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徐志君
「梦·碑·纪」
Hyundai Blue Prize Art+Tech 2021年度获奖展
展览“梦·碑·纪”（下文简称“梦”展）作为Hyundai Blue Prize2020年的获奖策展方案的实施，目前正在798艺术区现代汽车文化中心展出。整个展览体现了近几年来这一奖项探索“艺术与科技”主旨的延续。与之前的获奖计划相比，在“梦”展中有两点值得被提示出来：科技本身包含的反理性因素，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普世性与族群性的内在张力。
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成为工具理性的一面旗帜，张扬着人类能力的拓展。在理想状态下，这种由科技带来的能力面向所有人平等开放，并且可以被溯源和证伪，因而本身包含着民主和袪魅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科技发展打破了既往的很多边界，其所带来的生命和生活的改变，又引发了未知和怀疑。当代艺术与科技的结合的性质，并非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油画颜料的发明，或便携式锡管颜料的发明那样，运用技术进步服务于艺术创作。理论上来说，当代艺术与科技的结合，聚焦于结合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这些“技术体”（Hybrid）获得了不止于物理层面的独立性，人们发现人类的法则、极限、伦理、审美在这些技术体上并不完全适用，而对那些超出的部分，人们也无法对其进行预判、设定和限制。围绕这些具有独立性的“超出部分”带来的疑虑展开的反思构成了既往一些“艺术与科技”当代艺术展的主旨。 这一方向的探索在“梦”展的一些作品中亦有体现，但纵观整个展览，吸引人的却是展览呈现的附着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人类精神的非理性方面。它曾经被视为科技的一部分、甚至是母体。回顾前现代社会的任何一项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几乎都可以发现其中伴随着巫术、炼金术的成分；在现代科学建立之后，它们逐渐被排除在“科学”界限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有着“黑魔法”特质的伴生物，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对应着人类精神世界中复杂的动机、结构及其呈现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不再认为这些幽暗部是科技本身的一部分，而当当代艺术作品重新唤醒它们时，我们似乎又通过作品搭建的幽暗小径，穿越回附着在科技之树上的人类精神世界中惊奇、焦虑的杂居之所。
《泛槎图 乘槎破浪（页）》，张宝（清），复制品（版画），27 x 18 cm
“梦”展关于天空（太空）的思考，将策展人的个人体验投射到以西晋张华《博物志》中一则“天河问津”的小说上[1]，由此构建了展览的框架。这则故事可以拆解为“天河与海相通”、“乘槎浮海”、 “客星犯牛宿”三个重要元素，将非理性部分与客观科学现象浪漫地结合在一起。首句言“天河与海通”打开了整个故事的气象，它既是基于在海边的客观观察，又是基于这种观察的想象。这种天与海通连关系的建立，也实现了人与作为离奇之境的天空（太空）的通路。“乘槎浮海”的典故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出世理想（或者说牢骚）[2]，并以不可实现而告终。在这则故事中，将出世隐居的世界直接引向了作为离奇之境的天空（太空），并通过浪漫的方式予以变现。这种造访又成了解释“客星犯牛宿”这一天文现象的拟人解释。将牵牛星拟人化地表现，早在汉代图像中就可以见到，但在这则故事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情节，并与出世的理想联系起来。整个故事充满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叙事情怀，但是“梦”展并无意这种文化背景，而是将故事中的元素抽离出来：对天空（太空）的观察和想象，人对生存环境的焦虑，由此而生的精神解脱需求和这种需求的不可实现的困境，实际上构成了古今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也在当代科技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具体诠释。从这个角度说，科技中的那些幽暗伴生物可能一直没有远离。
“梦·碑·纪”展览入口处
二
构建整个展览叙事结构的故事具有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但与此相对，其间作品的选择却完全呈现了另一种特质。这可以视为“梦”展提示出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科技发展带来的普世性与族群性的张力，在当代艺术中的呈现。如上文所述，展览的构架以“天河问津”的故事为背景，与此呼应，整个展场的动线被设计成曲径通幽的不规则状（插图），消解了“白立方”内的几何状空间。这种空间方案虽然牺牲了场馆内的部分空间，一些展品并置、对比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但也营造了一种传统游园的类似体验，与展览设置的三个“章节”（“寻梦而去”、“至碑一处”，“归而得纪”）所蕴含的线性结构共同构成了展览的框架。由此，展览结构框架、展场的空间设计形成了一种整体的呼应关系，并且具有传统中国文化的背景。
但参展艺术家和作品，却呈现了另外一种面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某种跨文化的特征。整个展览13件作品，除了清代张宝的《泛槎图（复制品）》、《敦煌星图（复制品）》、《浑天仪（环形球仪）》这三件古代作品和一件北京荣耀空间科技公司的火箭发动机之外，计有9件作品来自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这些艺术家/小组分别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华裔）、中国、西班牙、美国、德国（华裔）、俄罗斯。不同国籍的艺术家的作品往往取材/取景于别的民族（见下表）：
此外蒙古族艺术家琴嘎和铁木尔·斯琴（德国）的创作一直有游牧文化的影子，刘昕则生活工作于海外。在《敦煌星图》、《浑天仪（环形球仪）》和沈少民的作品《太空计划》中，都强调了所出现题材的跨文化性。可以说，艺术家们对于科技与太空问题的思考，可能源自于自己生活的处境，又不同程度上借助于离开自己文化母体的媒材表达出来。这种出离打破了现实社会中族群和文化的边界，凸显了所探讨问题的一般性。
《太空计划》，沈少民（澳大利亚），方案、手稿，21张A4纸、风筝，75 x 72 cm（风筝），2012
前：《浑天仪（环形球仪）》 后：《信仰》，琴嘎，装置，258 x258 x239 cm，2019
《新和平偶然性圣坛》，铁木尔·斯琴（Timur Si-Qin）（德国），3D 打印雕塑，125 × 116 × 111 cm（3D打印雕塑），尺寸可变（其他材料），2018
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发展，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分享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和即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社会的同一性。另外，由全新科技所带来的新的生存问题与焦虑情绪对所有人来说也相似。但是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对于文化差异的强调和对文化身份的自我反思与不断确认也从未停止。新冠疫情以来的争吵声，有可能激化了对于族群身份的强调，如果过度，这种对于差异性的强调有可能会变成文化间的障碍。上文所述在“梦”展中的这种跨文化、或者说出离自己文化母体的观察和叙述，对于当下的状况来说，可能具有更特别的意义。参展作品《非洲宇航员》留给我的印象，可能代表了整个展览印象的缩影。我曾经有一种担心：在探索“科技与艺术”关系相关的创作中，由于高度依赖技术与设备的媒材，会使得这类创作成为一种精英式的沙龙聚会。在《非洲宇航员》中，虽然作品的展陈可能会有更饱满的方式，但它还是呈现了这个曾经的非洲航天计划中，来自科技本身的严肃、英雄气概、荒诞、困顿、悲凉和浪漫。这种与科技发展伴生的复杂情绪结合体，也许也是“天河问津”的故事和我们当下状况的复调。
克里斯提娜•德米得，《非洲宇航员》
高性能液体姿轨控动力系统，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成品，345 x 800 cm，2018
[1]（晋）张华《博物志·天河问津》：“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来去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 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
[2]《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