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疲劳病毒:新冠疫情让我们陷入了集体疲劳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247   最后更新:2021/10/02 21:10:57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21-10-02 21:10:57

来源:法国理论


文|韩炳哲
译|Ruoxuan Zhang


新冠肺炎是一面向我们反映社会危机的镜子。它使疫情之前已经存在的病理症状更加明显。其中一个症状是疲劳。我们都莫名其妙地感到很累。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疲倦,它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影子。


在疫情期间,我们感到更加疲惫。封锁期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懒散让我们感到疲惫。有些人声称,我们可能会重新发现闲暇的美,生活可能会慢下来。事实上,在大流行期间,支配时间的不是闲暇和减速,而是疲劳和抑郁。

《倦怠社会》书封


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么累?现今,疲劳似乎是一个全球现象。十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倦怠社会》(The Burnout Society)。在书中,我将疲劳描述为一种折磨新自由主义成就社会的疾病。疫情期间的疲劳迫使我再次思考这个问题。工作,无论多努力,都不会带来根本的疲劳。下班后,我们可能会感到精疲力尽,但这种疲惫并不等同于根本的疲劳。工作在某一点结束。我们所屈从的实现目标的冲动则超出了这个点。它在闲暇时陪伴着我们,甚至在我们睡觉时也折磨着我们,并且常常导致不眠之夜。要从实现目标的冲动中恢复过来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内在的压力让我们感到疲劳。因此,疲劳和疲惫是有区别的。适当的疲惫甚至可以使我们从疲劳中解脱出来。


心理障碍,比如抑郁或倦怠都是严重的自由危机的症状。我们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我们会不断地剥削自己,直到崩溃。我们认识自己,优化自己直到死亡。成就的阴险逻辑永远迫使我们超越自己。一旦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就会想要取得更多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再次超越自己。但是,当然,要想超越自己是不可能的。这种荒谬的逻辑最终会导致崩溃。成就主体(The achievement subject)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是奴隶。它是一个绝对的奴隶,因为它自愿地剥削自己,即使没有主人在场。新自由主义成就社会使剥削即使没有统治也成为可能。


规训社会及其戒律和禁忌,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所分析的那样,并不能描述今天的成就社会(The achievement society)。成就社会利用自由本身。自我剥削比他人剥削更有效,因为它与一种自由感密切相关。卡夫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奴隶自认为是主人的自由悖论。在他的一句格言中,他写道:“动物从它的主人手中夺过鞭子,为了成为主人而鞭打自己,却不知道这只是主人鞭绳上的新结所产生的幻想。”这种永久的自我鞭策让我们疲惫不堪,最终感到沮丧。在某些方面,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自我鞭策之上的。


Covid-19的离奇之处在于,感染它的人会极度疲劳。这种病似乎模拟了根本的疲劳。越来越多的报告称,患者已经康复,但仍继续遭受严重的长期症状,其中之一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电池不再充电”这句话把这个症状描述得很好。那些受影响的人不再能够工作和执行任务。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倒一杯水。走路时,他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喘口气,感觉就像活死人一样。一位患者说:“感觉就像手机只充了4%的电,而你一整天都只有4%的电量,而且无法充电。”


但这种病毒不仅让Covid患者感到疲惫。它现在甚至让健康的人感到疲劳。在齐泽克的书《流行病!Covid-19震撼世界》(Pandemic!Covid-19 Shakes the World),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累?”齐泽克也清楚地意识到,疫情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在这一章中,他反驳了我的书《倦怠社会》,认为他人的剥削并没有被自我剥削所取代,只是被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我同意他的说法,这次迁移已经发生了。“倦怠社会”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社会,而不是中国工厂工人的状况。但通过社交媒体,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正在第三世界蔓延。自我主义、原子化和自恋在社会中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社交媒体把我们都变成了生产者,企业家,他们自己就是企业。它使侵蚀了社群的自我文化全球化,侵蚀了任何社会性。我们创造自己,把自己永久地展示出来。这种自我生产,这种自我的持续“展示”(being-on-display),使我们疲惫和沮丧。齐泽克没有解决这种根本的疲劳问题,这种疲劳是我们当今时代的特征,并因这疫情而加剧。


在他那本关于疫情的书的一段话中,齐泽克似乎对自我剥削的观点表达了好感,他写道,“他们(在家工作的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剥削自己’(原文如此)。”在疫情期间,新自由主义劳动阵营有了一个新名字:家庭办公室。在家办公比在办公室工作更累。然而,这不能用自我剥削的增加来解释。真正累人的是其中的孤独,穿着睡衣在屏幕前无休止地坐着。我们面对着自我,被迫不断地沉思和揣测自己。根本疲劳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疲劳。家庭办公室让我们更纠结于自我,从而加剧了这种矛盾。那些能让我们从自我中分心的人消失了。我们疲倦是因为缺乏社会接触,缺乏拥抱,缺乏身体接触。在隔离条件下,我们开始意识到,也许他人不是萨特在《禁闭》(No Exit)中写到的“地狱”,而是治愈的。病毒还加速了我在《驱逐他者》(The Expulsion of the Other)中所描述的他者的消失。


缺少仪式是家庭办公室引起疲劳的另一个原因。在灵活性的名义下,我们正在失去稳定和鼓舞生命的固定的时间结构和架构。尤其是节奏的缺失会加重抑郁。仪式在交流的缺席下创造了群体,而今天盛行的是没有群体的交流。甚至那些我们仍然保留的仪式,如足球比赛、音乐会、外出去餐馆、剧院或电影院,都被取消了。没有了问候的仪式,我们就被投掷回自身。能够亲切地问候别人会使自己减轻负担。社交距离会破坏社交生活。它让我们很累。另一些人则沦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必须与他们保持身体距离。病毒加剧了我们目前的危机。它正在摧毁已经处于危机中的社区。它使我们彼此疏远。它让我们在这个减少社交、孤立我们的社交媒体时代更加孤独。文化是封锁期间最先被抛弃的东西。文化是什么?它产生社区!没有它,我们就变得像那些只想生存的动物一样。需要尽快从危机中恢复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即公共生活。


不断的Zoom会议也让我们感到疲惫。他们把我们变成Zoom僵尸(zombies)。他们迫使我们永远照镜子。在屏幕上看自己的脸很累人。我们正不断地面对着自己的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病毒恰好出现在自拍时代,这种时尚可以被解释为是我们社会的自恋造成的。病毒加剧了这种自恋。在疫情期间,我们经常面对自己的面孔;我们在屏幕前永无止境地自拍,这让我们很累。


Zoom自恋会产生特有的副作用。它导致了整容手术的繁荣。屏幕上扭曲或模糊的图像会导致人们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绝望,而如果屏幕的分辨率恰好不错,我们会突然发现皱纹、秃顶、肝斑、眼袋或其他缺乏吸引力的皮肤缺陷。自疫情爆发以来,谷歌上对整容手术的搜索量激增。在封城期间,整容外科医生被客户的咨询淹没,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疲惫的外表。甚至有人谈论“Zoom畸形恐惧症”。数码镜子助长了畸形恐惧症(一种对一个人外表上所谓的缺陷的夸大担忧)。病毒将优化的狂热推到了极限,而这种优化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控制了我们。在这方面,病毒也为我们的社会撑起了一面镜子。在Zoom畸形恐惧症的例子中,镜子是真实的!对自己外貌的纯粹绝望在我们心中升起。Zoom畸形恐惧症,这种对我们自我的病态关注,也会让我们感到疲惫。


新冠疫情也暴露出数字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数字通信是一件非常片面的、薄弱的事情:没有注视,没有实体。它缺少对方的实质性存在。这场疫情正在确保这种基本上不人道的交流形式将成为规范。数字通信让我们非常非常累。这是一种没有共鸣的交流,一种没有快乐的交流。在Zoom会议上,出于技术原因,我们不能直视对方的眼睛。我们所做的就是盯着屏幕。没有对方的注视使我们感到疲倦。这次疫情有望让我们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实际存在能带来快乐,语言意味着身体体验,成功的对话以肉体为前提,我们是身体的生物。我们在疫情期间错过的仪式也意味着现实的体验。它们代表了有形交流的形式,创造了社区,并因此带来了幸福。最重要的是,它们引导我们远离自我。在目前的情况下,仪式将是消除基本疲劳的解药。实体形象也是社区本身所固有的。数字化削弱了社区凝聚力,因为它有一种削弱实体化的效果。病毒使我们与身体疏远。


在疫情之前,对健康的狂热已经很泛滥。现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生存,就好像我们处于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在生存之战中,美好生活的问题不会出现。我们呼吁生命的所有力量只是为了延长生命,不惜一切代价。随着疫情的蔓延,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经历了病毒式升级。病毒把世界变成了一个隔离区,所有的生命都为生存而冻结。


今天,健康成为人类的最高目标。生存社会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认识。甚至快乐也被牺牲在健康的祭坛上,健康本身就是目的。尼采称它为“新女神”。严格的禁烟也表达了对生存的狂热。享乐必须让位于生存。延长生命成为最高价值。为了生存,我们甘愿牺牲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


理性要求即使在疫情中,我们也不能牺牲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的任务是确保生命不会沦落为纯粹的生活,沦落为仅仅是生存。我是天主教徒。我喜欢去教堂,尤其是在这个奇怪的时期。去年圣诞节,我参加了一场午夜弥撒,尽管疫情爆发。这使我很高兴。不幸的是,没有我最喜欢的熏香。我问自己:疫情期间是否也有严格的禁香规定?为什么?离开教堂时,我习惯性地把手伸到圣水盆里,吃了一惊:圣水盆是空的。旁边放着一瓶消毒剂。


“新冠忧郁症”(corona blues)是韩国人对大流行期间正在蔓延的抑郁症的称呼。在隔离条件下,没有社会交往,抑郁症会加深。抑郁症是真正的流行病。《倦怠社会》从以下判断出发:每个时代都有其标志性的痛苦。因此,存在一个细菌时代;最终,随着抗生素的发现而结束。尽管人们普遍担心疫情大流行,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病毒时代。多亏了免疫学技术,我们已经把它抛在了身后。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21世纪的开端既不是由细菌也不是由病毒决定的,而是由神经元决定的。神经系统疾病,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边缘性人格障碍(BPD)和倦怠综合症,标志着21世纪初的病理学景观。


我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疫苗来消灭这种病毒。但是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抑郁症的流行。


抑郁也是倦怠社会的一种症状。成就主体在它不再能够“能够”的那一刻遭受倦怠。它无法满足自己强加给自己的要求。不再能够“能够”会导致破坏性的自我指责和自我攻击。成就主体对自己发动战争,并在其中灭亡。在这场与自己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叫做倦怠。


韩国每年有几千人自杀。主要原因是抑郁。2018年,大约有700名学生试图自杀。媒体甚至说这是一场“无声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韩国只有1700人死于Covid-19。很高的自杀率被认为是成就型社会的附带损害。没有重大措施被采取来降低这一比率。疫情加剧了自杀问题——自疫情爆发以来,韩国的自杀率迅速上升。这种病毒显然也会加重抑郁症。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并没有对疫情的心理后果给予足够的关注。人类已经沦落为生物存在。每个人都只听病毒学家的意见,他们在解释情况时拥有绝对权威。这场疫情造成的真正危机是,赤裸的生命已经被转化为了绝对价值。


Covid-19病毒通过加深病态的社会断层,使我们的倦怠社会疲惫不堪。它使我们陷入集体疲劳。因此新冠病毒也可以被称为疲劳病毒。但这种病毒也是希腊语意义中的“危机”(krisis),它的意思是“转折点”。因为它也可以让我们扭转命运,远离痛苦。它迫切地呼吁我们: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如果我们成功地找到一种对疲劳病毒免疫的新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本文原载The Nation 2021年4月12日刊,原文链接: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pandemic-burnout-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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