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Review Asia 文:Mark Cousins
大部分的人类历史都是一种封锁状态——几千年来,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某类钟形罩下;除了洲际探险家和殖民者外,人类生活肉眼可见地趋向中心,指向村庄、家庭、小社区或早期城市。人们没有看到远方。
20世纪70年代,我在贝尔法斯特的青年时代与之如出一辙。在北爱尔兰问题时期(The Troubles),我们不怎么旅行,其他人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几乎没有人到访北爱尔兰,店铺也都很早就关门了。北爱尔兰问题就是一种大封锁。我们呆在家里,在电视和电影中看到纽约并想象自己身处其中——我们用一种离开中心的方式向外思考。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钟形罩里制作了一部电影。我把我的书《观看的故事》(2017)改编成电影,这本书原是一次对视觉世界的游览。不同的是,我没有跳上飞机去拍摄印度的寺庙、德黑兰的市场、瑞典北部的黎明或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流水别墅的秋色,我......一直呆在床上。我甚至没有打开过卧室的百叶窗。我喜欢罗伯特·布列松的电影,监禁是他电影的核心隐喻。但这不是我留在原地的原因;新冠病毒也没有迫使我制作一部待在家里看世界的电影。在全球疫情给我们扣上那个令众人陷入休眠和向外窥视状态的钟形罩之前,我便已做出了居家的决定。相反,我当时的预感是,与期许的背道而驰或许会让我哄骗自己做出一些更具原创性的东西。
当我在漆黑的房间(我的钟型罩)里拍摄时,我仿佛关闭了视觉接收器。那是一种视觉上的寂静(optical silence),在这种寂静中,我......得以投射。在九世纪的巴格达,科学家、全科医师侯纳因·伊本·依沙克(Hunayn ibn Ishaq)提出,当我们观看时,一种精神力从我们的大脑中发出,经由眼睛进入外部世界;它在物体上弹开并被重新塑造为返回眼睛的新形态,进而再回到大脑。这当然不是真的,但神经科学已向我们展现,当我们观看时,从大脑后部向前移动的电信号活动要比从前部向后移动的多。也就是说,在观看活动中,从以前看过的东西中预测、搜寻的活动要比从外部收集或吸收信息的活动更多。
以前看过的东西。在被困于疫情钟形罩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赖曾经所见,就像松鼠依赖它储藏的坚果。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看过了多少东西,以及那种回忆浮现的感觉;这给人带来慰藉。我记起几个月前的一个黎明,我看向窗外,看到一个人站在远处屋顶上看着城市的景象。我记起我拍摄了一个老火电站的烟囱被炸毁。
在自我隔离中,我的观看活动又进一步减少。前段时间,我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所以要去眼科医院将它切除。在被注射镇静剂并遮住另一只眼睛后,我的病眼就被切开了。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我想到了一部印度孟加拉电影佳作,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的《音乐室》(Jalsaghar,1958)。主角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待在一个房间里,盯着他威士忌酒杯里吊灯的影子。从这里,我的“内眼”(inner eye)又跳转到万花筒般的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舞蹈表演,随后是电子显微镜的视野。我无法观看,因为我左眼的晶状体被切除了;可我依然投射了这么多画面。
这种投射的本质是什么?我“看到”的图像之间的联系当然并不符合理性或归纳逻辑。相反,我的大脑似乎在把具有视觉相似性的事物串联起来:那是一个由玻璃、舞蹈和显微镜视野组成的微观宇宙。当(视觉)摆脱了创造意义的需要,它就开始像夏天的雨燕一样玩耍、翱翔。
我希望它能经常如此。俄罗斯理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经常写到他所谓的“ostranenie”,即知觉陌生化。他觉得我们投射了太多;我们在观看时带有太多的过往经验,也被我们之前看到的东西所束缚。我喜欢他的“ostranenie”的说法。它朝向解放。我承认,当我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甚至在疫情的钟形罩里,我感到了一种解放。我非常幸运,(暂时)还没有得过新冠肺炎——于我而言,这个钟形罩反而成为了一个孵化器。
它给了我一些“视觉思考时间”。
马克·考辛斯《观看的故事》由Modern Films于2021年9月17日在影院和线上同时发行。
翻译/张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