人的故事出来鼓励自己要站起来。想着想着，迷糊中看见前面，临门一床上有人卷曲着身体倚墙而坐，定睛一看，原来是大张。听着隔床同行者的酣睡声，我想，大张为何不睡呢？而且，似乎他身体有些不适，左移右挪半天好象还是不行。这时，只见大张从床上轻轻撑起，穿上鞋子，轻手轻脚的走向房门，把门拴解开后，轻得不能再轻、慢得不能再慢地开开门，然后关上门，出去踱步了。天那，这个过程我估计大张足足用了十几分钟！使原本咯吱咯吱的木门没有发出丁点儿声音。嗨！大张怕影响别人休息，竟这样严于律己，这难道不是人间最美的道德情操吗？这个细节让我提前读懂了一个将会把我视若兄弟的人，真不知道“大善至美”一词的涵义还可找到什么具体行动来诠释了。

翌日，我高烧已退，病情快速好转。同行者们纷纷外出一探拉萨城面目，留下尚需休养的我，房间里空荡荡的，静极了。享受了片刻的面壁沉思，正想着昨晚让人感动的一幕，门开了，是大张，觉得十分亲切。说实话，现在大张让我肃然起敬，没更多原因，只此“开门，关门”一例够了。一阵寒暖问候，我们相对而坐，突然想起带着的成都花茶，马上想砌茶待客，大张说他不喝茶，“那白开水总喝罢。”我问道。“也不。”但转眼看我有些犯难的样子，“那好，白开水。”大张补充一句。待我正欲把川人于生活上的穷讲究贯彻下去时，大张应声而至“我来，你多休息。”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对话，原来，大张昨晚不是不想睡，而是无法睡，多年的病痛折磨使其神经中枢系统紊乱无常，疾病衰身心理暗示的精神压迫，导致神经系统极度紧张悸动，严重失眠使自己亢奋无度。因为这些状况，他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站立着，天长日久，足部血压增高，血管膨胀，一旦平躺床上，倾刻间会因血脉不畅使足部肿胀、疼痛难忍。所以，大张很多年来从不平躺睡觉，昨晚一幕皆属“正常”。至于“开门，关门”动作，乃实属道德范畴，是大张的个人品质，亦不在此话列了。听罢这些，看看大张呈示眼前的小腿及脚板－－民间称为“象皮腿”的肿胀症状，心里及为不平！为何此一病魔非要找上大张这么好的人？如果苍天有耳，敢问造物主有否明察？

不过，与大张谈疾病与苦痛只是对话的开场白，谈艺术与体制问题，身体与权力问题才是我们话题的核心。而且，这个话题一直在我们的交往中持续着，就从那一天开始。
后来我发现，大张与我在一块儿谈话时，言，无所不及、语，腾蛟起凤，而多数场合面对各类人等，他话不多，或基本不说。我明白，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惠赐，因为在这样的交流中，我自己也会获益，从而进步。先贤有云：“惟有高度相称者，方能同处论道，”此话果真不虚？因为我自己也是“情况大至如此，”信焉！

坐在客次窗前，一缕阳光从我茶杯前象日晷的时针，缓缓的移动到大张白开水杯前，谈话须臾就是几小时。我看见，大张的白开水原位不动的停在那里，在阳光映射下显得格外晶莹，望着大张真诚的面孔，水杯也被衬托得美白如玉。循着光线来路看去，眼前藏式窗户框出的蓝天白云顿时提醒我们，此时此刻，是在西藏。这儿空气是那么清新，天空是那样湛蓝，坐在屋里谈话，外面被反衬得十分安静，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个清净世界！我问大张：“喜欢西藏吗？”“岂止喜欢，完全是爱慕。你呢？”“既爱慕又崇仰！”我回答，“汉人对大自然已经没有了敬畏感，可在西藏还有，这让我欣慰。这个非常重要，没有敬畏感，人的恶性就蹦出来，肆意妄为，愚蠢无比。”我继续说道。“汉民族是彻底放弃了人的尊严，无意志、不思想、不作为，象茅坑里的蛆虫一样可怜又恶臭，真没救。”大张说。“一点没错，不思想、无作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八九之后，人们滑向另一个极端，重物质生活、轻精神生活。那好，这正中统治者下怀，你们就象猪猡一样生活罢，给你们好日子过。现在就这样，人人甘当猪猡！”我感慨道。“现在我们就象生活在一个大粪坑里，人待在里面不想上岸，仿佛风平浪静的粪坑是很适宜大家的生活状态。”大张接着说。“那我们呢？”我笑着问。“我们也在大粪坑里，是被推下去的，真受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把它搅动得臭气熏天，让人待不住后想上岸。”大张回答我。我很欣赏这种透明的无保留谈话方式，好在眼下没什么可辩论的，毕竟我病体虚弱。我们观点一致，这就导向了进一步的讨论话题。与大张谈话极轻松，既没有装腔作势地架式，也没有繁文缛节的假排场，这与西藏的氛围很符合。当谈到宗教问题时我发现，大张对此似乎兴趣不大，他认为宗教是虚伪的，信众是可悲的。我说与他谈话中总是透出一种大慈大悲的宗教情怀，好象有些矛盾。他说宗教观与人的本性原本是一致的，即以大至大善、大慈大悲为最高准则与情怀，这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只是，宗教因了人的操控，难免为人的意志左右，尤其是那些为达个人目的而利用宗教的人，那么多人间丑行都是他们以宗教的名义来实施的。所以，与其说对宗教失去信任，倒不如说是对人族彻底失望。那么话锋一转，当代艺术状况又何不如是呢！

在拉萨和大张谈中国当代艺术，就象两个被流放的人还眷顾着流放治罪前的事业。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是被逐出“乐园”的一对，今天在流放地拉萨晤面，完全是历史的编排，不可抗拒的剧情就是：放逐，放逐，继续放逐！这是人的精神历练，乃大彻大悟者命定的归宿。两个与体制不合拍的人，不愿拿艺术来媚世苟活，更不愿贪恋于权力而显赫淫威一时，却乱礼失节一世。为独立自主，

三

因“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使我和大张这类艺术边缘人物能象过节一样，汇聚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拉萨，来到这块地处边陲，文化、经济乃至民族均属边缘位置的地方。然而在我们看来，这里，却是一片未被所谓“现代化述求”横加污染的净土――那是我们的中心。拉萨――西藏在我们心中的高度，是那形若金字塔的朱穆朗玛峰也无法比拟的，更是人为“中心、边缘论”指涉的证言邪说无法企及的。心理高度的真实性远胜于物理高度的真实性，这是灵魂在场的昭示。总之，我们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在拉萨，象魂牵梦萦的孩童倚偎在母亲的怀抱，一切恬适如意。

拉萨是很有魅力的一座城市，即便从内地舶来很多诸如卡拉OK厅、洗头房之类低级趣味的东西，它的魅力也丝毫不减，巍然屹立－－我是说在灵魂飞升处。是宗教的力量维护了它的尊严，使它抵制了很多自不量力、荒唐可笑的世俗侵扰。人在那里，就象回到了精神的故乡！

来到拉萨的第三日，我身体已恢复如初。和大张、继祥、成英结伴参拜各大寺院是心向往之的事情，大张喜欢徒步而行，正好，巨大的色拉寺让我们穿行其间，阔绰有余。离开色拉寺去哲蚌寺路上，来到一片空地，我们在一堆巨石旁坐下小憩，并继续着刚才炮轰主流艺术、话语霸权的谈话。我对大张说：“你在大同那么孤独，何不如来成都，我们并肩作战，多给体制化的艺术机制和它的宠儿们弄些难题。至少稍住一段时间也好。”“当然好，只是我因足部病痛折磨，基本不太出远门了，这次是个例外。我对四川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成都文化底蕴深厚，你们在那边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却难为主流认同，其是这很好，我们所干的就是反主流的事嘛。这样，以后你策划活动把我也算进去，把我加到成都艺术家行列里去。我人不在成都，心在成都，我们艺术观点一致。”大张应到。听罢此言，继祥、成英和我连声说好。原来，大张出生于重庆，生长于山西，成人后当兵去了云南，四川是常住之地。大张好舞文弄墨，当兵期间还鬼使神差的与四川一拨地下诗人如万夏亦或钟鸣等有过交往。大张说他如果不是割舍不下视觉艺术的话，早投艺从诗了。果然，两天以后我见证了大张诗人气质的一面。

我们下榻的“八朗学旅馆”，是历年“雪顿节”庆典活动的一个设点。就在我们入驻不久，“雪顿节”到了。“雪顿节”起源最初本是一纯粹的宗教活动，佛教的戒律有三百多条，最忌讳的是杀生害命。由于夏季天气回暖，草木滋生，百虫惊蛰，万物复苏，其间僧人外出活动难免踩杀生命，有违“不杀生”之戒律。因此，“格鲁派”的戒律中规定藏历四月至六月期间，喇嘛们只能在寺院待着，关门静静地修炼，称为“雅勒”（意即“夏日安居”），直到六月底方可开禁。待到解制开禁之日，僧人纷纷出寺下山，世俗老百姓为了犒劳僧人，备酿酸奶，为他们举行郊游野宴，并在欢庆会上表演藏戏。这次“八朗学旅馆”庆典活动的高潮，照例是藏戏表演。我对“雪顿节”起源和形式很感兴趣，但说实话，对藏戏一点不懂，却热情有加。可能因为崇敬藏文化之故，反正说不清楚的原因，我端起相机象扣动扳机发射子弹一般，记录下当时的庆典现场。藏戏演完了，我也差不多象战士样瘫倒在地。这时朱小丰走过来告诉我们，刚才，就是庆典活动期间，大张在他的房间精神饱满、才情四溢的一口气写了数首诗，小丰叫我们快去看看。我正说着呢，怎么不见大张身影，原来他诗性勃发，独自一人在房间吟诗言志、冷眼看世界，居然就在窗外眼皮下引吭高歌的藏戏，也不影响他遣词造句、推敲平仄。去到大张房间（刚到第一天，我与大张数人同住一大房间，现他与成英、小丰同住），他正振振有词地朗诵刚写就的诗，过程中，间或带出些姿体动作，印象最深的，是他挥动手臂的那一刻，以及声如洪钟、又有节奏感的声音。我见过很多诗歌朗诵，象大张这样有感染力的尚是首次！想当年诗仙李太白借助酒兴朗诵诗作，震天撼地，真情率尔，征服了他的同代人也感动了后人。看今日大张兄不需借肋酒力，亦颇有太白气吞山河之诵诗遗风，我长见识了。李白的诗句，可借诸文字不断颂唱猝读，我们心荡神驰、叹为观止。但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太白醉酒赋诗的浪漫故事，很传神，可不得一见。今观大张朗诵诗歌的姿体摆弄与神态，想当年太白不过如此耳？莫非诗仙们最富激情的姿体语言皆附体于大张，还原在我们眼前？

大张诗人气质的另一部分是，仪表中总隐隐透着一股先哲气息。９０年我画过几幅庄子肖像，其神态除参照历史文献记载，亦融入很大部分自己神态，实是借庄子之气写自我之意。今观大张气派，却更为接近我心中的庄周神彩，真是天有此意，唯大张可步先哲后尘。在我的生活中，简单、质朴、低调尤重要，但要讲品质。认识大张后，方知有人更简单、更质朴、更低调，且品质高尚，我顿感惭愧。

与大张同在拉萨，总是隐约感觉他两袖清风，来去洒脱，不见行囊。我从侧面问他，他说：“有个口袋，也觉多余。”我想我是否听错了，他说：“没有，刚到拉萨，去军用品商店买了件新衣穿上，旧的已很久不洗，直接扔进垃圾桶，口袋还是空的，没啥用处。”我笑了，心想，这人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后来听说，大张就这样，只一件衣服一直穿，坏了或脏了，换件新的又一直穿。平常在家吃的东西也简单，就一袋大米放着一直吃，吃完了再放一袋又一直吃，不吃别的，水也不喝。这，其实很让我羡慕，生活如此简单，省略了很多不必的累赘之事，可借我做不到，还是只有惭愧啊。

四

生活上简单，做作品可不含糊。“水的保卫者”艺术活动，总是开始前数天艺术家就到齐了，然后频频去现场看场地，回到住地开会，讨论方案等等等等、反反复复。９５年成都那次也这样，我们都习惯了，可大张似乎更习惯，每次开会，一个人远远的坐在后排，静静的听着，从不多说半句。策划人贝特西.达蒙似乎理解他，从不要求他多说半句。最后敲定每个人实施作品位置时，大张却另辟蹊径，选择一处远离主展场的地方，怎么办呢？他肯定觉得那个地方更适合自己作品，贝特西.达蒙似乎也懂得他，而且也没有规定必须在哪做，那好，就这么定吧。

开展那天，人特别多，我也没太注意开幕式大张是否在场，或者在场多久，因为他还要去离开幕式现场很远的地方张罗自己的作品。反正我们在主展场忙碌了大半天后，差不多艺术家都完成了作品，我猛然想起千米之外还有大张的作品，说，去看看罢。来到大张作品现场，看见他一人静静的守候在旁边。他的作品是把数十把扫帚一字型的悬挂于水闸下，流过的水象丝绸般都将经过扫帚的“洗礼”，也不知道扫帚能否把水清扫得更干净些？反正拉萨的水也越来越不干净了。或者，大张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意思，说不定他只想通过此作向人反问：能扫干净吗？反正，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扫不干净也要扫。否则，大张把扫帚悬置于水面上就无法解释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暗示，好象路人也明白，因为没听见一个人说大张此作是疯子之举。难怪大张那么认真的守侯一旁，静静的等待着什么，也许他看着流水与扫帚，却思考出别的道理，禅宗不是常常给人以这样的提示吗？我觉得大张不提禅，却更接近禅！

晚上，大张把我叫到一个清静地方，说，他有个方案已推敲了很久，现在确定，这是他最想做、必须做的。是他近年的思考在与宗教氛围浓郁的西藏文化碰撞中，必然要爆发的，它是一种精神突围，必须在西藏发生。实施场地已选好，就在拉萨大桥沿上游逆行一公里不到的河滩，这里的河床极其宽阔，河流分好几支直奔拉萨城而去。过程是这样：一只羊要渡河到彼岸，在大张的援助下，羊倚在引渡者宽大的臂膀上安全抵达。然而，等着它的却是一把冰冷的屠刀。被宰杀的羊最终却被“屠夫”按人的礼遇厚葬于渡过的河边。
估计那日的“雪顿节”庆典，大张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关在客房“冷眼看世界”，那天他那么激动，思绪万千，豪情万丈，难道与“雪顿节”氛围的刺激无关？他明明知道佛教最忌杀生害命，尤其在西藏！今天，他却决定有“杀生”之嫌的《渡》必须在西藏实施，其良苦用心不难窥见。

我认为这是件很有力量的作品，它要追问的不仅是善与恶，还涉及伪善与天真、善举与误读，以及生杀大权和暴力、面对暴力的无能无助、滥用泛指、因果报应等。这些问题人类讨论了数千年，却继续发生着，周而复始，极其复杂。

艺术家对作品实施场域的选择很重要，为何不是在北京天安门，而是拉萨城一条河边？这非常恰当，里面的话题玄机很多，蕴含的道理无穷，至少大张这个作品是的。我告诉了大张我的看法，并断定它将是不朽之作，尽管可能会遭致非议，但我表示支持。大张很高兴，只是考虑到屠羊的场面，有点犹豫不定，他说是否可请屠夫代作捉刀者。我说当然也可，只是没有那么震撼，更何况羊本因你而亡，又何必假惺惺地请人代庖呢。而且，其中环节太多易生歧义，一个表演者行头不变，却充任不同内心世界的角色，既戏剧性又简明扼要，最终结果必是撕心裂肺、感天动地泣鬼神。大张觉得我言之有理，决定不再犹豫。后来又谈到作品命名，我们最后一致性的认为《渡》比《渡过》好，原因很简单，一个“渡”字，反而内涵丰富解读更深。而“渡过”二字，既直白又讨巧，还象一句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看问题的虚伪矫饰的口号。

一切准备就序，数天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应大张邀请专赴现场的一行人马――宋冬、尹秀珍、李继祥、刘成英、张新、俞雷庆、朱小丰和我，先由大张带路去到现场等他。大约４０分钟左右，一辆梆梆作响的农用手扶拖拉机停靠在岸边公路旁，一股青烟中，大张从车上抱下一只羊，他牵着这只从屠宰场花三百元买来的羊，步入现场。大张全神贯注，有条不紊地开始准备工作，好象油井喷发前的期待，大家都盼着那一刻，我明白这个作品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心里默默为他祈祷。这时，大张和那只羊在河对岸出现了，镜头锁定的方向如天幕般，上面的图像把我们带到既陌生又熟悉的童话世界：屏幕上有一只羊，需要渡过前面的河，一男子，形若圣经里描述的义人，前去帮助它，当羊被扛到那人肩上时，羊不信任人的本能使它猛的挣扎了几下，那人很执著，耐心的背着羊开始涉水。寒冷剌骨的河水让人很不适应，身体有些踉跄，羊此时似乎明白了人的善举，十分温顺的倚在那人肩膀上。快到河的中央了，湍急的河水几乎要把渡者卷走，而且河水已经齐胸，幸好此人高大，但行走越来越困难，看着天幕上的这一切，作为旁观者，我默祷他们能平安渡过，最终到达彼岸。我用镜头瞄准这一景观，不知不觉，还剩几步他们就能上岸。经过最后的一搏，那人扛着羊成功登岸，我暗自高兴的看着那筋疲力竭的人和安祥的羊，毕竟他们终于上岸了。

羊被渡上岸后，似乎完全相信了人，自得其乐地躺在地上嗷嗷叫着。或者，它已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等着它，完全放弃了抵抗。我们不懂羊语，只有猜测。正思忖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你不能杀它！”这句话不是大张的作品台词，它猛地把我从天幕拉回现实。原来是宋冬，他正阻止大张屠羊。“不！你不能这样，请你让开。”大张很生气，觉得宋冬没有权力阻止自己做作品，他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藏刀，垂着手，但态度坚决地要继续完成自己的作品。“你如果要以杀死这只羊来完成这个作品，我就一定要阻止你。”宋冬继续说。“我必须杀死这只羊来完成我的作品，请你不要阻止。”大张认真的说。“不管你怎样做，反正不能杀这只羊。”宋冬护着羊，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宋冬，请你别阻止好不好？我已作出了决定，必须杀羊，否则作品失去意义。”大张严肃的说，态度诚恳。“不能杀羊，除非你先把我杀了，再杀羊。”宋冬紧紧地匍伏在羊身上，护着它。大张很尴尬，手里仍握着那把生锈的藏刀，身体有些颤抖，却任然坚持着要完成自己的作品。现场所有人都呆了，半晌无人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宋冬与大张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互不退让。事情已经陷入僵局，怎么办？现场所有人都很尴尬，而且，碍于情面，大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也不便表态。现在的状况是，屠羊过程已然受阻，作品能指链已被切断，而作品所指的预期，渐渐开始转变为现实场景中的道德拷问。看着大张一脸的无奈与无辜，想着他与我讨论方案那会儿，牵涉到杀羊这段情节时犹豫不决、痛苦万分的表情，我理解他，同情他。我首先打破旁观者的沉默，加入他俩的拉锯战：“宋冬，无论怎样，我认为你无权以道德名义阻止大张完成他的作品，至于血腥的杀生场面，作品完成自然有人去解读、去评判。”“今天，此时此刻我宋冬撞见了，我就要阻止。这只羊是无辜的，为什么非要杀它来完成作品！渡过了不可以放生吗？”宋冬坚持着说。“是严酷的现实推出这只羊为祭品，正好由大张来实施。再说，杀羊宰牛祭祀古已有之，今天大张以屠宰场买来的肉羊为创作材料，它已转换成一种有关现实指涉的艺术语言，有何不可？更何况，我们不能每天吃着羊肉，却指责别人杀羊。”我也承认屠羊场景是血淋淋的，但它是关涉现实隐喻、有别于屠人的反人类罪行为，于高扬人性道德的精神无碍。所以我为大张一辨。“杀羊的场景太血腥，我目不忍睹，从道义上讲我必须站出来阻止。”宋冬言。“从道义上讲，现实生活中太多应该阻止的血腥场面需要阻止，可是没有人站出来！原因就是没有“渡”这样严苛的诘问。难道这里有个艺术家要屠羊，阻止他容易些，这既不承担风险又能拔高自己的道德形象，我们就假装战胜了自己、超越了现实？至于现实的血腥，让他们去罢！”我继续说：“这样对大张不公平！”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８日下午三时，拉萨河畔成为舞台，布达拉宫是背景，由大张作品《渡》引发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争辨者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争论的话题无非是因这只可怜的羊“杀与不杀？”引来的诸如：杀生、暴力、道德、邪恶的讨论，话题甚至牵涉到“六四”与大屠杀，人性与自由、权力与尊严。更有关涉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甚至一个社会，可不可以以道德的名义阻止、或禁止一个个体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方法极端一些。反之，一名艺术家可不可以以艺术的名义，置社会道德与公论于不顾，做出有违公共道德底线的事，还强词夺理的拿艺术作挡箭牌，为自己谵妄可耻目的找借口，云云。
辩论针锋相对，触及的话题十分敏感，到最后已经是言辞激烈、不留情面了。在场人观点泾渭分明，即便一团和气的休战派，也不忘了要从牙缝挤出一言半字，以示意自己的看法，唯一的中间派是拿着录音机忙乎着录音的俞雷庆。这可不是藏传佛教中僧侣们在“辩经”，对朝夕相处于拉萨的我们来说，这种激烈辩论的场面还是有点残酷。大张是绝对的善人，晚上怕开门关门声音惊醒睡梦中的同寝室人，居然用了近二十分钟来开关门。可为什么这样心地善良的人，做作品时，甘冒公众舆论齐声谴责其作品太“血腥”的风险？而固执地坚持自己观点。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为求证世界的真，不惜牺牲个人形象被社会污名化之灾，悍以艺术的名义，向人们揭示了一出又一出被伪善道德遮蔽的现实真象。作为揭示真理的发言人，他被自己所冒犯的虚伪社会恨之入骨。在《萨罗或索多玛的１２０天》完成不久的１９７５年某日，帕索里尼在罗马郊外惨遭虐杀。帕索里尼的肉体被强大的社会机器以正义之名“清除”了，但他给世界留下一个示范－－教会了我们如何识别伪善与被它遮蔽的真。他以他惊世骇俗的言辞和行为－－他的作品，向虚伪的社会宣战，成为世俗的背叛者，独立思考、追问真象者心目中的英雄。所以，他留给世界的遗产不仅是作品揭示问题的深度及其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灵魂！现在，有更多帕索里尼似人物在说话，他们很勇敢，为了社

五

对于信众，只有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殉难的意义才会凸显出来；对于社会，只有在愚昧成为教科书中被批判的关键词时，“觉悟”才不仅仅是一个单词。可不是吗？想起２００１年以中宣部下达的“关于禁止血腥、暴力的行为艺术……”的通知为戕害借口，开始了对行为艺术的讨伐围剿。他们最为有力的进攻武器不就是“道德”律令吗？“道德”在那些人手中，简直就是玩得烂熟的政治戒尺，尽管每次打人手法一样，简单可笑，但没有真正的法律仲裁机制来管束它，它利令智昏、无法无天。它依仗、并在权力之裹挟下篡改了“道德”的真正内涵，使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畅行无阻。０１年对行为艺术的讨伐肯定是场闹剧，起因并不重要，主要是政治宣示，就看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需要。如果以通透的历史主义眼光看这种“政治宣示”，其是微不足道，真正道高远务者，不必理会！它不过历史长河中被冲刷出来的、一个民族志中极不光彩的一页而已。还好，那次对行为艺术的围剿，大张已在另一世界旅行，否则他会黯然神伤。
为什么谈大张作品《渡》，以及有关《渡》的辩论时我要提到上述历史，因为我要强调，拉萨河畔相关血腥与暴力的辩论，完全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道德”拷问（尽管不是《渡》的初衷），是发自内心、真实可信的。它与政治宣示的“道德”不一回事，与政治宣示鞭笞的道德讨论不可同日而语。最怕这种东西一旦泛化，就真伪莫辨了。尽管在现场我对宋冬有意见（一个艺术家有没有权力阻止另一艺术家完成作品），但他护羊救生是从他的角度理解生命，和人的行为，他并不错，相信他今天还这么着，因为他是真诚的。他没有必要在九个人面前哗众取宠，他就只想阻止“杀生”，不想看见“血腥”，就那么单纯的一件事。可这事行动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第一，它要承担另一种暴力－－话语权暴力肆虐人心的责任风险；第二，生活中的血腥和艺术中的血腥容易混淆，也容易被利用；第三，“血腥”的含义大家都知道，可血腥的界面怎样划分？是不是象孔子远庖厨那样回避就解决了？第四，严酷现实给大家上了那么多血腥的课，人们假装视而不见。却非要拿着放大镜在艺术里找“血腥”，有资格吗？不可耻吗？不可悲吗？
就我而言，对血腥与暴力、道德与伦理有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我首先要捍卫人的尊严，捍卫人行使自己表达权的权力，同时我也捍卫反对者批评我的权力。有了基本的表达权，才能辨别、听到真实的声音。我们不需要拿律令压人的话语霸权鞭笞下的“众声一辞”，那儿没有机会思考、去问“为什么”。《渡》引发的辩论，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它是一种拒绝――对众声一辞。所以我们不惜语词尖锐，也要挖根究其实。可能这样做偏离了《渡》的文化指涉轨道，对大张作品是不尊重，也不公平的。如果《渡》非得以爆炸性的、撕心裂肺的屠羊方式来敲击瘫痪的灵魂，否则不足以唤醒被废黜的思想的话，或许大张是对的！但作为不可控制的偶发事件衍生意义，那场横刺里冒出的辩论也许还是有价值的。坦率的讲，说不定有了这场辩论，《渡》的作品意涵反倒更为深刻，如是，从《渡》的文本角度理解，大张的作品全过程也应算如次完成。它虽是建立在语言暴力强制基础上，让大张处境尴尬，但就个人聆听与沉思而言，它同时对大张也是决定性的一击－－一次巨大精神撞击。同样对我们在场的所有人，也是刻骨铭心意义重大。这里没有人最终说服谁，但它考验了我们面对真理的勇气，它蕴含着、或者说孕育了一种担当的精神，难道不可以形容它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如获新生的一次洗礼？
这一次拉萨河的激烈辩论，除了刘成英回到成都，写了一篇文章描述过那场讨论过程，我们所有经历过这次讨论的人后来见面，再也没提及过此事，包括大张与我。我明白，那次行为现场的开始与结尾，都因中途发生的偶发事件而被改变，尚且结局还不美妙，多少有些悲壮，令人沮丧。那场辩论的言词也太透彻、太严历，那种辩论真是洗心革面，对大家都不容易。譬如，刘成英在现场时，态度与我一样，明确的维护大张实施作品的权力，可后来写那篇文章时态度显然已变，所以描述暧昧，容易让人误读当时真实情况。惟此，足见社会教化与公共道德的强大精神压力，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捏弄人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通过那次辩论，当时的在场者，后来有没有人世界观因此而改变？我并不想夸大拉萨河的这场辩论会带来些什么，但它确实让人灵魂不安，以至若干个年头过去了，当事人讳莫如深、毫不犹豫地把它锁进了个人档案袋。现在，这次事件的主角，《渡》的作者大张已辞世有年，有关《渡》，以及因“渡”引发的辩论，完全被尘封在那次作品实施地拉萨河边的沙石堆中！它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中不为人知的“公案”。
今天，距那场辩论已整整十二个年头了，十二年当中很多事在记忆里已依稀难寻，但拉萨的经历却恍如昨日。因为它撕心裂肺，让人难忘！尽管当时心情难受，不愿著文再谈《渡》的故事，我还是草草地记下了西藏事件大概经过，放进抽屉。多年来，我一直回忆着１９９６年夏的西藏经历，怀念着善良的大张。
这是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



大张在天堂云游，如果能听得见凡间的声音，关于《渡》，我有一句话想让他听见：“我曾说过：它将是不朽之作。但是现在，我要作出更改：它就是不朽之作！”




２００８年夏去秋来之日
写于北京六铺炕

诗人气质的另一部分是，仪表中总隐隐透着一股先哲气息。９０年我画过几幅庄子肖像，其神态除参照历史文献记载，亦融入很大部分自己神态，实是借庄子之气写自我之意。今观大张气派，却更为接近我心中的庄周神彩，真是天有此意，唯大张可步先哲后尘。在我的生活中，简单、质朴、低调尤重要，但要讲品质。认识大张后，方知有人更简单、更质朴、更低调，且品质高尚，我顿感惭愧。

与大张同在拉萨，总是隐约感觉他两袖清风，来去洒脱，不见行囊。我从侧面问他，他说：“有个口袋，也觉多余。”我想我是否听错了，他说：“没有，刚到拉萨，去军用品商店买了件新衣穿上，旧的已很久不洗，直接扔进垃圾桶，口袋还是空的，没啥用处。”我笑了，心想，这人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后来听说，大张就这样，只一件衣服一直穿，坏了或脏了，换件新的又一直穿。平常在家吃的东西也简单，就一袋大米放着一直吃，吃完了再放一袋又一直吃，不吃别的，水也不喝。这，其实很让我羡慕，生活如此简单，省略了很多不必的累赘之事，可借我做不到，还是只有惭愧啊。

非常怀念过去的岁月！艺术家的真挚，热情，质朴，低调！
这样的岁月还会再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