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雷 | 流动性的经济学:水利技术与陆地中心主义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88   最后更新:2021/09/15 14:16:40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21-09-15 14:16:40

来源:普遍手册General



水通过势能劳动

写作/奚雷

在颠簸的巴士上,我收到了北京歌德学院和缓存空间关于短期驻留的通知。那时,夜幕中岭南潮湿的空气,混杂着乘客的汗味,正渗入我的皮肤,我意识到接下来自己将开始在一个陆地作为绝对主导的地方调查水域。

水域社区


我最初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水本身,而是作为地缘政治要素的水将会如何塑造未来。轰轰烈烈的罗贾瓦(Roj**a)革命让我意识到权力真空对于落实社会实验的重要性——如果叙利亚政府军没有因内战而撤出该区域,罗贾瓦似乎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而当我们寻找另一处权力真空,就难以不将目光投向水域——尤其是公海,这一片更为广阔的、国家权力尚未完全覆盖的领域。

古巴比伦的宇宙图像,漂浮在海上的陆地处于宇宙的中心。图片摘自William Fairfield所著《最早的宇宙观:古代希伯来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希腊人、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在思想中描绘的宇宙——为研究古代文学和宗教的初学者编写的指南》。


恰好,本世纪正是水域入侵陆地的世纪。由于水循环的整体性,气候变化对水域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沿海地区域:去年的南方水灾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厄尔尼诺现象[1],那些远离海洋的市镇也会轻易地被洪水所淹没[2]。而海水入侵所导致盐碱化也将使大片土地在被彻底淹没之前就变得不适于居住。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想象基于水域的社区。然而,与未来水域社会相关的主流项目,如“海上家园”(Seasteading)和Oceanix的“漂流城市”(Floating city),看上去更像是资本主义幻想者的末世漂游避难所[3][4],这些项目在一开始就为水域社会划分了等级制度:一个是负担得起这些高端设施的精英群体,另一个则是绝大多数不被陆地接受的离散者。随着进一步研究,我将重心转向了这些项目背后的陆地中心主义和与之相伴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些立场与很多既有水上社区项目的弊端有着复杂且深刻的因果关系。

由“海上家园”旗下“海洋建筑公司”(Ocean Builders)所设计的豪华“海舱”(SeaPods)的效果图。图片来自于网络。图片:海洋建筑公司。


陆地中心主义


陆地中心主义是一个我创造的词汇,指的是一种将非陆地领域,比如水域,单向地视为陆地的补充和延伸的立场。无论是“海上家园”还是“漂流城市”都是陆地中心主义的,因为这两者都试图在水域中复制陆地生活和陆地社会的权力结构。而陆上水利工程则连接着另一种陆地中心主义,其通过改造水域来单向地弥补陆地所缺失的属性,比如水体高效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的、宏观的流动性,如漕运;另一种是生命的、微观的流动性,如生活和灌溉用水,生命的新陈代谢就依靠着水在微观层面上的流动。

高德地图截图展示了我在驻留期间考察的地点,图片:奚雷

流动性的经济学,图片:奚雷


在调查京郊水利工程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技术结构如何使陆地中心主义同时作用于水域和陆地。出于对高效的追求,作为南水北调一部分的密云和十三陵水库采用了封闭式的管理,从而使得陆地和水域进一步隔离。在进入水库的企图落空之后,我决定造访密云白河上游的生态区,在调查中,我发现了水利和陆上设施都遵循着同一种的“流动性的经济学”。如果你只是沿着铺设好的道路前行,无论选择哪个岔口,终点出现的几乎总是农家乐或者景区售票处。就像水利工程将水与外界隔离,并将其精确地引至水电站发电那样,水库周边的基础设施把人和自然分离了开来,并将人流精确地引导到旅游景点——这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劳动,因为上传旅游照其实也在为景区增加象征资本。换言之,就如水的势能被水电站转化为电能一般,人们想要接近自然的欲望被转化为了经济和象征资本。而从拟人化的角度来看,水更像是无偿的劳动者。

图中展示了游客如何被引导至白河生态区的“天下第一瀑”景区,然而景区因疫情而关闭,游客被封闭于门前,并无法接近瀑布 ,图片:奚雷。


器官学


这些见闻使我重新思考作为技术哲学的器官学对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地区的意义。沿着古兰、西蒙栋以及斯蒂格勒等人的理论发展而成的器官学将技术物视为人造器官,具体地说,视为人类躯体内器官或组织的外部化。诚然,这种器官学也许能贴切地描述工业时代的技术——北京密云区的水利工程与周边生态区陆上旅游基础设施就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但是如果当我们由此来想象一种旨在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乌托邦时[5],器官学就暴露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密云水库与隔离网,图片:奚雷。


西蒙栋将技术物的进化视为一种不断“具体化”(concretization)的过程。“具体化”指的是将各种功能浓缩在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单一结构中。例如,灯泡的底座必须是密封的,这样才能使灯泡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运行。[6]同时,每一个技术结构在具体化的同时也是专门化的,需要排除其他次要的作用,由此使得技术物的各个元素在运行中呈现出完美的协调。虽然很多器官学的支持者也很重视整体性的关系,但是前提条件往往是技术物必须首先在内部封闭地运行,然后再与环境或者是其他技术器官发生关系,因为具体化的技术物“倾向于内部一致性”,是一种在结构上隔离于自然的、“在封闭在其边界并以循环方式运作的因果系统”。最后,具体化也推动着技术物的向完美进化,而越是具体化的技术物就越趋近于自然物的存在方式。[7]

清除空心莲子草,图片源自网络。


然而,以封闭性为基础的技术关系真的能代替措施复杂的自然关系吗?一个相反的例子就是被视为入侵物种的空心莲子草。这种原产自南美的水陆两栖植物轻易地侵入了南水北调的水利设施,并沿着输水线一路向北进军[8]。而除了人工割除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外来物种之外,目前并没有高效的技术手段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中间地带


另外,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就会发现,与西蒙栋从局部到整体的观念相反,一些中国古代水利技术似乎更注重整体的、流动的关系。例如,无坝的都江堰并不通过在一个封闭的技术结构中切断水体来发挥作用,而是对水域进行了整体性的规划。其成功之处在于“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具体地说,是以水流的特性为基础,就像脏象和经脉学说对身体的调养那样,在时间的流变中调整甚至创造不同水流之间关系,而不是用人造的技术关系来消灭和代替既有的自然关系。

都江堰结构示意图。图片源自网络。


不过,在通州的运河公园的田野调查中,我依然发现了一种在技术物封闭的边界碰撞之下所产生的张力。效率导向的基建理念要求基础设施之间在结构上相互隔离,例如,和摆渡相比,隔离于运河的高架桥往往具有更高的运输效率。而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原先封闭且相互隔离的基础设施有时会因为相互挤压和摩擦而产生裂缝,并混杂出一种非效率导向的、开放性的新结构。在运河公园中,运河与高架桥之间的人行步道就是这样一小段与运输效率无关的中间地带。人行步道虽然隔离于运河,但却是运河的附属设施,并往往与高架桥相连,成为了沟通两者的途径。而这一小段桥洞下中间地带也成为了周边市民休闲活动的公共中心,为滋养市民文化提供了基础。

通州运河公园桥洞下的中间地带,图片:奚雷。


受到这片中间地带的启发,我开始制作影像《运河公园》,试图在封闭的技术器官之间想象新的关系。今天,不再具有漕运功能的通州北运河已经变成了水文化符号的承载者。而我恰出生并成长于一座苏南的小城,一个被标记为水乡的地方。但当我追溯记忆时却发现,我最初关于水乡符号的印象并不来自于儿时那些因污染而发臭的河,而是来自于外公家鱼缸中那些花花绿绿的塑料仿真水乡造景。在影像中,我将这些造景想象为脱离了技术物封闭性并在中间地带游荡的流质,造景部件如京剧演员登场般,依次从桥洞的深处来到镜头前,然后又退回后台。片中的造景不但与运河和高架桥有着物质或是文化上的联系(造景的材质和作为高架桥构件的玻璃钢本质上都是塑料;造景与北运河一样,都承载了水乡的文化符号),也是我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验在这片中间地带的再现。

《运河公园》(制作中)影像截图,图片:奚雷。


人工浮动湿地


在驻留的后期,我来到了张家口的怀来县并流连于当地的人工湿地。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由植物主导的共生体在突破既有人为规划时表现出来的张力:湿地中无论人工培植的还是被视为杂草的植物都在无时无刻地试图从人造技术物的封闭性中逃逸出来。这种张力也揭示了器官学的另一个问题。当器官学一开始就把技术视为人类的延伸之时,我很难不认为其基础就是十分人类中心主义的,而如果我们只将技术器官视作人类的延伸,那么就不足以完善地理解这些在技术网络中至关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当你了解河狸水坝精巧的结构和功能之后,也许会很难相信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使用技术来与水域发生关系的生物。河狸通过用树枝、石块和泥土来建造水坝,不但为自身构筑了栖息地和避难所,也将河流改造成了一个由运河、池塘和湿地组成的生态连续体,并改善了当地的干旱和洪水问题。而鉴于河狸的半水生性,河狸水坝也可被视为一种非陆地中心主义水利工程。

正在从怀来八号桥人工湿地的潜流湿地单元中逃逸出来的杂草,图片:奚雷。


在对人工湿地的后期研究中,我发现了另一种浮动人工湿地的技术。从形态上来看,浮动人工湿地就像是一块脱离了母体的人工湿地单元,其诞生于技术物的封闭结构,但最后却从中逃逸了出来。隔离于陆地和土壤的城市混凝土河道并不具备湿地水体那种自我清洁的能力。于是,作为对封闭性的弥补,浮动人工湿地被放置于河面上用以净化水质。而这不但进一步揭示了封闭性的问题,似乎也暗示了,至少在水利工程中,技术物的演化也倾向于突破自身的封闭性。此外,浮动人工湿地也呈现出了超越器官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是单一物种中心主义的潜力。由于在构建水坝时所表现所出来的关键性和主体性,河狸依然能够在很多维度上被视为技术主体。不同的是,浮动湿地中的每一个行动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水生植物与根系微生物共同净化水质,而人工载体则提供了漂浮性和移动性。因此,当我们将技术物视为技术共生体中的一个要素,而不是简单地将技术物视为植物或者微生物的延伸时,才能更好地理解浮动湿地的运作方式。


然而,浮动人工湿地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在宋元时期,民间就已开始流行一种名为架田的耕种方式。人们用草木制成筏,使其浮于水面,并在上面种植农作物。无论是架田还是人工浮动湿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是以满足人类需求为最终目的而被制造出来的,但实际上,与基特勒的对媒介的理解相似的是,在技术物的演化中,人类的目的正在变得越来越次要:一个现代技术物往往首先满足一系列其他技术物的需求,而人类只是在某个节点与这个关系网络相连接。例如,浮动人工湿地首先服务于人工河道,被初步净化的水再流入污水处理厂,然后被分配至各类工业设施,如核电站,然后电站再通过电力网络作用于其他技术物的生产,例如浮动人工湿地中的人工载体,如此往复,最后形成一种“无人”的循环。而相似的循环正在日益增加,并把人类推向技术物网络的边缘。

架田,又名葑田,是一种漂浮在水面上的农田,可被视为浮动人工湿地的前身,图片摘自游修龄所著《中国稻作史》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然处在一种技术日益成为主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之中。于是,作为这种技术事实的投射,那些主流水域乌托邦往往会设想一种倾向于技术决定论的水域未来: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技术物作为主导的生活,那么就首先让技术物来彻底改造那些并不适于人类居住的环境。但这些设想的问题在于,水域并不是荒芜的火星。当人们用陆生技术的逻辑来改造水域之时,就意味着对原先水域生态有机关系的破坏,而在这种情况下,当技术物成为水上生活的主导时,这种破坏将会是更加难以估量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想象异于前者的水域未来?浮动湿地技术共生体似乎不但能够为这种想象提供一种非陆地中心主义的起点,而且也能展示一种重置技术观念的可能性:技术物不再是其他行动者的附庸,也不再是一切的主宰者,而与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一起,基于水域的特质构建出新的有机关系网络。


参考文献

[1] 李文峰. 极简科学课 | 本轮南方洪水多项指标超越历史极值,背后原因是什么[DB/OL].

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007/t20200715_222010.html.

[2] 新华社. 广西阳朔抗洪救灾一线直击[D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012769662234775&wfr=spider&for=pc.

[3] Steinberg P E, Nyman E, Caraccioli M J. Altas Swam: Freedom, Capital, and Floating Sovereignties in the Seasteading Vision[J]. Antipode, 2012, 44(4):1532~1550.

[4] Hurley AK. Floating Cities Aren’t the Answer to Climate Change[DB/OL].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4-10/floating-cities-won-t-s**e-us-from-climate-change.

[5] Bradley, J. P. N. On the organology of utopia: Stiegler’s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9, 52(4): 420-432.

[6] Feenberg, A.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M]. Oxford: Ofx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Simondon, G.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M]. Ontario: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80:30-31, 46.

[8] Liu D, Wang R, Gordon DR et al. Predicting Plant Invasions Following China’s Water Diversion Projec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51(3): 1450-1457.


关于作者

奚雷,艺术家和写作者,现主要居住和工作于苏州和科隆。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和科隆媒体艺术学院,现为林茨艺术与工业设计大学艺术研究博士候选人。他近期的创作和研究关注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和美学意义。他的影像和装置是他写作的延伸。同时,他也从事艺术理论和批评写作,他为展览“A Series of Utterly Improbable, Yet Extraordinary Renditions”(2018)所写的评论入选IAAC 2018-2019展览评论年刊。他的文章散见于DEEDS.NEWS、Ocula艺术之眼、《艺术客》、《典藏》等多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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