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粉比山脉更古老”丨评约翰·伯格《简洁如照片》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73   最后更新:2021/10/08 11:03:13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21-10-08 11:03:13

来源:新京报


约翰·伯格(1926—2017)拥有漫长的写作生涯。诗歌、散文、故事、批评、绘画……它们就像木匠工具箱里久经磨练的工具,等待着伯格这个堪称文体家的辣手随时取用。文集《简洁如照片》便是伯格“综合作家”时期的产物之一。


花粉

比山脉更古老

他山消逝

阿拉维斯山尚年轻

——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1926—2017)拥有漫长的写作生涯,他成长于一战和二战之间,参过军,亦见证了整个 20世纪下半叶这一纷争不断的极端年代。1974年,他和妻子贝弗莉·班克罗夫特举家从英国迁往法国一个人口不足百人的村庄昆西(Quincy),并且在那里度过余生。此次迁居使伯格的写作发生了显著的转向,他本人开始从剑拔*张、专注于视觉艺术的批评家,转型为眼界更为开阔,更多诉诸诗意和切身经验的综合作家。


诗歌、散文、故事、批评、绘画……它们就像木匠工具箱里久经磨练的工具,等待着伯格这个堪称文体家的辣手随时取用。文集《简洁如照片》(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 1984)便是伯格“综合作家”时期的产物之一。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这本书的内容,它显然与伯格的乡村生活经验有关,但也包含了哲学、文学、艺术史和时下的社会新闻;它以“曾经”(Once)和“此处”(Here)为两条线索,如同时间和空间的快照,记录下了彼时彼刻伯格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方式。

《简洁如照片》

作者: [英国] 约翰·伯格

译者: 祝羽捷

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伯格写到,“他们也知道,生活中所遭受的一切难以忍受(intolerable),但命名不可忍受之事本身就是希望。……遇到不可忍受(intolerable)之事,行动势在必行。……但纯粹的希望一开始就存在于命名不可忍受之事的能力中,这种能力来自遥远的过去和未来。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和勇气必不可少。”


虽然在伯格的笔下,从革命的 1960 年代到危机四伏的 80 年代,世界始终是难以忍受的,也始终需要抗争者和革命者,但他的叙述却比自己的“批评家”时期多出来一个被他称为“命名”的层次。这个近乎诗的层次先于任何行动,但同样内化了政治和勇气。


如果借用丸山真男有关“政治思维”的论断,伯格就是一位有政治思维的作家,即便他看似只是在写故事,或者是用诗歌和绘画捕捉微小的文学时刻。当遭遇到现实中的具体政治事件和社会想象时,他的笔总是能保持精确,只是伯格描述世界的能力并不来源于某些作为分析工具的理论(尽管他就生活在盛产批判理论的英国和法国),也非来源于纯粹的常识,而是来源于杂糅了生命经验的文学。


例如在关注西欧国家土耳其移民问题的《第七人》(与摄影师让·摩尔合作,1975)中关于疾病的隐喻。故事的主角是紧张不安地接受体检(这将决定是否有资格成为境外派遣工人)的土耳其人,他想知道“有没有一台机器会检查出他害怕的自己脑袋里的一种疾病:令他无法识字的疾病”。在这里,伯格没有用“阅读障碍”或者“失读症”,他向来不会直接告诉读者结论,而是转用隐喻来扩充句子,使“无法识字”和“疾病”的连接变得模糊——“无法识字”指的究竟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疾病,还是社会象征意义上的疾病?很大程度上,伯格正是在这种模棱两可中抵达了文学的精确。而到了《简洁如照片》中,模糊与精确的转化得到更自由的运用:


前文所引用“他们也知道……”的段落,实际上是伯格在充满同情地描述一张照片中的五个人物。身处工人阶级的他们曾经在土耳其担任政治委员,但因为接下来的政变,其所在的政党被宣布非法,共计五万人入狱、数百人被判死刑。截至伯格写作时,这五个人自己也生死未卜。和更为经典的《西装与照片》(1979)一文比起来,伯格同样注意到工农阶级的躯干透露出的讯息,并且从中看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城市对乡村实施压迫的蛛丝马迹。不过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展示照片,而是用黑框代替照片的位置。伯格有一些顾虑——“我眼前桌子上的照片已成罪证。即使这里离土耳其千里之遥,也最好不要把它印出来”。但是从效果上看,作为现实与讯息的中介物的照片,伯格对它既在场又缺席的设置,不仅提醒我们历史及历史中人之形象的破碎感和不确定性——对象所能提供的讯息及其意义的强度深受现实条件所限,更是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段落中蕴含了双重命名的手势上——人物群像被拍摄下来,装框后成为伯格眼前桌子上的物件,这本身就是在命名现实;伯格在新闻报道风格的语言所定位的历史时空中尝试连接过去和未来,隐隐将极端年代集中营式的暴力施虐和发生在 1980 年代某些政权压迫工农阶级的社会现象并置,这又是一次命名。


然而,命名并非起个名字那么简单,不是“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单一因果链条。命名往往被难以预料的复杂性裹挟。在许多具体的情形中,“难以描述”是“难以忍受”的近邻。或许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伯格不去展示工人的照片,因为即使展示出来,摄影图像在视觉和讯息传达上的清晰度容易让人们产生“我已经理解了他们”的错觉。为此,伯格转而去写自己所设想的五位工人的精神世界,以此来引发读者超越图像的想象,“他们明白,安纳托利亚的冬天总会下雪,夏天也总会有动物因干旱而死,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镇压。乌托邦只存在于地毯上。”地毯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想必是这张照片中的元素。土耳其、乌托邦、地毯……这些带着历史的关键词之间意义模糊的扭结,恰恰是伯格在《简洁如照片》中尝试精确描述的核心,亦是命名的深层实义。

约翰·伯格。


约翰·伯格于 2017 年仙去。如果挪用他自己的句子,约翰“不再像他的同代人那样,活在时间的联结中。他就像钻石和变形虫,处在那个联结的圆周上(不是圆圈的圆周,而是球体的圆周)。他和所有的死者一样,处在这种联结中。……与生者不同,对死者来说,球体的周长既不是边界也不是屏障”。伯格是命名死亡的高手,他常常着眼于死者和生者的相对位置,以及他们是如何交换讯息的。


在《简洁如照片》的《在高地的时光》一篇中,伯格解释了在墓碑上镌刻名字和日期的意义,“这些碑文是写给冥界的推荐信(关于刚刚逝去的人),写这些信是使那些已经离开的人无需被重新命名”。与之相比,伯格关于死亡、圆周和球体的这句更显独辟蹊径。他借多维宇宙的物理学模型,描述了专属于死者的世界可能的样子——死者围绕在生者左右,但两者的连接并非像神鬼故事一般,发生在迎面相撞的时刻,而是如同月球之于地球,凭借宇宙暗夜中光的相交,召回生者和死者所记忆着的彼此的图像。


伯格总是在写他人应对不可忍受之事的方法,有时死亡本身即是殉道者的终极方案——死亡标志着其所看到的周遭业已陷入“本质上的不可忍受”,于是死亡便成为“非常自然的结果”。从《简洁如照片》里“死亡”的高频出现来看,伯格其实早在盛年就开始预想自己的死亡了。当然,所谓“非常自然的结果”仅仅指死亡自身,其中不包含多余的修辞,而且它不一定是激烈的、耀眼的,也有可能是安静的,乃至平淡的。对伯格来说,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不仅仅在于人们对死亡有所预期和准备,还在于和死亡有关的内容已经注定,至少部分已经注定”。


他以这样的方式写过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豪·班克罗夫特、演员卡特琳·卡特里奇……文章的字里行间从未有过滥情式的悲伤,伯格把死写得极轻盈,并通过这种轻来承载死亡的重;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写给未来的,尤其是死后的自己,“一切都在变化。……确切地说,一切都在靠近我曾在的地方,而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我无处不在,在山坡上,在山谷对面的森林里,在那棵死去的梨树上,在我搂干草的田野里”。句中所见的同样是伯格在轻与重之间的自如游弋。

年轻时的约翰·伯格。


或许是独爱诗歌的缘故,在伯格谈论诗的诸多段落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足以引领其毕生创作的句子。比如他曾说过,诗歌能够“带来平和。……不是通过麻醉或简单的安慰,而是通过承诺——所经历的一切不会消失,不会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相比故事,诗歌更接近祈祷。”承诺和祈祷,这两个向前向上的语词昭示了伯格写作中的未来面向:不是针对具体的过往或者当下,假想未来的图景几何,而是在生死的循环结构中,预想那些比较靠后的时刻,可能是死,也可能是生——“只有当时间是单线性时,对未来事件或命运的预知才意味着决定论,也就意味着人们没有自由。如果时间是多线性的,或是循环的,那么语言和命运可以共存,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死亡是这个循环结构中的节点,也是一次命名中的节点。


“花粉∕比山脉更古老∕他山消逝∕阿拉维斯山尚年轻。当阿拉维斯山韶华逝去∕只剩山丘∕花的胚珠∕仍可播种。”至此,我们终于解开了《简洁如照片》开头诗歌的秘密。


本文参考:

约翰·伯格著作,《简洁如照片》《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留住一切亲爱的》《第七人》《另一种讲述的方式:一个可能的摄影理论》,以上中译本皆由理想国出版;

孙歌,《现代政治权力的异化与政治思维的实体化——从丸山真男对斯大林批判的讨论谈起》,《文化纵横》,2019年 10 月号,第 58 页至 68 页。


撰文丨胡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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