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塔利班证明,我们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433   最后更新:2021/09/23 10:53:47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21-09-23 10: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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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社论译介

2021.9.7

欧美民粹右翼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视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要威胁,对其进行狂热的抵制。他们声称,欧洲正处于即将变成“欧罗巴斯坦”(Europistan非正式、讽刺用语,指被伊斯兰秩序控制的欧洲)的边缘。不仅欧洲如此,对美国民粹而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是对美国的终极羞辱。然而,最近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根据SITE智库——一个追踪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圣战组织的网络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最近发表的分析来看,一部分人正在“把塔利班的夺权称赞为关乎爱国、自由和宗教的一堂课。”


SITE还发现,CNN报道到:“新纳粹主义和暴力加速主义者们——他们希望挑起他们认为是不可阻挡的种族战争,这将导向一个只有白人的国家——在北美和欧洲,赞扬塔利班的反犹主义、恐同和对女性自由的严格限制。”


举个例子,SITE引用了Proud Boy频道的一段话:“这些农民和只收过最低程度的训练的人,从globohomo手中夺回了国家。他们夺回了自己的政府,将他们的民族宗教定为法律,并处决了政治异见者……如果西方白人有塔利班的胆子,我们现在就不会被犹太人所奴役。”SITE解释道:Globohomo是一个用来侮辱‘全球主义者’的贬义词,阴谋论者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敌人(控制媒体、金融、政治体系等的邪恶全球精英)。


支持塔利班的美国民粹右翼比他们想的更右:我们在阿富汗所看到的,正是这些民粹想要的,只不过被提纯到了终极版本。很显然,两方人拥有同样的特征:反对“Globohomo”,反对传播LGBT+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全球精英,那样的价值观正在侵蚀本地社区的既有生活方式。


因此,民粹右翼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被消解为息息相关的关系了:民粹们很容易接受各种生活方式的共存,不仅是穆斯林,还有犹太人,但前提是这些人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新民粹主义者既是反犹主义者,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边对那些想要留在他们的地盘并被同化的犹太人说“不”,一边对那些想要回到自己国土的犹太人说“好”——或者,用大屠杀策划者海德里希1935年写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将犹太人分为两类,锡安主义者和同化党。锡安主义者信奉严格的种族概念,通过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们自助建立了自己的犹太国家……我们的美好祝愿和我们的官方善意与他们同在”。


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某些左派也惊人地抱有相似的观点:即使他们对塔利班统治下的女性命运感到遗憾,但同时他们也认为美国的撤军代表了全球资本殖民主义的巨大失败,西方势力试图将自由和民主等概念强行灌输给他人,这种观点的相似性不仅与塔利班的立场接近,我们也在那些反疫苗和反对抗疫措施的群体中找到了类似的观点。


最近,对于间谍软件Pegasus的报道,更加强了我们对社会控制的确信,而且也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身边那么多人抵制疫苗。如果我们电子设备的所有数据,和我们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被控制,那我们的肉体就是抵制逃离这些控制的最后一座孤岛。然而,通过疫苗,国家机构和资本公司似乎已经入侵了这最后的自由孤岛。因此,我们可能会说,反疫苗运动,是我们对暴露于类似Pegasus这样的间谍软件所付出的代价。而且,由于科学被广泛用于证明抗疫措施和疫苗是伟大的科学成就,反疫苗运动就更加根植于对科学的怀疑——怀疑科学是服务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


此外,我们最近目睹的是,一种被雅克拉康称之为“大他者”的威权的逐渐衰落,如今,公共的价值空间里,只有我们的差异和身份才能生长——这个现象通常被错误定义为“后真相时代”。


代表人权的反疫苗自由派,让人不禁怀念起列宁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允许自由的民主辩论,但是一旦政策落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每个人都应该从康德的启蒙公式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别服从,只自由思考!”,而是“自由思考,公开表达意见,然后服从!”这与反疫苗人士是相似的:辩论,公开你的质疑,但在官方威权推行它们时服从规定。没有这种务实精神的共识,我们就会慢慢漂向一个由部落派系组成的社会。


可能我们在此面临的最深的裂痕,是科学提供的现实图景和生活常识之间的裂痕,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是常态化的,包括各种我们生活运作的部分,是与反疫苗者站在相同立场上的。他们无法接受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的事实——疫情、全球变暖和社会动荡——这些会把我们的生活带向终结。那些需要经常透析以维生的人觉得,对他们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接受自己的生命取决于一台机器的事实:在我面前,有一台巨大的机器,而我的身体活动依赖于它的定期使用和顺畅运行。而接种疫苗的未来,也让我们面临着惊人的相同前景:我们的生命,竟然要靠自身被反复伤害才能保证。


民粹右派和自由主义左派持有的相似观点是对公共威权的不信任:警察规制,健康管控和被医学与制药机构、大公司和银行一手安排的监管。他们想要抵抗这些压力,来维护一个自由空间。


左派——如果他们还配得上这个名字的话——应该在这里更进一步——仅仅抵制现存的威权模式的建制是不够的,人们应该动员“批判的机制”,质疑我们批判的“威权”的地位。很容易看出,抵制疫苗的美国民粹主义捍卫的是“美国生活方式”,其猖獗的个人主义、公共场合持*、种族主义等。


疫苗怀疑论者的左派愿景,通常是小团体的直接民主,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权力异化中心的透明社会中。而塔利班愿景本身就有问题。因此,悖论是,为了击败(全球主义统治的)外部威胁,我们应该首先牺牲我们感到有威胁的事物的核心。


我们应该学会信任科学:只有在科学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克服我们的问题(除那些因科学为权力服务而导致的问题外)。我们应该学会信任公共权威:只有这样的权威才能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流行病和环境灾难等危险。我们应该学会信任“大他者”,即基本价值观的共享空间:没有它,团结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需要特立独行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新方式保持同一的自由。此外,可能更困难的是,我们应该准备好抛弃许多常识性的信仰,和许多构成我们常态生活的做法。


在今日保持保守,为我们传统中值得拯救的东西而战,意味着进行激进的变革。古老的保守主义格言说“一些事必须被改变,以便万事保持不变”,这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许多事情必须彻底改变,我们才能保持人性。塔利班和新民粹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只能在一个真正的后人类社会中结束。


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的批评是,西方在阿富汗失败了,因为它试图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理念,无视当地的具体情况和传统。然而,仔细一看,西方正是在试图与地方阵营建立联系——结果是与地方军阀结成的契约,等等。这种企图的长期结果,只能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结合,就像我们在土耳其看到的——难怪塔利班与土耳其政府关系甚好。阿富汗没有太多的现代性,但它有的是我们现代性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自苏联的占领开始。正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几十年前所说的那样,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而塔利班就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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