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图像超市”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231   最后更新:2021/07/30 11:26:58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21-07-30 11:26:58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Hutch Wilco


2010 年的 Techonomy 会议上,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有句名言:“从文明的曙光到 2003 年,有5EB的信息被创作出来,但现在每两天就会创造这么多信息。”[1]

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虽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反复出现的次数远多过它受到的反驳,但它点明了当今技术的普遍性。据估计,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观看的图片超过30亿张[2],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花大约2.5小时浏览社交网络[3]。

安娜·维托莉亚·穆西,《悬于一线》,1977-2004。局部。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这不仅仅是一场数字革命,雪崩式的****改变了人对图像的看法:我们如何处理图像,以及如何获取、存储和分发图像。北京红砖美术馆群展“图像超市”(展期: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此后巡展至OCAT上海馆)以这种饱和的图像及其各种含义为主题,契合图像经济(iconomy)的概念,思考信息管理中较为平淡的问题——传输、存储、数据提取。图像经济的观点可在策展人、布朗大学比较文学与人文学系教授彼得·桑迪(Peter Szendy)2017 年出版的《可见超市:关于图像的普遍经济》(The Supermarket of the Visible: Towards a General Economy of Images)中得见。

萨缪尔·比安奇尼,《看得见的手》,2016。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作为介绍彼得·桑迪理论的作品是塞缪尔·比安奇尼(Samuel Bianchini)的《看得见的手》( Visible Hand,2016),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手的图像,由ASCII字符组成,数字和字母随着股市的变幻莫测而不断移动。


不断变化的文字暗示了图像、金融和信息的融合,同时也模仿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由一只看不见的手维持平衡的幻想概念。该作品尤其契合当下境况:在美国股市中,大约70%到80%的总交易量通过算法交易产生,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

伊万·罗斯,《自你出生》,2019–2021。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展览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之一是埃文·罗斯(Evan Roth) 的《自你出生》(Since You Were Born ,2019–2020)。巨大的房间里摆满了艺术家自 2019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以来在网上浏览过的每一张照片:家庭照片, 网站图标、旅行照片、其他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等等。


然而,当在中国背景下观看罗斯作品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是审查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中国举办的展览中的每一件作品都必须得到批准,包括每一幅图像的内容。和最终呈现的作品一样,光是想象为了使其获批参展所付出的努力,就已经让人感到强度过大。

哈伦·法罗基和安捷·伊曼,《一镜中的劳作》,2011年至今。静帧截屏。图片提供:柏林安捷·伊曼和哈伦·法罗基电影公司。©柏林安捷·伊曼和哈伦·法罗基电影公司和歌德学院。


展览的其余部分被安排成五个主题——股票、原材料、工作、价值和交流——通过展示在墙上标签上的颜色分类系统反映出来。然而,艺术品本身是根据空间来排布,而不是按主题而安排,使得观众只能不断地对照每个标签上的颜色,令观展体验有些尴尬(人们很快就会忘记把标签和主题对应起来)。


然而,在这样的展览中游走的体验是有趣、有启发性且常常令人不安的。哈伦·法罗基和安捷·伊曼(Harun Farocki and Antje Ehmann)的两分钟合作视频《一镜中的劳作》(Labour in a Single Shot,2011年至今)适配了展览中的所有主题,它展示了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劳动,从牙科临床到莫斯科红场上列宁模仿者的日常活动,尽皆突现 21世纪工作的平凡、辛劳和反常性。

马丁·勒·舍瓦利耶,《点击工人》,2017。高清彩色视频,有声,8分23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和巴黎茹斯企业画廊。©马丁·勒·舍瓦利耶


马丁·勒·舍瓦利耶(Martin Le Chevallier)的视频作品《点击工人》(Clickworkers,2017)探索了数字经济的阴暗面。艺术家以看似无害的家庭内部静止图像为主体,配以七位低收入的人工监控人员的口头证词。这些人的工作是确保“脸书”(Facebook)提供的是一种“卫生”的体验,而维护“卫生”的工作通常是由不发达国家的年轻女性花费长时间浏览互联网——其中包括观看性爱录像带,儿童剥削和斩首——并将其清理干净。他们的工作甚至还延伸到点赞、贴标签、唠叨和巧妙地制造意见。她们的工作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挖掘类似领域的其他作品是劳伦·于雷(Lauren Huret)两件均创作于2019年的作品《护眼符》(gris-gris pour les yeux)和《圣路济亚肖像(莱斯莉·安 - 曹)》(Portrait en Sainte Lucie [Lesley Ann-Cao]),呈现是菲律宾互联网审查员的现实生活。菲律宾拥有大量精通技术、讲英语和低工资的劳动力,因此有大量内容审核员受到脸书和 Instagram等公司雇用。艺术家以每张图像仅 8 秒的速度工作,将这些调停者们描绘成现代殉道者,亲自消化世界上的视觉罪恶,以防止我们其他人受到伤害。

劳伦·于雷,《圣路济亚肖像(莱斯莉·安 - 曹)》,2019。装置,4分42秒,4K彩色视频以及摄影印片。图片提供:艺术家。©劳伦·于雷


于雷对圣徒路济亚(Saint Lucie,其恰恰是盲人、作家、劳动者和菲律宾的守护神)的现代诠释,展现了她在马尼拉遇到的一位内容调停者的长相。作品中,她拿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两只眨眼的眼睛,揭示了圣人和菲律宾科技工作者的牺牲。《护眼符》则是以圣母玛利亚圣像的形式出现。这尊圣母玛利亚身上挂着一串念珠,上面有微型笔记本电脑和眼球的护身符。以护身符之姿,用来对抗以天主教为主流信仰的菲律宾“清洁工”在清洁图像过程中所会产生的疫病。


当然,在图像学中,某种形式的数字劳动被秘密地分配给了普通民众。阿姆·巴托尔(Aram Bartholl )的装置作品《你是人类吗?》(Are You Human? ,2009 - 2013)以现在无处不在且饱受诟病的图像拼图的CAPTCHAs(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s Apart,简称CAPTCHA,为自动区分电脑还是人类的公开图灵测试)形式,使用拼图来验证某些交互行为背后是否为真实的人类。

实际上,当我们点击识别道路标志、交通灯和人行横道的方块时,我们正在为自动驾驶车辆和监控技术公司训练其识别模式软件。艺术家捕捉这些随机生成和为当下存在而设计的验证图像,或打印成为大幅照片,或将其做成渲染图片,再用钢或混凝土将这些稍纵即逝的信息物质化。

阿姆·巴托尔,《你是人类吗?》,2009 - 2013。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一组异想天开的作品,刘勃麟的三张行为摄影——《手机》(2012)、《休憩的屏幕》(2017)以及《传承中的颜色和面具》(2016)——中,艺术家的身体和面部被助手涂画以让他消失于选定的背景中。然而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装置作品《无题》(2001)则难以看出与图像的清晰联系,这是一组能正常工作的微型电梯门,让人想起商场里随处可见的电梯。

卡特兰的装置作品追溯了电梯的历史,以及与劳工、商业和电力的密切联系。电梯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两千年前,当时是作为从矿井中运出材料的工具,到了1743年,凡尔赛宫安装了第一部私人电梯,将国王路易十五的公寓和他的情妇夏多罗夫人的公寓连接起来。

由左至右:刘勃麟,《休憩的屏幕》,2017;《手机》,2012;《传承中的颜色和面具》,2016。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举办与当下息息相关的展览,其风险之一是当下永远不会静止。除了观念艺术家凯文·艾博施(Kevin Abosch)的“我是一个币”计划(I Am A Coin,2018)——艺术家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创造了一千万个代币),此展明显地缺乏回应最新网络现象、加密艺术或不可替代代币作品相关的作品。

艾博施认为每一个通证(token)都是一个虚拟的艺术品,于是用自己的血在纸上打印了1000万个通证地址,并将其中几千个通证放在麻袋里(成为作品《个人效应》[2018]),但这些通证的私钥遗失了,导致它们无法被取得,也就一文不值。艺术家通过在自己的身体、区块链和价值概念之间划出一条线,提出了艺术劳动和艺术作为资产类别价值评定的多重问题。

凯文·艾博施,《个人效应》,2018。展览现场:“图像超市”,红砖美术馆,北京(2021年5月29日至8月1日)。图片提供:红砖美术馆。


最后,要说展览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展览每个被探索的主题本身,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展览,但每个主题所包含的作品又太少了——加密艺术就可以自成一个主题。此外——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展览最初是由法国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策划——参展艺术家名单呈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在红砖美术馆的版本只有来自大中华区的三位艺术家(刘勃麟、李浩和王庆松),被遗漏的名单显然有一长串。


[1]https://blog.rjmetrics.com/2011/02/07/eric-schmidts-5-exabytes-quote-is-a-load-of-crap/


[2]https://theconversation.com/3-2-billion-images-and-720-000-hours-of-video-are-shared-online-daily-can-you-sort-real-from-fake-148630


[3]https://www.brandwatch.com/blog/amazing-social-media-statistics-and-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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