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巴塞尔艺术展ArtBasel
米拉·绍尔（Mira Schor）在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之后创作了她的代表作《War Frieze》。这幅以古典建筑周围装饰带命名的作品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它由许多小型的生殖器官绘画和挪用战争语言组成，并以渲染的体液线连接。当这些不同的作品部分被放在一起看时，《War Frieze》似乎可以无限地延伸，指向不断汹涌而出的父权暴力。这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同时它也在质疑不朽的概念，并在内容、形式和规模上进行批判。
1993年，米拉·绍尔与《War Frieze》，作品拍摄于艺术家位于Marie Walsh Sharpe基金会工作室，图片由Sarah Wells拍摄
71岁的绍尔最近回到了她从小长大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家，一套阳光明媚的顶层公寓。她对空间做了一些小改造，把最大的房间改成了一间朴素的画室，并保留了其他关键建筑元素。绍尔在厨房附近一个狭窄得只够放一张单人床的房间里安放了一张木桌，上面凌乱地堆放着一些胶带卷，杯子里塞满了尺子和削尖了的铅笔，还有各种生锈的钢钳。这个房间曾经是她父亲Ilya Schor（著名的艺术家和珠宝制造商）的办公室。绍尔说，这里至今被保存完好，就像荷兰艺术家佩特鲁斯·克里斯蒂（Petrus Christus）的画作《店里的金匠》（A Goldsmith in his Shop）一样。
《Slit of Paint》（1994），米拉·绍尔，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和她的父亲一样，绍尔也是在这样家庭式的空间里，在她最珍爱的物件包围下创作出许多开创性的作品，包括《War Frieze》的一些部分。自1970年代以来，在当时性别歧视还算是可悲的常态的背景下，她创作了一些来自内心的叙述性绘画，从身体中提取出亲密但明确的内部语言。她说：“我觉得女性大多充满了语言，不仅仅是闲聊，还有各种想法、抱负和哲学。”像肉体一样的桃色油画《Slit of Paint》（1994）中，女性生殖器官的中心被分号取代，具体地呈现这个概念。绍尔的作品通常是按系列创作，并且画幅较小，利用片段之间的转移来象征社会权力的流动。由母乳、血液或其他体液组成的线条会演变成潦草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从男性香水广告或堕胎法章中借用而来。尽管她的题材惹人注目，但这些构图却比预期美。她在1997年的文集《Wet：On painting，Feminism，and Art Culture》中写道，对她而言，绘画是一种让人陶醉和捕获的工具，是“当代思想交流中共同产生的甜蜜陷阱”。
米拉·绍尔站在其作品《The Painter's Studio》（2020）前
绍尔在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兼职教书，戴着一副糖果色条纹眼镜，清晰而尖锐地讲述了自己的艺术实践。她的女权主义观点很早就形成了。当绍尔的父亲在1961年去世时，她只有11岁。父亲离世后，她的母亲Resia Schor接手了丈夫留下的工具。绍尔回忆道：“她开始接触金属，并发现自己真正成了一名艺术家。她会给我做晚饭，然后回工作室待上几个小时。一边看着母亲工作，青少年和年轻时期的我渐渐在心中树立了非常鼓舞人心的榜样。”Ilya和Resia于1941年逃离大屠杀后在美国定居，并让家里注入了政治和令人振奋的激进主义精神。在丈夫去世后，Resia的餐桌仍然是各方新想法的汇集地，也是一个欢迎表达新想法的论坛。绍尔说：“我和母亲、姐姐以及她的朋友、女权主义者Nancy K. Miller曾经围在厨房的桌子旁进行了很多次长时间的讨论。”
《Car Triptych》（1972），米拉·绍尔，“Story Paintings”系列作品之一，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左：《Strange Fruit》（1988），米拉·绍尔；右：《Jewish Daughter》（1985），米拉·绍尔，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绍尔正是从她的姐姐、文学评论家和学者Naomi Schor那里知道了由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米里亚姆·夏皮罗（Miriam Shapiro）主导的加州艺术学院传奇的女权主义艺术项目。1971年，她搬到加州并开始攻读学院首届艺术硕士学位，从此远离了母亲的厨房餐桌和她童年探索过的那些博物馆。加州陌生的风景深深地烙印在她当时的艺术作品上，创作于1972至73年的《Story Paintings》系列用水粉及超现实手法捕捉了依偎在多肉植物和棕榈树之间的情侣幽会。她说，在加州的学习经历“决定了我的一生，帮助我建立了政治观点，不仅是关于政治是什么，而是真正公开地活跃于政治中”。妇女解放运动的集体能量在她心中扎根，但其他重要艺术运动同样对她影响深远。197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颇具争议的“信息”展上，激浪派的反商业化主义和概念艺术家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以文本为基础的意图宣言对绍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What Kind of Art Will We Make Under Fascism？》（2018），米拉·绍尔，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Shoe》（1972），米拉·绍尔，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她回忆起那些促使她将语言融入实践的作品，尽管一开始是十分谨慎的，但她说：“那场展览对我的思想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但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作为一名艺术家，这是我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机制，一开始我对新事物的反应非常挑剔。但我批判最多的东西最终会成为我的一部分。”到绍尔开始创作《War Frieze》时，她已经因其批判性的写作而广受尊敬，部分原因是她与画家Susan Bee共同担任《M/E/A/N/I/N/G》杂志的编辑。她最早的作品用厚重的颜料表达了深刻的个人经历和欲望，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现的作品则涉及外部政治，通常包含新闻剪辑和修改文本，以此批判性地审视权力，包括与媒体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对女性的厌恶。
《The Two Miras》（局部），（1973），米拉·绍尔，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War Frieze》是一项终极成就，在绍尔的毕生杰作中尤其突出，因为它旨在激发人们下决心实际行动。以各种12x16英寸的画板组成的作品总长度达到200英尺以上，鼓励观众以自己身体追踪这条线。绍尔亲眼目睹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却也看到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在海湾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她决定要创作“关于无限循环的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画作”。但她的作品不断进化，成为各种其他自上而下的不公正遭遇的标志。从肥大的生殖器官中射出的体液与一只耳朵相连，最终让人着眼于一句像是用血液书写的潦草文字“Undue Burden”，指的是最高法院在堕胎的决定中使用的措辞。“《War Frieze》有点像是一个连写句，”绍尔说。事实上，她从未见过这件作品完整地被展示出来。而在这个月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上，这件作品将首次完整亮相，由纽约Lyles & King艺廊在“策展专题”（Features）展区展出。
《War Frieze》（1991-94），米拉·绍尔，图片由艺术家和Lyles & King提供
尽管自肖尔开始创作这幅杰作以来的30年里，人们对性别身体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当今女权运动的主要目标——《War Frieze》仍然保持着那种尖锐。事实上从那以后，压迫的语言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相同的符号还出现在艺术家近期的作品中，包括《The Painter’s Studio》里的漂浮的生殖器官，或者是《This Is Not Political》中弯弯曲曲的文字，都可以直接追溯到《War Frieze》。她说：“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我从各种以前的作品里汲取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幅画里需要放入什么元素，那我就把它放进去。”历史总是会重演，直到这个循环被打破，或是被画上合适的标点。肖尔总结说：“目前对父权作为我们社会基石的批评仍在继续。”米拉·绍尔由纽约Lyles & King艺廊代理，并将于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展会的“策展专题”展区带来她的作品《War Frie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