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ARTDBL
《在交汇处》，门缝小组，装置，尺寸可变，2020
6月6日，由祥山艺术馆主办，打边炉策划的沙龙“再观南方：源流，动能与宣言”在深圳市祥山艺术馆举办。此次沙龙属于5月4日开幕的“时间的河——2021湾区当代艺术联展”的一部分，展览将持续到6月30日。沙龙由打边炉主编钟刚主持，邀请了展览策展人郭赟、徐乔斯，参展艺术家蒋国远，艺术家李燎和机构策划人李耀、陈佳颖参与。所谓“再观南方”，不是反复强调地方整体面貌或地方工作方法，“南方”固然被贴上了不少符号性的标签，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固有的南方框架，它一直处在解构和建构当中。南方作为相对于掌握中心话语的北方，或拥有独特发展史的珠三角，甚至政治概念下的大湾区，这里的艺术从业者在实践中如何解读南方，如何建立自身和南方的关系，如何去反思和修正它？尤其在深圳，这个既属于南方，又面向全国开放，艺术形态还在持续生长中的城市，身处这样的特殊性当中，我们如何进一步展开工作？基于当下，围绕“南方”，六位艺术从业者联系个体实践和对“南方”的体会及思考，展开系列讨论。以下为沙龙对谈整理，发表前经过沙龙与谈人的审校。本文编辑：田露思。
哪来的南方，谁的南方？
艺术评论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南方可以分两个维度。一个是中国的南方，过去两千多年里，中原的政治和文化不断往南开拓，南方的概念是在中原政权向南推进的过程里形成的。而全球南方的概念，背后的谱系则可追溯到大航海时代以来，以欧洲为代表的北方文明对南方的地理发现与拓殖，逐步形成了以北方为对照的文化和地理意义上的南方。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南方是西方中心主义向外输出制度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所以，作为现代化副产品和表征出现的全球南方，和中国的南方概念有着不同的历史动因和时空线索。
这两个概念既指向平行的历史坐标，在某个节点又是交叉的。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早期，中国南方的澳门、台湾、香港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广州更是从1757年起连续近百年承担“一口通商”口岸角色，到1842年开启的五口通商，都集中在中国南方展开。欧洲国家的全球拓殖与中国南方的出场和上升由此交叉重合。程美宝老师在谈及广东文化观时认为直到清代中后期，广东文化都是以追溯中原正统为导向的，几乎没有多少地方性。经过**战争，英国人给中国南方带来了强势的现代性因素。所以珠三角的南方性是中国南方在现代性框架内对地方的概念投射，既内置了中国南方的传统认同，又承载了全球化进程的西方性基因，在最近几十年里还扮演了全球南方的枢纽角色，具有多重的身份内涵与丰富的兼容性。而深圳作为特区，它像是北方中心的南方飞地，通过产业的转移、模仿与创新，发展成了中国的新兴产业中心和对外交往的桥头堡。事实上，南方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地方性话语，只作为北方的对照或西方中心叙事的外延存在，随着现代性的深入，流动性的增加，才有了新的南方性，一边接续传统的文化脉络，一边生成新的主体性想象，才有了今天南方的多元文化土壤和创新活力。
我想起2014年深圳雕塑双年展的主题叫“我们从未参与”，对于南方概念的梳理也许有助于重新进入、发现地方与时代的语境，从而激发有效的参与。艺术家在特定的社会形态里可能通过肉身的在场找到很多参与的切口，然后在创作里呈现问题与可能性。所以再观南方可能也是在不断更新与发明的南方性里，找到和直面带痛点的真问题，并在开创性的实践与行动中，生成一种超越性的参与建构的力量。
“南方”，作为一个陷阱？
艺术家
我挺喜欢南方，但不喜欢被归纳在南方的框架里。南方这一概念有很多指向性，它关联到地理条件上的温度、纬度、湿度，也引伸到特有的人文气息，可这些都没法让艺术家形成一套工作方法。南方的艺术家或许会呈现出某种倾向性，可如果艺术家主动将自己归为南方系统里的话，我会对这个艺术家比较失望。即便想依靠某种既定的权力系统或造就整体性的风格，有这个野心可以，但路径有问题。因为艺术家需要的是打开自己的敏感度，敏感度不来源于外界的总结或媒体给予的定性，而是打开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毛孔，感受南方的潮湿气息时，它能带出你怎样的创作。在我观察里，南方作为一个共同的场域，确实会让艺术家获得某种相似的驱动性，我倒不认为是艺术家屈从所谓的体系，因为只要艺术家达到一定的真诚度，他必然在这个空间里感受到某种相似的气息，只是他要在其中提出自己的可能性，千万不要把南方这个词变成框架。南方这个概念，当媒体对一个区域现象进行解释，或策展人为展览进行叙事性梳理时可能会用到，这无可厚非，而在南方概念下选择、调配作品，能不能保持艺术家的主动性和独立意志，这是有待商榷的。我不是否定媒体和策展工作对南方概念的运用，以南方为工作支点没问题，只是通过这个支点与艺术家合作时，如何避免权力辐射？如果南方概念的能量过大，会出现强烈的协同性，个体性的东西则被遮蔽甚至否定。
南方，是一种幻觉吗？
祥山艺术馆副馆长
当我们讨论一个地域性的概念，其实是在寻找这片地域的人在精神上的某种共同指向。比如苏黎世达达(Zurich Dada)，一批文学、艺术家因一战逃亡到瑞士，虽然他们都不是苏黎世本地人，当聚在一起，慢慢地，他们成了有共同理念和精神的一群人，黑山学院也是类似的情况。这种因地域聚合而生发的集体精神指向，带有理想主义的意味。我把“2021湾区当代艺术联展”的开幕日期定在5月4日，是因为我一直试图去重提理想主义，当大家普遍追求实用性、有效性的一面，理想主义还存不存在？如果文化艺术里缺失了理想主义，是否意味着一种迷失的状态？无论是对艺术家的关照，写评论文章或做展览，我认为都是基于某种理想主义而生发的行动。但这种理想主义本质上可能是一种幻觉，只是我们都选择相信这个幻觉，并为此而持续工作。对艺术家而言，可能是个体理想主义，而从展览或机构的角度，则可能是区域群体性的。以区域的角度再关照到一个更大范围的比对，比如南方艺术家创作中的理想性和北京不一样，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同时也带有文化上的中心主义。对南方或说深圳而言，其实也在构建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我们总试图勾勒生态的面貌，事实上就是在建构权力性、中心主义的东西，当然这也合理。但最重要的还是去深层次地探讨区域背后的脉络，它承载的理想主义倾向，它承前启后的是什么？这些是让一个地区艺术生态成立的东西。今天，任何一个艺术家都需要放在全国，甚至更大范围的语境中关照，所以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更广的地域，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地域也只是一种角度，构成区域生态的元素还有很多，尤其在虚假信息时代，每个人都被强制灌输各种观念、价值观和认知，在这个情况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艺术家如何跳出来独立思考，也需要关注策展人、艺术媒体在思考什么。不光艺术家在创造，策展人、媒体也在创造。比如深圳，它有遵循固有模式下的美术馆，也有创造新机制，探索一些具有区域有效性的路径，打破一下沉闷格局的。共同工作中，我们需要有争议、有不同的观念或结论，否则又变回一个核心权力之下的产物，创新就失效了。
本土性，是必要的吗？
策展人
谈南方，离不开它和北方之间的相对性。在深圳，南北方概念被频繁提及的源头，我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的人来到了深圳。记忆中，小时候父辈把不讲粤语的人都看作是北方人，广东以北的都是北方，不以秦岭、淮河为界。包括季节，深圳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地方，深圳的四季可能存在于北方人来到南方后，他心理上的变化和感知。比如入冬了，我的家乡可能在下雪，而我在深圳还能穿短袖，这种反差，往往唤起某些关于故乡的回响，或南北城市差异的调侃。我是新公艺（新媒体公共艺术委员会）深圳中心委员，我们之前在讨论“光美术馆”的主题时，考虑到每年会固定在两馆（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做几场活动，我就想用四季作为一年的主题，因为正好深圳没有四季。而委员会里就有不同意见，认为我在深圳提四季，是北方中心主义，不应该把那么明显的北方气质放到南方城市里作为一个公共项目的主题。可能在他看来，讨论南方在地性时，亚热带的气候、海洋这一类主题更合适，所以最后大家达不成一致。像四季、海洋、大地这些看似永远正确的东西，在具体的地方语境里，我们对它们的认知会有出入，只能说是不同文化指向性的选择吧，没必要把一切非南方本土特征的东西都定义为北方中心主义。本土性是必要的吗？早年我在深圳做空间，当时深圳不断地有新空间出现，我和搭档有一种预感，觉得深圳这座城市可能会慢慢变成威尼斯，威尼斯没有知名的本土艺术家，但它有顶级的艺术平台，聚集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如果深圳能不断地打开，艺术家们也会寻找进入的方式，让深圳成为一个平等开放的平台，有自己的规则，这或许是适合深圳的角色。
南方作为前缀，是独特还是限制？
华强北博物馆执行馆长兼艺术总监
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工作、生活过，对北方和南方，以及具体不同的城市，有很多实在的感受。把南方作为一个前缀放在艺术家、艺术媒体或艺术机构前，有好也有不好，而我更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想。很多时候，加了一个定义未必会框限大家的解读，反而更凸显独特性和辨别性。深圳是很特别的南方城市，它既有南方的地理和气候属性，又不完全是南方，因为它的人口组成来自全国各地。于是这里面注定会发生很多碰撞与合作，延伸到文化艺术行业，我们的展览、沙龙、公教活动常常都是跨界的，总希望集结更多的力量来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华强北博物馆是博物馆性质的机构，其实博物馆所面向的人群要比美术馆稍微广一些，我想博物馆也能跟艺术领域联动，拓宽彼此的受众，一起在深圳、在南方做更多事情。
南方没有四季，那它有什么？
艺术家
我是北方人，来到南方的第一站，没有去广州体验那种舒适闲散的生活，直接来了深圳，所以我对南方的体验就是深圳。一开始我很不适应，这里完全没有北方慵懒的状态，最早感触到的差异是植物，我看到很多树都要劳累地保持一个修剪后的姿态。这里的季节和温度还让我对时间产生错觉，到了冬天的日子却感觉不到冬天，时间好像停滞了。温度给皮肤带来的不止是体感，还有情绪，在南方一切都变得单一化，我感受不到秋风曾经带给我的情绪。但感受最强烈的，还是南方城市对“有用性”的追求，似乎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无用地存在，在任何语境里，“有用性”几乎都排在第一位。这可能源于深圳本身的城市状态，许多事物被烙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包括工作方法，城市的价值取向，资本市场的运作等等。所谓的创新，比如科技创新，也是源于资本。资本建立了一个很有趣的链条，它的运作能把一个东西变得具有价值，但价值又跟“有用性”紧密挂钩。使得深圳整体的状态，是一种持续向前的，打了鸡血一般的亢奋。而这个大环境里产生的作品，呈现出某种对简单、快乐的追求，哪怕带有消费主义色彩，反而特别具有人性。在自己的创作中，我在意的是我所生活的地方随时随地刺激我的东西，然后我把它转化成作品或想表达的内容，而不是一个南方或北方的大框架，刺激我的这个源头随着时间又不停地变化。现在可能没有人再在一个很典型或模式化的当代艺术语境里探讨艺术了，因为整个环境都处在剧烈变化中，艺术家所处的现实状态是最重要的。这类基于自身状态和当下地域环境所产生的作品，虽然还没形成一套评判标准，但它不容易成为过去时，反而是向着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