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何无法扼杀情境主义国际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753   最后更新:2021/07/15 11:47:41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21-07-15 11:47:41

来源:实践与文本


T.J.克拉克   唐纳·尼科尔森史密斯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7辑

原刊载于《十月》第79期(1997年冬季号),第15-31页

文中插图来自于网络


在未来,要以我们卑微的人格承受何种审判还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我们还有资格去记下“巴黎公社”中大多数人和我们自己之间存在的政治差异,我们这样做也绝非是为了将罪责归咎于前者而掠他人之美。我们只是要确保,万一“巴黎公社”遭遇失败,人们应该知道,“巴黎公社”实际上并非其目前所呈现出的景象。——古斯塔夫·勒弗朗索瓦,1871年5月20日对选民说[1]


历史为我们保留了许多惊奇。


居伊·德波的骨灰刚刚被从绿雅园完全地撒入塞纳河,死神刚刚令德波无法继续他对任何提及他名字的人都睚眦必报的积习的时候,一伙评论者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斗胆从他们的狗窝中一跃而出,不遗余力地试图借德波其人、其书、其事、其功来显身扬名。

居伊·德波


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就是那个无所畏惧的业余人士雷吉斯·德布雷,他时而是格瓦拉主义的核心人物,时而是密特朗总统的顾问。用德布雷自己的话说,他以前从未以任何方式跟德波打过交道,现在也感到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公开谴责德波的思想,尤其是要谴责德波的景观概念,因为他所认定的是理想主义,因为这些思想具备青年马克思主义和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成分,因为这些思想是尚未构建的费尔巴哈主义,但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思想和德布雷自己的大众传播实证主义社会学完全格格不入,这种社会学被冠以“媒介学”之名。[2]

尽管有时被描述为“小东西”(德布雷喜欢谈论“我们的小小媒介学”),但这门想当然的学科却志向高远,它自夸为符号学的基石,决不容许再被降低一毫——即使如此,用德布雷的话说,“符号”(semio)已经于半个世纪之前为“媒介”(medio)开了头。但德布雷也必须尽量让他的这一新经验主义产儿,丝毫不受整体或负面思考的沾染,而德波恰恰是在此处将对景观的全面谴责信手拈来的:“对情境主义者而言……媒介就是罪恶。对我们来说,媒介不仅是必须,而且就是文明本身。对我们来说,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唯一的途径就是技术的中介,人需要景观来获取真理。人是通过幻象来发现现实的。[等等。]”[3]

我们1966—1967年间曾经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但我们并未因此而取得任何更加有力的地位,以了解情境主义国际最后非凡的几年中那些真正有趣的事件。尤其是那个关键问题,即情境主义者在1968年五月革命风暴中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发挥压倒性的作用——也就是他们的政治学如何参与进来,以致引燃了当下资本主义的一场危机——仍然众说纷纭。(而且,当时的事实真相仍然有人在不断询问。对于1968年五月革命风暴证据的嘲讽、躲避和抹杀,丝毫也没有减弱的迹象。)我们稍后将提到其中的某些话题。但我们首先要从最底层开始谈起,对此我们没有歉意。德布雷的唠叨很典型,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有必要的。知识界协同努力诋毁情境主义者的努力——给他们贴上最终的不良标签,使他们成为“幼稚的左派”或“幼稚的60年代”或类似公认假象的一部分——既完全明智合理(有组织的知识界至少善于识别谁是真正的敌人),又是恰如其分的损人不利己。出于某种原因,情境主义国际不会简单地退场。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运动


尽管如此,人们可能还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特别的胡言乱语做出回应。也许德布雷的这些话确实令人讨厌,就是因为他甚至在如此备受争议的一个领域探索到了新的深度。当然,我们从未期望这些话会因奉承的脱口秀式的权威性加上厚颜无耻的健忘症就会好到哪里去——更不用说德布雷多少有些疯狂的(当然也是蓄意的)“自尊”了,德布雷是通过承认德波为“个人”和异类,“职业道德家”,拥有实际的“个人道德准则”,因而获得那点“自尊”的。

然而,毫无疑问,还有另外的东西发出了致命一击。恰巧英国的《新左派评论》[4]要在其1995年11—12月号上选择刊登一篇(稍作删节的)德布雷颂词。这是该《评论》历史上第二次处理——并歪曲报道——情境主义者问题(第一次事件距今稍久,是在经历了长达25年的无声胜有声的沉寂之后,出现于1989年)。[5]但矛盾终将出现,而且德布雷的胡言乱语因为走运(或把关不严),被置于同一期刊物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短暂的20世纪历史”表示敬意的冗长讨论并列的位置。他的《报告》,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是要提交给一个不复存在的中央委员会的”。过度苛责霍布斯鲍姆作为历史学家的疏漏和借口的想法,被《新左派评论》演绎谴责为“反共”。似乎这是给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一条定律,另一条定律是给死不悔改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对瓦茨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抱有过度乐观的精神是一回事;而令人厌烦地费尽心思去为强迫集体化、为摆设公审、为大恐慌、为镇压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编造各种借口,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前者是原始底层的反叛分子的夸夸其谈;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经过缜密分析而做出的选择。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左翼近代史学者


这就自然而然地让我们的思考回溯到《新左派评论》早期的编造“情境主义”历史的图谋,这样就可以避免触碰当时的时代,即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几年。当时,实际上各种形式的受情境主义影响的政治学说和《新左派评论》自己所谓的主流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碰撞。《新左派评论》御用作家彼得·沃伦在艺术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当时他最终被召来为该刊1989年3—4月号撰写文章;其中许多都属于主流及想象出来的谱系,还有这种或那种重要“主义”的简略速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其最终的宣言。在其《20世纪简史》倒数第二页上,他指出,自1962年起在情境主义国际的工作当中,“德波及其支持者拒绝艺术和政治活动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离……这就在事实上导致了宣传和煽动形式之外一切艺术的消灭,而没有带来情境主义实践中的新融合。理论的先锋活动姿态取代了艺术,而政治(对于那些试图不让双手沾染任何肮脏勾当的人)要等到那些执行命令的人而非发号施令者自发反抗时,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6]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的权威性再次令人目瞪口呆。我们恰巧记得1968年的沃伦,只是还未将对他的喜爱从托派分子的中心转移到先锋艺术外围。作为新左派的一名观察家,绕行了英国“学生革命”的主要场景,并因从中发现的意识形态上的不纯粹性而恐惧地畏缩——当然对于那些“卑下者中最卑下的情境主义者”,他还是完全保留了像乔纳森·爱德华兹般的批判精神。今天我们特别回忆起这句评论(同时我们深深以此为荣)。

回首20年前,这使我们感觉沃伦并不可能可靠地把我们带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岁月使人睿智,甚至会让人悔恨。但是这就意味着他拥有——我们该怎么说呢?——选择所要表述事件的有趣角度。

部分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摄于1957年,意大利


够了,够了。最终,德布雷/《新左派评论》论文的真正引人之处,在于其揭示问题的方式,恰恰比平时更加罪恶昭彰一些,在于其自1960年以来所呈现的情境主义国际知识的结构(及功能)上。让我们称之为确立的智慧。可以被细分为四条基本命题,虽然其中也有重叠或重复。


#1

命题1:情境主义国际是一个艺术组织(典型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而其后来误入歧途卷入了“艺术政治”中。作为艺术而言,其政治成就微乎其微。而且他们当然是无法从政治角度进行评断的。

#2

命题2:在其最后的十年中,情境主义国际是一个艺术—政治派系,充满着其纯洁的特征,靠着排外和谴责他人而苟延残喘,而基本上对更为广阔的政治领域置若罔闻,也不理会那些使他们显著地处于革命局面中的那些组织问题和扩展问题。姑且称之为“清白论”;或称之为“以否定之纯火焚烧论”。(命题2为情境主义国际的许多崇拜者所认同。)

#3

命题3:情境主义政治学是“主观主义”,是后超现实主义或超超现实主义的,其推动力为“平日生活政治”这一乌托邦式的观念,这可以用1968年的几句涂鸦加以概括:“用欲望面对现实”,“厌倦就是永远的反革命”,等等。

#4

命题4:情境主义理论,尤其是德波《景观社会》中所展现的情境主义理论,不可救药地带有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印记——虚夸、总括,植根于对“基本”表象或表征的形而上学的仇视之中,对真理性的观念进行了步步为营的辩护,不论是个人还是阶级主体。

《景观社会》


和一切貌似正确的拙劣谬论一样,这四条命题不是简简单单的谎言。其中每一条都直指1960年后情境主义者的工作中所出现的真实问题,而我们最不想提到的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并未存在过。然而,我们真正想到的是,每一条命题都因真假参半而站不住脚,而且都未曾得到过左派思想倡导者们的有力驳斥,这些左派思想倡导者们拥有大量事实足以证明这些命题自相矛盾,但他们却选择对此不置一词。我们也很容易找到原因,每一条命题都可以找到一条半遮半掩的推论,左派们想要(或需要)证实的是这些推论的真实性。


#1

推论1:因此,20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左派中的老练的实利主义当时没有关系,现在也没有关系。在当时进入新统治集团或表象的先导中有彼得·富勒、泰尔·克尔、罗杰·加兰迪、约翰·伯杰和恩斯特·菲舍尔等人[7]的作品。

#2

推论2:因此,现行的左派的失败,再次提出了革命的组织的问题,面对了列宁主义和托派过去出现的灾难,同样也没有关系了,这些问题并非正事。卑鄙手段让威信丧失,而对切·格瓦拉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或缅甸社会主义道路,或意大利G。C。D,或托尼·本的热爱,或对于他们已经在当时详细说明过的冷落了他们的上百种事物的热爱,都已成为过去的不可改变的事实。显然,每一件都曾令左派们兴奋不已。但是左派们没有被美国的黑人起义所愚弄。如此之多被误导的、不成熟的流氓无产者由于缺乏(左派的)指导,并不知道起义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对于这些家伙来说,时机永远不会成熟)。“自发性”这个词语,不是引发人们的战栗,就是引发人们的讥笑。

#3

推论3:因此,左派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并不需要改变。政策研究加上理论评判的机制需要重新建立,在当下资本主义提出“主体”的社会构建问题,可能出现的对此类构建的反抗的形式问题,而首先考察滞留于商品经济之外的表象领域受到的入侵或重组的涵义问题——情境义者在“平日生活殖民地化”大标题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误入歧途。这就引导我们提起“身份政治学”,每位从20世纪60年代幸存下来的优秀幸存者,都会将其归结为左派覆灭的原因。

#4

推论4:因此,左派对最疯狂、最可疑的反黑格尔主义形式——教条式的毛主义、法国G。C。D妄想的“有党无主体主义”,各种手段、例证、结构、次文化元素和模式体系、无足轻重的怀疑主义和与“经验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幽灵无休止的斗争所构成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是完全有效的,而且这和左派当时在理论问题上没有得到表象和区分标志的信仰者之外的人们的关注没有关系。


你会注意到,这些隐含的推论要比那些有关情境主义国际的原有推论更加富有内涵。这也是恰如其分的。那些原有论断浅薄得可笑,而只有这些推论才真正有意义。因此假如逐条去考察这些令人发笑的歪曲,以证明它们的谬误,将会十分乏味。最好是随机抽取一到两点,并展示其通病。

一开始谁曾设想过,当时的当局知识界所描绘的情境主义国际,会在排外和驱逐的空隙之内,有时间分析外界的政治事件?例如,在本·贝拉和布迈丁时代涉及阿尔及利亚局势的一系列干涉,最终写成长文《阿尔及利亚的阶级斗争》(发表于1966年3月的情境主义国际杂志上,后来被做成海报)。显然我们都是有偏见的评判者,但我们坚持认为这些作品都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经典。(在这个例子中,情境主义国际均得益于它所拥有的、懂得相关国家历史和语言知识的成员,而不是像那些旅行家从书本或《世界报》的评论中形成观点的做法。)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些摒弃了“政治的”情境主义国际的人们是否还能够就当时他们留下大体良好印象的时代的相同或可比的话题写出评论来,这里的“良好”意思是醒悟的和有激情的。

艾哈迈德·本·贝拉(1918-2012),阿尔及利亚的首任总统


接下来讨论德波的《景观社会》问题。我们再次随机抽取几点加以分析。该书出版于1967年11月,也就是说这本书写于我们上文提到的政治分析的同时(一同在情境主义国际杂志发表作品以及分卷出版作品进行论述的话题还有:讨论瓦茨和商品经济,论六日战争和中东局势,论“青年暴动”首次产生的怪异震撼等等),而且是要和这些分析文章一并阅读。[8]从诋毁者和拥护者们所做出的大部分描述中,你会读出该书更多的是一部“政治”著作,这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吧。从德布雷等人的描述中,你怎么可能会怀疑该书最长的小标题是“作为主体和表征的无产阶级”,而且整个论证的环节在列宁主义、党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再一次)发生了转向?当然我们这里提到的问题有些故作天真。《景观社会》的这个方面是千万不可以谈起的,因为这样做将来会把评论者,从他们希望德波曾经居住或预言过的梦境幻影中拖回来,或者因为就此而展开争论,会使人们想到他们彼时和此时自身所处的“位置”。


下面让我们就一两条观点做出让步。当然,《景观社会》被看作一部“高深理论”著作,依赖于和文本的对话,其文本多数来自马克思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经典文献的深远过去,被德波设法表达并加强。(德布雷说,该书“最终”——在接近末尾处的一条论题中——“承认了剽窃”,这是纯粹的逃避现实。事实上,德布雷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清楚,德波当时引用了洛特雷阿蒙有关剽窃的论述,除此之外,《景观社会》的每个段落都明确地说出了其对过去文献的依赖。这种依赖深刻而奇特,是德布雷之流的快速阅读者所体察不到的。)要提出的问题是,在1967年,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有什么战略意义?时间起到了关键作用。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已经出炉两年,而且已经传遍欧洲大陆。当德布雷信誓旦旦地声称“我们年轻时代都曾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对青年马克思充满激情”时,这一小小的自白就把几年之后的“我们”变得无影无踪。[9]

路易斯·阿尔都塞(1918-1990)


1967年,德波的著作问世之时,德布雷炮制了一部《革命中的革命》。该书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歌功颂德,就如同比亚特丽斯·韦布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一样。控制论的方式和强硬路线的结构主义刚刚催生了(或重新凸显了)符号学学科。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总体性”观念和试图说明那些能够给资本主义以新的或真正统一形式的传统参与而遭到禁止(现在也大体如此)。[10]这些事实德波已经想到了。我们当中一个人回忆起1966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听伊波利特讲授黑格尔的“逻辑”课,在最后一次课上,他必须忍受老师邀请两个年轻的土耳其人宣读文章。“Troisétapes dela dégénérescence dela culture bourgeoise française,”等最后一位演讲者落座之后,德波说,“Premierement,l’erudition Classique, quand meme base sur une certaine connaissance general. Ensuite le petit con stalinien, **ec ses mots de passe, ‘tr**ail’, ‘force’ et ‘terreur’? Et enfin-derniere bassesse-se semologue.”[11]换句话说,“景观世界”的构思和写作是专门针对罪恶时代的。它倾向于让一体化的习性长存——但是当然在其字里行间或整体结构上,试图表现重新发现和重新发声的艰辛(事实上这是重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提到。

这一点再次必须成为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决心不去面对它。对于情境主义者而言,压倒一切的现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它所带来的破坏和恐怖,以及它强大的再生能力。这种再生采用的是一种更新型的、技术上更加貌似可信的形式,左派在其中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串谋和感染。(除非我们意识到“表象”一词对德波来说带有一种列宁主义的余味,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他对“表征”这个词所始终怀有的敌意。景观令人生厌,因为它仿佛扬言要对党声称的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这一说法进行推广。)《景观社会》迫使人们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幽灵对话,这就是问题的答案。这里的“迫使”有着两层含义:它是虚饰的,显然是被过分认为推动的(这样就连德布雷都没有将其遗漏);而且这些特质也恰恰是历史所重述的灾难所强加给作者的、为策略而策略的痕迹。

斯大林主义


我们并不是说这部著作没有受到其所必须采取的策略的损害。当然有过。但是我们说的是这种策略带来的某种清醒——和书中过分的自诩不可分割,还有它坚决要从左派和右派专家的齿缝间进行的世界—历史的思考——这是以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获取的。而且我们还要说,《景观社会》选择不去提及左派话语方式的其他模式,其目的就是要反对书中到处提到的健忘和欺诈习惯的延续。

最后,谈一下大概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不错,我们来说组织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情境主义国际是一个小团体。同样,其政策是要致力于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反对等级制度的重新生产,而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反反复复地导致了分裂和排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968年,我们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而和情境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在英美两国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活动也是一样。因此,我们不可能认为情境主义者总是可以天衣无缝地处理一切事务。同样,我们感到,在对他们进行的描述中最令人作呕的,就是看出了他们对内部组织问题的关注——首先就是要摆脱“民主集中制”遗产的影响——更加可以看出这些艺术政治家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真正读过情境主义国际在1966—1967年中所写文章的任何人都会立即认识到,它是不可能从自己的宗派斗争阵营中放走一批人出去的。这些斗争被认为(我们看来,有时候是错误地被认为)是为最佳情境主义写作提供材料的革命确定性的必要条件。但是情境主义者并未陷入自身的混乱之中难以自拔,他们在继续思索,尤其在1967年局势升温之时,他们在思索如何应对——以“扩张”——假如资本主义国家为他们提供机会的话。比如这里就有一篇题为《就组织和自治问题给雷恩集团同志的回应》的工作文件节选。这篇文献由德波、卡亚提和维埃涅特签署,日期为1967年7月16日。它是出自与其他左派小团体进行的一些热烈讨论(以及联合行动)。

左二为居伊·德波


我们和隶属于无政府国际的两个组织于7月3日开始的这场讨论,似乎揭示了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观点的存在,同时我们在核心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并最终达成了共识。这些分歧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我方确定支持自治革命组织的扩散,而[雷恩组织的]卢瓦克·雷斯特却更加赞成这类组织的融合。当然,这并不是说雷斯特最终要支持组成一个唯一的革命组织来“代表”整个无产阶级或革命运动;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不同的组织必须具备在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要有正式的人为区别,以便成为独立的实体组织。

因此,该问题并未提出绝对组织模型的抽象定义,而是批判性地考察了当前的情形,尤其是指明了采取实际行动前景的特殊选择。

……众所周知,情境主义国际从未“招募”过成员,但它总是特别地欢迎个人在特殊的基础上加入;这一政策的两个方面都是因为我们的观点限制了实际行动这一条所决定的——这一行动被看作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因此,该问题不仅取决于个人对于特定理论立场的理解力和支持态度。(至于那些理论立场,我们很自然地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折不扣地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非常简略地说,情境主义国际认为,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再创造今日世界的革命评论的某些基本特征,在国际上努力奋斗。情境主义国际的活动是我们不会误认为“目标”的一个“环节”:工人们必须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解放,等等……有人说大量的“援助”在本质上是一种美德,我们无法接受这种观点。从内部看来,这种观点十分有害,它会让我们真正所必须完成的事业和只能以抽象手段达到这种目的的成员之间造成失衡,从而屈居次要地位,不论是由于地理原因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从外部看来,它也十分有害,再次构成一个“意志”带来“虚伪力量”的例证,会步很多托派小团体拥有“执政党职业”的后尘……

我们更加强烈反对卢瓦克·雷斯特的这一观点,即各个组织的自治会带来它们之间的等级差别。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一旦其中的某些成员被限定必须服从并执行组织的决议,而且所拥有的权力又小于其他成员,从而无法影响决议时,等级差别就会有出现的危险。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一个事实上自治的组织——当然不包括任何允许双重效忠的组织——怎么竟会屈从于外来的力量。小册子《唯一与特性》[12]指控说,“每当情境主义国际假意要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革命组织辩论理论问题时……事情总是降格为官僚闹剧,其中的决断被从脱离实体的激进主义的抽象而崇高的观点中传达给这些组织及其从事的活动。”但是,只有当所讨论的关系真的是官僚关系时——也就是说,旨在屈从——或是我们极端的激进主义确实是抽象而又脱离实体的(这还有待证明……),那么人们就可以合理地谈到情境主义国际确实在谋求领导地位——第一是实际上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满足虚幻的愿望。无论如何,哪种有着如此白痴人物的革命组织,会真的这样屈从?……

至于在未来融合的可能性,我们相信,等工人运动的工作进一步向前发展之后,这类融合就会在革命的最佳时刻发生……

我们并不是说已经拥有了能够解决目前组织问题的秘诀。不管怎样,在如今的小规模激进团体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既无法被充分提出,也不能被彻底解决。我们(以及其他某些人)只是确信某些基本原则。例如,没有必要老是因循旧的模式,不要退回到纯粹非正式关系的虚伪天真中去。这些原则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且毫无疑问,其中的一条原则是尊重那些值得我们对话的团体,并决心抱着诚信的态度和它们继续开展对话。

我们曾经说过,这是一份工作文献,本身并不惹人注目,后来也从未出版。其中对于解决政治组织问题所采取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被1968年的事件所掩盖。(虽然,该文文本中处处隐含着这些事件的先兆。)而像沃伦那样,说五月革命风暴“来得如此突然,完全出于情境主义者的意料,同样也出乎其他人的意料”,这一说法纯粹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而指摘“其他人”。[13]除了写到属于左派的沃伦并不是惊讶而是恐惧之外,他的新葛兰西主义文本和历史事件并不相吻合。

五月风暴


我们援引了“对雷恩小组同志的回应”中的段落,因为它的内容足以驳斥当前有关情境主义国际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而不只是驳斥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中最为诱人的断言——即情境主义者仅仅是“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革命者政治实际问题的唯一解答,只是总结过去工人委员会的实践经验,并将之作为提前解决所有组织问题的途径。这一指控再一次不仅仅空洞无物。在基尔和巴塞罗那进行的请愿常被看作一种魔咒。但是和请愿同时出现的,还有整整一系列的行动和谈判,目的就是要让组织问题重返大熔炉之中。还请再考虑一下请愿事件本身!当然,任何革命实践活动都必须向过去学习经验教训,并在学习过程中将过去理想化。但是一个被美化了的1918年和1936年的形象,胜过多数左派当偶像偈拜的各种权力。

我们认识到,集中关注我们从情境主义国际最后几年中选出的几个问题时,我们就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有可能陷入情境主义国际历史的某种认识论(或实践)的断裂这种僵化的观念中去,说这种历史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之初,艺术让位于“政治”。其实这是一种粗糙的模型,试图像阿尔蒂塞揭示“早期”和“晚期”马克思一样,尽量实用地去区分“前期”和“后期”情境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我们提及的所有这些活动,在其成型过程中都是以实践的一个方面的面目出现的,其中艺术——指的是那些被50年代的现代主义试验抛到范畴的边界上的表征和表征行动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了实现。这是情境主义国际真正的乌托邦性质的维度。而这也可能并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意义。确定惹人注目的事情,现在需要付出巨大的历史想象去重新捕捉的事情,就是在那些情境主义者当时的所作所为中,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维度起到了多么积极、多么关键的作用。粗略地说,是“艺术”维度——对于表征形式的政治和平日生活所不断施加的压力——才使他们的政治学成了盛极一时的制胜武器,并且他们在1968年5月发挥了作用。这就是正式的左派希望大家全都忘记的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侧面。

原“情境主义国际”代表人物、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尼乌文赫伊斯(Constant Nieuwenhuys)创作的无题画


我们在这里不可避免地关注了情境主义国际和左派。是左派(和那些艺术世界相对)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情境主义者最为憎恨的对象,也是最值得攻击的目标。我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左派是否仍然值得攻击。我们曾经再三尝试以这种方式写出本文的结论,但最终也只有当前这个空洞的结论。和以往一样,德波可以用最适当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事态。“很久以前,”德波在《景观社会》的1992年版序言中写道,


第58节曾经写出这样一句名言:“景观扎根于丰腴经济的沃土之中,这一经济的结果最终统治了景观市场。”

努力追求现代化和一体化的景观,同趋向社会单一化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非常突然而又非常一致地导致了1989年苏联官僚政治皈依于流行的民主意识形态。换言之,它导致1989年苏联官僚政治走向独裁的市场自由,这种独裁的市场自由是被同类观众权力的认可所强化和调节的。在西方,没有一个人感到需要花费哪怕一天的时间,去思考这一惊人的媒体重大事件的重要性和影响——这从反面验证了景观技术所造成的进步的需要。所有需要记录的东西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某种地质震荡显然已经发生。这一现象被按时记录下来,注明日期,并认为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表征正是“柏林墙的倒塌”,它再三被重复,并立即获得了所有其他民主符号的无可置疑性。[14]

1989年柏林墙倒塌


这个“非常简单的符号”现在仍居于统治地位。这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包括左派完全无法面对这个符号可能的意义——会对他们与斯大林主义反革命长达50年的合谋有何评论,还会如何评价这种合谋所滋生的种种理论和实践怪胎。这个形象仍居统治地位,因此并没有向纯粹的或普适的真理迈出一步,我们对当时的反一体化论调表示不屑:“我们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点走向另一个地点运动”[15],等等。情境主义国际的历史,终有一天可以被用于新的反抗事业。这一事业呈现何种姿态目前我们只能进行猜测。当然,它需要利用斗争来重新认清敌人触角般缠绕的勾结。因此我们也需要声明团结的立场以便同敌人斗争。一体化一词将不会使其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而且它也要了解其过去。此外,它也会讲述过去拒绝和重组的历史——情境主义国际仅仅是其中之一——左派梦工厂将继续把这一点排斥在意识之外。


原文配图

1917年,莫斯科:被推倒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像

1918年,彼得格勒: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雕像揭幕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被推倒的斯大林像

维尔纽斯,1991年8月30日:被推倒的列宁像。AP / WorldWideWeb版权所有

1969年3月10日,巴黎,克利希广场:无政府主义—情境主义者“突击队”在原纳粹塑像被清除之后,把夏尔·傅立叶雕像的复制品安装到基座上。参见《情境主义国际》第12期(1969年9月号),第97-98页


注释


本文原刊载于《十月》第79期(1997年冬季号),第15-31页。

[1] Cited in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2 (September 1969),23.

[2] Regis Debray, "A propos du spectacle: Reponse a un jeune chercheur," Le Débat 85 (May-August 1995).

[3] Regis Debray, interview with Nicolas Weill, Le Monde, July 19, 1996.

[4] “左派”一词在下文中会反复出现,其意义会不可避免地有所变化。多数情况下,这个词用于描述,因此非常悲观地指一整套相互纠缠的意识形态上的专制,大体上包括社会民主和工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和工人至上的团体,以及当今的托洛茨基主义准学术期刊的智库,其中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路线居于中心地位。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术语现在没有价值,无法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为完全的另一“左派”带来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使用这一术语就根本没有意义(我们请求那许许多多的人们宽恕我们,假如他们认为“左派”一词确定无疑带有妥协意味而拒绝使用它的话)。这里的左派目前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斗争属于地区性,但采取了多种形式(“身份”和“生态政治仅仅是景观选用来表现 [歪曲] 的两种形式——在未来的数年中,更多的形式定将会被赋予同样轻蔑的对待);然而,一个能够日益觉察到敌人的强大的左派,就会开始思索来自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其官方反对派之外的方式同敌人进行斗争;左派的不屈服是“现实存在的”左派的痛史的无尽的主题,它令人心寒的指示——团结起来,在旧的一成不变的欺骗性的共产主义旗帜下斗争——将继续被忽视。

[5] 彼得·沃伦,“情境主义国际”,《新左派评论》第174期(1989年3—4月)。随后,该文的其他版本出现在伊沃纳·布拉斯维克(Iwona Blaswick)编辑,《无尽的历险……无尽的激情……无尽的盛宴:情境主义剪贴簿》(伦敦:IC***erso,1989年),以及伊丽莎白·萨斯曼(Elisabeth Sussman)编辑,《关于在短时间内某几个人的经过:情境主义国际,1957—1972年》(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这些出版物都刊有旅行展览照片,为沃伦的论文提供证据。

[6] Wollen,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94.

[7] 希望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名字。我们很难想起那些名字了。

[8] 这些文章中大多数英译文本都可以从肯·克纳贝的《情境主义国际选集》(伯克利:公共秘密局,1981年)中看到。

[9] 不是说“我们”变为一件事物。德布雷个人的曲折轨迹我们在此并不关心:有好奇心的读者(如果有的话)可以查看他大部头的自传,或看一下他最近出版的《媒体宣言》的英译本(伦敦:Verso,1996年)。但是他们都不想成为德波的忠实信徒,这就让他们同床异梦。因此菲利浦·索莱尔(Philip Sollers)最近提出德波的著作是“世纪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以及“经典中的经典”,结果被德布雷讽刺为“炫耀神秘主义的僵尸”,“给苍白的异轨唱赞歌,说成耀眼的发明”(德布雷,“有关景观的谈话”,第6页)。所有这些德布雷和索莱斯竞争式的夸张论文所要做的,就是一个以轻蔑的态度,另一个以崇拜的态度,而去把德波的否定性永远禁锢在象牙塔之内。

[10] 没有人声称德波所进行的一体化努力完全没有风险;更没有人相信他所举出的例证会把我们指向原来的某种可笑的黑格尔回归。但是现在有必要放弃这些主张,即“追求一体化”就必然意味着“消除差别”,“有机统一”,“拒绝承认特殊性和自治”,等等。重读《权力哲学》中的分析章节会是良好的开头;然后,比较这些章节中对于社会身份的构成(或矛盾)的描述,及其缺失或差别的神话,由一种伪心理学在任意范围和条件下加以总结,这些都被左派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作为“身份政治学”的基础。

[11] “法国中产阶级文化堕落的三个阶段:首先,标准的学者群,即使是有着某些普通知识的学者群;接下来就是高呼‘劳动’、‘暴力’和‘恐怖’口号的斯大林主义者;最后——卑下者中之最卑下者——就是那些符号主义者。”

[12] 1967年刚刚被情境主义国际排斥在外的一个被称作“ Garnautins”的组织编写的一本小册子。

[13] Wollen,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94.

[14] Guy Debord, "Preface to the Third French Editi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 9-10.

[15] Wollen,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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