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i艺术 王晓松
刘钢曾送我一个“小太阳”（Little Sun），在郑州的家人靠它的陪伴度过了因水灾断电的一周。一周之后的洪水暴雨，已经从郑州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新乡，顺着卫河渐次侵袭卫辉、浚县。只有路上不时驶过的拖车和路边随处可见拆卸“晒太阳”的车辆，保留着被祸害的证据。在去年有关武汉疫情的一篇专栏中，我说：“牺牲很容易被遗忘，而遗忘往往是下一次灾难的序曲。”勇敢摆放的鲜花终有凋谢的一天，伤痛会逐渐偏离它的伤口，换到另一个地方再来一次。可是，为什么不幸的历史总被复刻，是否只有“宿命”可聊做安慰？
河南郑州地铁5号线的沙口路站站前©界面新闻，摄影：蔡星卓
郑州街头的车辆，还留着水灾的痕迹（摄影：王晓松）
深入前线的救援人员、记者和受灾人，依然以影像（图片、视频）与社交平台为媒介向外传递着现场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尤其是图片，以最低成本与现场之外的人共情进而获得感情和实质的援助，而且这是人类作为一个族群对灾难、困难的一种本能协作。影像自然有自己的语言，它在传递信息的同时自然就会让不同的人自以为受到了冒犯。你会看到有许多技术修图多少是在做实事修正，以图证史/证实的问题被反复讨论，它的表意不仅受限于影像本身更受限于具体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机制。有些是影像创作惯性使然，有些是阅读思维惯性使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说过一句常识：“误读和误记，以及意识形态对照片的重新利用，将使它变得不同”。（《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5页）我们所看到、所经历或终将经历的苦难，多少与影像的生成有关。但我相信影像自己的调性，虽然它有时候在真相面前还会被廉价的“体面”强暴，让人们无意、不敢或无能对痛苦溯源，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不被“黑化”。有时候拍摄者的意图和记录的现场是什么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让左右了它的生成和我们的观看。吕小姐请我推荐两本值得阅读的书，其中一本我选了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晋永权 著，金城出版社，2009（王晓松 摄）
影像是如此重要，人们利用它却又害怕它。影像传播是所在地、事件被看见、相关人的诉求被听见的重要方式。今日不生产、传播影像地方，似乎天然在黑暗之中，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再到郊区、农村，光亮的层级逐渐递减。洪水暴雨，断电断网，这样一个在技术理论上被口头推演的问题一旦成为现实，比农耕社会更加可怕，因为人们从身体到精神上早已丧失了那些应激能力。如我们在介绍重庆悦来美术馆“向下生活里的X种空间方案”时说，我们不是怂恿人逃离现代城市，而是要排查现代技术支撑中的风险，尽可能地让它照顾到每一个人。任何不以人为目的的技术，结果都是对人的反噬。但人又是最难改变的，眼见的一大波人所谓的艺术家又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笔墨纸砚，一边抓“匪特”，一边构思/复刻伟大的正能量图式，把苦难精心打磨得油光水亮。我想再一次说：如此“美学”打扮，冷酷且无耻。我也再一次选择站在粗糙这边。刘总送我的“小太阳”是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和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奥特森（Frederik Ottesen）联合设计，背后是太阳能板，太阳下照五个小时即可充满电。原是为世界上电力资源不够或难以覆盖的地方设计的，2012年以来已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提供了清洁、安全、低廉的光能。“小太阳”正面是欢乐的葵花形，孩子们叫它“小葵花”。核对资料时，在王小姐送的一本产品设计图集（The Design Book）里找到了它的基础信息。
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和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奥特森联合设计的小太阳©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弗雷德里克·奥特森
策展人王晓松、策展人刘钢（图：王晓松）
2021年7月20日，郑州暴雨成灾，傍晚小区断电，一片漆黑。孩子们找出自己的“小葵花”，为自己和没有应急灯的邻居照亮上下的楼梯。麦小姐建议我把这个细节写下来，那是艺术屈指可数的发光时刻。感谢所有在洪水与疫情面前，伸出援手、有同理心的人，你们的“小太阳”让我们在仓惶中看到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