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ARTDBL
采访:钟刚
编辑:鄂轶楠
坪山美术馆的“深圳艺术家”系列带有几分冒险性,但有勇气来面对这个城市发展至今所形成的形状和结果,也可视作一种城市文化的自觉,甚至也可以认为是深圳在城市文化主体建设的开端。过去这个城市总是羞于谈论自身,或无力讲述自己,坪山美术馆的这个系列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实验,而这样往前走一步的做法,正好契合了深圳这个年轻城市应该有的勇气、冲劲和城市想象。
坪山美术馆这个系列推出的首位艺术家是薛峰。这位2017年才移居深圳的艺术家,嗅觉灵敏且行动迅速地进入这个城市的文化现场,并在这个城市开始了他的艺术新阶段。薛峰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他如果继续在大学教书,那种躲起来所获得的安全状态,会温和地摧毁一个人。他侥幸来到了深圳,并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城市的开放和自由,以及这个城市正处在生长状态的文化和艺术,让他以及这个城市的同仁,能够通过行动来塑造,通过韧劲和信念来建构,而这种进行时的参与,我们相信是其他城市未必拥有的状态。
基于薛峰在坪山美术馆的这次个展,我们和他聊聊了他的过去,以及他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梳理方式,薛峰认为他这个展览不是回顾自己的十年,而是回应自己的十年。他希望通过梳理和回应,来找到哪些在变,哪些没有变,而他自己也试图在变和不变之中进入到一个自由而不受牵制的“自我时刻”,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我”更重要了。
薛峰其实总在试图驾驭自己的感受和时间,即便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活跃在现场的艺术家,但他从现场退席后,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工作室继续他未完成的一张画。看起来,他精力旺盛,四处走动,但他知道自己的本份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安全屋”,还是那间位于华侨城创意文化园E6栋3楼的那间逼仄而凌乱的工作室。
搜索和回应
ARTDBL:“迢迢”是你在美术馆做的第一个展览,你用这个展回应了自己的过去十年,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审视自己的过去?
薛峰:其实来自一个很简单的契机。我跟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聊天的时候,他说起深圳当代艺术家这个系列,我可不可以做成一个回顾性质的展览。我接受了这个工作后,在拿出第一次方案前,我已经做了好多方案。我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罗列出来,重新看了一遍,理了一遍,找了好几种可能性。我在想如果是自己,我会怎么选。
后来我和策展人杨紫又讨论了关于“已经发生的十年”这个时间概念。作为策展人,他把这个事情磨得非常细腻。我们寻找过去的作品,决定哪些东西继续做;搜寻过什么,或者没有搜寻过什么,这个时候,“搜索”就是一种新的选择。现在我们对一件事物的判断、对一个概念的理解,和过去十年是非常不一致的,但这也是由这段时间产生的结果。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有了一个方向,最终我们决定用新的十年来回应过去的十年,而不是去“回顾”过去的十年。
ARTDBL:回看自己过去的十年,这当中会涌现出哪些问题,它会让你形成一种怎样的自我观察?
薛峰:这次的契机让我有了一个最重要的理解,我真正再一次回忆2011年在北京博而励画廊做的第一个个展,审视了过去的创作方法。
那是我第一次出道,当时是很秘密地观察。那时一些学生已经有名了,出来了,相较之下,我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年纪。就作品而言,我作为一个新手,总想表达一种所谓的才华。我理解的才华,就是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创作都会有新的信息介入,从今天来看,就是不断向外学习。所以,在之前的十年中,我发现我的每个个展,每个系列,总是在往一个新的方向走。其实这是想突破自我的一种认知。
即使我不停地把新的东西放到自己的工作方法里,我却发现,这其实是一种一厢情愿。当我回头看自己八年前、九年前、十年前的这些方案时,我发现我新画的稿子、方案,和从前没什么区别,画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那到底这么多年来,我学习的新的东西,要在哪里体现?其实并没有体现。我自己感觉看到了很多东西,听到了很多东西,但它们并不一定成为我的东西。一切都还是原有基础上的那些,我要求变化的,能发生一点变化。但在我的想象中需要发生变化的,却仍然没变。
所以,当我用新的十年去回应过去,我反而看到了问题所在,它让我变得更加笃定。和过去相比,我现在的画有了明显的稳定性,或者说是一种驾驭能力。这其实是因为,过去我需要一直往前冲,要表达出所谓的才华,要做出所谓的对绘画的新的理解,但现在不需要。我要做的,就是要修正过去没有想到,而现在想到了的东西。这样一点点的变化,就是十年的一种回应。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
时间在反复
ARTDBL:展览的开头有一张西湖的旧照,是十几年前的风景。你提到自己不断学习新的东西,而现在又在回应过去。在这个过程中,你对“新”与“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认知,对今天的你而言,“学习”又意味着什么?
薛峰:我还是从十年这个概念说起,它其实是一条线索。我这十年里的工作就像一座时钟,秒针可能是我每一天的状态,分针是每一个系列,时针一个个大的展览。从12点出发,我顺时针走了一圈,又回到了12点。十年的线索也是这样一个圆、一种循环。我的速度比较慢,从头开始,一格一格地往前爬,爬到第几格自己也不知道,后面都是未知的。这种未知不是生命的未知,而是知识构成的未知:它到底还能继续生产吗?还是说今天这个展览做完,你就停止了,不再有生产能力了?
恰恰这样一种状态,是我觉得最过瘾,也是最迷人的东西。因为不能确保这个展览做完之后,下一个展览还能不能继续,你总是要艰难地去寻找新的方案。过去十年的方案告诉我,无论怎么做,它一定还会在我的一种趣味里,在自己的语境中。这种不变的趣味和语境就是一种线索,而每一次展览的呈现,都是一次新的梳理。过去所有的问题,都在一次次展览中得到了表达、交流,产生了一种批评。其中的信息会产生新的判断和调整,做过多少次展览,就有多少次调整。在这当中,没有一种明确的“学习”,但是处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学习。
对于学习新的知识,我没有过去那么迫切了。今天所有的信息和交流都变得非常日常,随时都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通道。但恰恰对于过去,对于已经确定要做的那些事,反而需要更具体、更细致地去考虑。以前看到新的东西,总觉得是一种新的场域,可以随时植入到我的作品中。但当我回过头的时候,我发现新与旧,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它们其实就在熟悉的情景当中,你只是在反复、在重组。
我现在还有那种很强的创作欲望,但我更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准确的落点。如何去判断这个点是不是准确?只有通过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只有在已经落过的点上,放上新的东西,它才能再生长。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是我自己认为比较稳定的,也是最合理的可能性;较过去而言,也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观点。
ARTDBL: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做回顾,对你和你的绘画而言,有什么是“非如此此不可”的因素吗?
薛峰:十年前我很想在一个艺术空间中做三堵墙,里面没有一幅画。三堵墙就是我手绘的绘画,中间有人穿门而过,展览结束墙就拆掉,只是一种纯粹的体验。但因为面临最现实的问题——空间和经费,所以这个方案就一直被放在文件包里。
之前我一直在设想,如何用作品包围观众,让人在绘画中穿行、流转。十来年我有种种想象和方案,在想怎么把平面的这堵墙在现实中呈现。这次我就做了这堵墙,叫《两个时刻》。只有当做出来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这十年来对方案的想象,仅仅是想象;我对绘画提出的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没有去解决。反过来再看这堵墙,它体现了让问题停留在想象中的那个时刻。当我真正做出它,可以穿越它的时候,过去提出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我跨进了这一步,从绘画里跳了出来,把它做成了一个现实中让人可以穿越的东西,我才真的体验到和感受到了。
最初到坪山美术馆六楼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我感觉没法驾驭。墙刚被砌好再去看,我一下子觉得,这个空间可以驾驭了。它完全是两个时刻、两种时间状态的表现。以前处理方案时,我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边界,处在两种状态、空间、语境的边界,没有一种明确的“跨过去了”的感觉,但这堵墙帮我做到了。之前不清楚的一些问题,它帮我弄清楚了,而且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让我觉得可以走向它,表达我的绘画与空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行动最积极的一面。
一个作品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我在十年前设定了的愿望,如果当时做不到,可能就还得再用五年、十年的时间,去等待这样的一个机会。只有在一个很长的距离之后,当很多点碰到一起的时候,就达到了一种共识。而这就是从杭州到深圳的迁徙当中,在千里迢迢、迢迢未至的过程中出现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碰撞点,一种时间、地点、人物的碰撞,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产生了一种时效性。
ARTDBL:在这十年间,你开始做第一个展览,然后离开学校到香港、深圳,一直处在变动中,同时创作也在不断调整。那么,在这种变化中,你是怎样寻找其中稳定的、不变的东西?
薛峰:十年里,我一方面的状态是流动变化的,很不稳定,很想冲,想快速地让别人认可我。这种状态体现在我的工作状态,以及巨大的工作量中。我要看作品是否可以,哪些画廊可以组合,做什么样的展览,与什么样的人交流,这其实都有一种明确的规划和想象。但事实上,一个人的状态和历程可能一半是清楚的,但还有一半,是无法弄清的,甚至会有矛盾。我经常处在设想与计划的另一端,这也很正常。
在绘画和艺术的表达里也是这样,当它处在一个非常不明晰的状态中时,它的表达就是不稳定的,是一种流动和寻找,通过制造一个新的世界,来体现出某种存在的方式与可能。在一段时间历程中去看创作,最重要还是看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呈现出的状态。
我的变化与不稳定,可能恰恰是在追求一种稳定,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才有了现在的这条路径。在整个十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只是我有一条暗线,时而清晰,时而不清晰。而当坪山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清晰地提出来,要回应过去的时候,它才变得十分清楚。
点对点
ARTDBL:展览中你画了许多门框,它们可以说与日常的功能性结合在了一起,也可以说是在装饰这个空间。在你的作品与这个空间之间,你试图构筑一种怎样的关系?
薛峰:说到功能性和装饰性,我觉得哪种提法都不为过。当年我有很多同学是做设计的,他们画效果图,就可以根据图纸造出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和绘画很不一样。效果图是有用的,而我们可以画得很美,很有想象力,却没用。
为什么画可以是美的,可以让人有无穷的想象,效果图却不行?我恰恰觉得效果图也挺美的。如果我用绘画的方式去画效果图,可以吗?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其实就是在我的创作中,有针对功能性和装饰性的一面。当时《改造》这个系列中,门框针对的,就是效果图以及由此做出的装修,但我做出来,还是绘画。
如果说借助效果图只是一种说辞,那我把它实际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让自己既是艺术家,同时也是设计师,我觉得这没问题。这次的门框和墙做好以后,我觉得自己可以接装修的活了。同样是墙,为什么艺术家做的墙,和设计师做得不一样?
ARTDBL:除了日常的功能性,我还觉得整个展览的呈现是比较轻盈的。没有像有些回顾展一样,把个人放到大历史中。与那些致力于营造出宏大感、神圣感的展览不同,你走向了另一方向,整个展览把观众的视线压得很低,甚至需要走到墙边,用一种低视角的方式来观看。
薛峰:我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很宏大的展览,只考虑在展厅里,怎样对作品的呈现是最好的。我和杨紫交流过,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想体现崇高的东西,只想把它变成我自己的,和具体的对象有关的。
提到回顾展,我觉得这和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做展览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说要回应过去十年,而不是回顾十年。你可以回应整个十年吗?不能。我只能回应曾经做过的一个展,画过的一个系列。我所理解的每一个阶段,只能用一个点来表现,所以还是想以点对点的方式,展开自己对艺术的探讨。它可能是一个词条,某一种观点,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清晰的轮廓。
视角比较低,我觉得也是策展人的理解。在不断调整的时候,他会说视角有点高了,应该让它降低。从结果上看,就出现了三层关系,一是墙,二是雕塑,三是挂在墙上的画。白色的地面让作品有一种漂浮感,而墙和雕塑摆在中间,感官是往下走的,整体就会有一种立体的空间意识。观众在里面要穿越门,穿过雕塑,转身后再穿出与穿回,这有一种空间里的穿梭感。
既打开,又收缩
ARTDBL:这是“深圳当代艺术家”系列中的第一个展览,我们将“深圳艺术家”换成“北京艺术家”,或者“上海艺术家”,好像都不能成为一个被承认和被提倡的说法,为什么在深圳,“深圳艺术家”可以成立?
薛峰:我觉得“深圳艺术家”这个说法和深圳的艺术面貌有关。比如说,北京上海已经有艺术产业的积累,而在深圳,新开一个画廊、空间,都会被大家蛮热烈地谈论,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
事实上,我也在表达我是一个深圳来的艺术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语境。对我而言,地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在深圳做过什么,在这里有什么样的作品,它们可以形成描述深圳的一条艺术线索;重要的是一个人做的事情和所处的整个环境、人群、城市,是否发生了非常具体的一种互动关系。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城市艺术家。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工作状态势必是围合的,所以在疫情之后,我更强调打开工作室,打开工作。城市艺术家是指我可以做自己的创作,如果城市需要公共艺术,需要探讨城市艺术发展的时候,我也可以参与进去。打开工作室,主动要求介入正在发生的事,有了这种意识,我才可能进入一座城市,参与其中。同时我的内心一定是收缩的,收缩得越紧,说明我的内核被积累的越强,不然就只是一种秀。
在深圳改变我的同时,也是因为主动介入到城市中,我积累的经验和理解,才能返回给创作。这种和城市的关系,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变化与稳定一样:在面对不确定的东西时,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找到一种稳定,才能变得确定。
ARTDBL:也是从十年前开始,你离学院越来越远,成为走向市场的艺术家。为什么比起被体制接纳,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对你更有吸引力?
薛峰:为什么之前说成功的艺术家对我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成功,是用每一件作品组成的。而作品形成的轮廓背后,是某种专注促成了它们自身的气质。只有当我需要更深入工作的时候,才理解到,原来我非常需要专注。说白了,创作一件作品时需要的注意力,是事业里最重要的那一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本体,它的内核其实就是你的热情、热爱,还有专注和坚持。它们都是非常立体的,拧在一起的,不是只做到一点就可以了。
但当你享受着国家的福利、工资以及种种时,所有的会议、备课、年终总结,都成为了一种束缚。这种要挟会在一种很安全的状态下,非常温和地摧毁你。我不能有被裹挟、被要挟的那种状态,所以只能做切割。相比之下,就走向市场而言,我觉得人可以有一种驾驭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似乎也进入不了市场,某种压力就会摧毁他。
从学艺术开始,我所知道的艺术圈就很不健康,所以一直在以一种谨慎、谦卑的角度去旁观。随着时间的积累,随着我能通过创作与更多的人交流,我开始觉得能在自己所理解的层面上,扎实地做一些事情。这次在坪山美术馆的“墙”做出来之后,它确实让我感到,自己对艺术的表达又开始自信了。这是通过工作、交流、判断一点点的积累,才形成的自信。
我现在觉得,艺术完全是自我的,尤其是当代艺术。我不需要任何一个套路,我也不需要任何一个圈子,我不需要有这样一种加持。我需要一个自我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完全由自己来驾驭感受和时间。我要的其实是自由,自由地搞艺术,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我有牵制,我只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