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OCAT深圳馆
2020年OCAT放映项目“华文码头：由唐人街到红色国际主义”主题展映关注了近几年中来自泛华人影像艺术家的影像创作，这些作品共同呈现出了来自不同历史，不同群体，与不同视角的丰富而复杂的跨文化以及跨地域视阈。三场放映结束后的映后谈中，影片艺术家分享了他们与不同文化群体相处的经历与思考。时隔一年，在此将映后谈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供观众回味。
佩恩恩：“赖克”背后的视角与身份
《赖克马拉松》
我就读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是一个务实的商学院，学校文化氛围一般，入学只谈商业，在这种环境下，我很想做一些批判商业的东西。但是因为我对一家全球500强的公司生意是怎么运作的非常好奇，所以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欧莱雅的工作经历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虽然去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要做艺术了。我在公司待了两年时间，觉得了解得差不多也发现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就离开了，开始全心投入艺术。
2015年我来到广州，去了小北，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于是想做一些调研，大概在两年的时间里，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广州。
小北的非洲人很多都在做一些所谓低端全球化的生意，我不喜欢“低端全球化”这个词，我更爱用“性价比全球化”的说法。我参与了他们的生意并设法去了解他们，也拍了很多素材，但觉得还没有到出作品的程度。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双鞋子，表面看上去很像C罗的签名足球鞋，但拿到手上近看，发现它的那个勾（商标）是对称的。一看到这个商标，我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心中浮现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赖克。后面的想法也就推进得特别快，一共拍了三部片子。
《赖克马拉松》影像静帧，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耐克当时推出了一项计划叫“Breaking 2”，让全球最顶尖的马拉松选手穿着他们品牌的鞋子打破人类的极限并跑进两小时，那双鞋子的卖点就是穿上它可以增速5%。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其实是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计划失败了，他当时给耐克的建议是，如果要让人类跑进两小时，需要在东非高原找一个从未穿过鞋子的小孩，这样的话他脚上的肌肉程度非常高，因为来自高原，他的血氧含量也很高，因为贫穷，他每天上学要跑两三个小时，也因为足够贫穷，所以他有足够的欲望想要成功。
《赖克投资》影像静帧，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赖克投资》
我和上部片子里的主角成为了好朋友，他从事职业健美运动，遇到了瓶颈，想要通过注射来增加肌肉。他联系我，提出帮他集资实现这个愿望，我说我可以公开帮你征集一下，所以做了这个事情。后来的确有人联系我愿意出钱投资，我们去参加了几次健美比赛，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和之前政策与签证的关系，有一年没有比赛了，他现在在西班牙。
《代言人之争》影像静帧，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代言人之争》
我想去呈现中国、非洲及欧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部片子里一部分人扮演了原籍是非洲籍现在已经转换为法国国籍或者英国国籍的足球运动员，被另一部分扮演非洲本土足球运动员追逐，他们所有人使用的球衣、球鞋、足球都是中国出产。完成了这些设置，为了动员，我在2017年7月13日最后一次拍摄时对现场的所有演员说道：“这是一场贸易战争！”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
关于创作
我持续关注竞争。上述三部作品都在凸显身体可见的竞技体育，《赖克》之后我开始关注身体不太可见的竞争，比如电子竞技，身体被弱化为手指和眼睛，强调的是大脑和计算，我为此制作了一部新的作品叫《天梯系统》。电子竞技的排名算法，也就是天梯算法让这类游戏（game）比现代竞技体育如足球、篮球等运动更残酷，职业生命周期更早、更短暂。
如果说这种竞技的、争夺排名与可数据化的身体是一种输出的身体（out-put body），我同样对另一种艺术的、色情的、无法排名与数据化的身体——也许可以称它为输入的身体（in-put body）着迷，所以我最近重拾自己2014至2015年间的作品，准备延续。
我对观众的身份或视角没有预设，反倒很期待每次观众的反映。观众反映总是出人意料，今天好几位观众提的问题都非常好，每个都给我惊喜。
佩恩恩
佩恩恩，1990年出生于上海, 毕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佩恩恩深入不同权力控制机制之中的实践，在全球竞争系统下流动化的金融、身体和图像之间展开工作，并成为其中的流放者或者反叛者，以此来破坏或创造这些系统背后的冲突。
策展人语：
“佩恩恩有一点特别，他是上海对外经贸学院毕业的，专业其实是市场营销，所以他做作品的思路也非常独特。
在这个项目内放映的基本都是艺术电影，它们是独立于商业电影框架的。确实很多时候，资金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可能恰恰因为我们不去依靠、依赖这些资金，反而保持住了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可以把我们艺术家的想法做出来。另外，个人表达和集体对个人表达的接受之间其实存在一种特别微妙的关系，我们允许不同风格，比如现在我们三个人的穿着、发型风格都各不相同。也比如说读书，有尼采这种特别格言式的短句，它每个句子都很短；也有的像书本，有些唠叨或者特别细碎，这些都是多样性的表现。
比较方迪的影片，佩恩恩的影片有很强的设置性，观众观察不到片中人物的身份背景，这或许也是他有意忽略，他们成为一个象征物，象征着某种文明，象征着某种剥削结构下的生态。比方说我们看到在《赖克投资》里面，他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其实艺术家的立场更加能够接近我们说表演也好，或者是扮演也好，并不是站在一个观察者或者是批判者的角度，而恰恰是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或者表演了那个施暴的对象本身。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原因，种族的冲突在我们的语境中并不是特别彰显，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扮演、批判或言说种族议题的人或事的时候，那个尺度通常是不容易掌控的，这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参照——因为我们从未建立过这个参照系统。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活动，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倾向，或者今天的身份政治走到了一个困境，政治正确的大框架已经限制了人们的表达。而中国其实没有生成这种身份政治叙事，或者说这种政治的框架的掣肘要弱一些，这也恰好给了我们空间尽可能去接近真实。
今天我们所身处的当然是一个高速发展壮大的事实，但是从宏观到微观，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时候，会有一个中空地带，这个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我觉得艺术或者艺术家作品的目的其实就是在不断用作品去填充中间这个空洞，让人看到究竟在我们身边具体发生了什么。”
——蒲英玮
方迪：关于《Hit me！》《希望之城的终点》《部长》
《Hit me！》：巴尔的摩
《Hit me！》是我在美国巴尔的摩读书的时候拍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巴尔的摩其实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之前我也做过很多了解，知道这个地方黑人比较多。我们学校是私立学校，比较“白”，基本上没有黑人，但位置却刚好在一个黑人居住区。在这么“白”的学校里读书，一走出校门却发现到处都是黑人，反差非常强烈。
在被保护着的学校环境中，大家都在做非常抽象、美好的艺术创作，没有人会关注外面的世界。而2013年我在学校外面所看到的场景，与一部讲巴尔的摩黑人犯罪的电视剧《火线》（The Wire）比较符合：很多黑人在吸毒，每天都处于漂浮的状态，甚至很多人就睡在公交车上。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关注到这个方面。
巴尔的摩是美国历史上比较悠久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费城。以前巴尔的摩其实很“白”，但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暴动后，白人逐渐搬到郊区，黑人慢慢驻扎在了城市中心，这种迁移也是目前所有美国大型城市面临的社会现象。在那场暴动中，黑人烧了很多白人的商店，影片中男主角走的就是当年的那条街道，曾经是有着三四百家商店、非常“旺”的地段。当时我去这条街的时候，商铺门窗外基本全都钉上了木板——政府怕有人在里面居留——只有几家商店在营业。你在那里是不能直接推开门进商店的，得先按门铃，老板会从里面探头看一下外面是谁，确认没有危险，然后才开门。
《Hit me！》放映现场，©️OCAT深圳馆
去这个地方拍摄也有一些插曲。因为那里确实非常危险，到处都是毒贩子，连我在酒吧认识的那位片中男主角，他是本地人都不敢去。本来我们打算晚上去拍这部片子，但最后还是找了一天早上五六点的时候带着设备过去拍的，因为那个时间段毒贩还没出来。
整个片子有三段舞蹈：第一段是上世纪20年代巴尔的摩的老电影，表现当年这座城市的美好生活愿景；第二段是六七十年代比较街头的舞蹈；最后一段是当代的舞蹈，可以看到大家沉迷在那种药物的虚幻中，却反应了一种现实的世界。
《希望之城的终点》：他们的生活
我对在广州的黑人也一直在观察。最早是我在读大二大三的时候，系里有个女生交了一个黑人男朋友，当时我惊讶于这个群体跟我们的交集。从美国回来后我也经常去广州，发现广州的小北这个地方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广州这么一个大城市里面，那里的黑人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一个圈子，我感觉到他们已经在这个城市形成了一种状态和生活景观，所以渐渐开始尝试去了解。
《希望之城的终点》，2017，影片静帧，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然而和他们接触后发现他们比较敏感。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怀疑你是记者，要慢慢地在交流中建立关系。影片中有个夜店，到了两点过后，员工开始清场，随后三点多钟黑人才出现。也就是说，他们（黑人）的夜生活是从三点开始的，然后一直跳舞到早上七八点天亮了才离开。所以说，他们其实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时间段里。那段时间我住在深圳，但每周末会跑去广州见见我的黑人朋友，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联系，逐渐走近他们之后，才发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部长》：当下中国的国际建设
这几年经常提“一带一路”，但某些人可能并不清楚“一带一路”具体指的是什么。“一带”指的是亚欧的经济带，是习总书记到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来的概念，国家的重要倡议；另外，是要打造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其实是这两项主要内容构建起来的，非常宏大的计划。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看深圳和香港，几年前我有个朋友从香港带货，天天背东西到深圳，放下来又折返，一天走七八趟。两个城市间这么简单的互相往来能产生如此具体的经济效益，那想象一下，“一带一路”所串联起来的这些沿线国家，包括海上打通的这些港口，对未来的经济及各个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当然这是一套中国人提出来的中国方案，所以很多西方人会站在某种角度对其有一些批评。
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了三年，真切地体会到这些项目对当地的影响，甚至已经在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巴新的项目是一个帮当地改造学校的援建项目，希望让当地的孩子有更好的教育环境。也因为这个项目，我结识了他们的部长，也就是上周末放映的《部长》里的主角，在工作接触中发现了他不一样的另外一面，于是有了这么一个创作。
《部长》放映现场，©️OCAT深圳馆
最早的时候他们确实接受很多低端的东西，甚至“假货”，但是现在他们对货物和商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我们也向外输送了很多产能，把国内不同的经济层面重新带动了起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在国外的这些项目很多都是通过贷款，贷到款后，中国的企业请中国的施工单位，实际上构成一个内部经济循环，对国内外都有帮助。这种情况我不认为是所谓“殖民”，这跟我们理解的西方殖民有本质区别。今天中国所进行的这套方案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寻求合作或者是提供援助，当然也有背后的利益。如今的状态比以前更复杂，也更不一样了。
我感觉这个世界变得越发脆弱和敏感。历史上，通过货物传递（沟通和交流）信息是非常有效的，罗马人了解东方，就是从“丝绸之路”带回产品之后开始的。但如今世界的状况更为复杂。有一次我出差去悉尼，上了一辆Uber出租车，司机是巴基斯坦人，他见到中国人就像见到兄弟一样，说了一句“We are all from the struggling countries”。从整体情况来讲，中国还普遍存在非常多低收入的人群，但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慢慢地树立了自己的一套国际形象。所有国家都会做这样的工作，包括文化输出，例如日本，他们非常擅长做通讯，所以在国外就会做这一类型的援建项目。日本有个专门的相关机构叫ICA，他们会在非洲或南太平洋一些小地方提供硬件方面的支持援建，比方说帮忙升级广播电台等，但这是有条件的——要播放日本的文化节目。这就是文化输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而中国是一个不太擅长讲故事的国家，现在想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就像习总书记说的“讲好中国故事”就得靠我们这代人。
我第一次看到蒲英玮选的这个项目的题目，就想起Fresh off The Boat这本书。美国有一个词 “foul”，就是形容很“土”，很贬义的一个词。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人从贫穷的地方去纽约，要先去爱丽丝岛洗个澡、消消毒，然后坐船到曼哈顿，下船的时候，就会被New Yorker指着嘲笑说是“fresh off the boat”，也就是刚刚从船上下来，觉得他们没有涵养的意思。反观现在，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思想和眼光去看待非洲兄弟，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方迪
方迪是一位中国艺术家，目前生活工作于中国深圳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他的作品探讨种族主义与社会阶层。他通过研究社会新闻与时事政治，利用不同的身份，像变色龙一样灵活地穿梭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敏感的触觉，吸收和消化人们在迁徙生活中带来的智慧与欲望；他常用多种艺术语言探索城市生活的纠结与意义，勇敢地在左右倒置的现实中，探寻特殊群体如何在全球经济与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被定义。
策展人语：
“方迪的影片视角更像一个观察者，记录或者娓娓道来一个地方的历史。
他选择关注和处理这些话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现实问题跟他本人的生命发生了深刻的相关性。并不是因为追热点，或是觉得它们在抽象的社会层面上是重要的于是才讨论，只有从公共转到个人层面的这个焦点产生的时候，才会产生创作作品的动机。
我自己也做关于黑人的作品。之前在法国上学期间，大概是2017年的事情，我在一个作品里把自己的形象化妆成黑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2017年在法国谈论黑人的时候，我的黑人朋友是比较友好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的战友，有一种共情。但随着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我的这些黑人朋友对这件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年春晚的小品节目里，一个中国演员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脸涂黑扮演成非洲女性去歌颂中国女性，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我觉得有意思的不光是每一次相似时间发生时的观众不一样，还有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同一批观众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或态度也会发生变化。这恰恰是非常有趣的，说明这部作品在以不同的方式切中了现实的某一个面。
2000年以后，世界主导的是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但2015年以来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的风潮越来越强，当特朗普上台，以及亚洲不同的国家都有强人政治上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更加明确。
结合今天的现实，很难去描述清楚谁是善的一方谁又是恶的一方，更多是在某个交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的感觉。我们去国外上学，被迫接受他们教育的思维方式，但最后我们又用获得的这种思维方式去反思他们。所谓的殖民或者后殖民框架，肌理是非常丰富的。
最后补充一点，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国外的人来，我们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也给对方想要的东西。虽然现在中国的确是强大了，但整个世界是在逆全球化的一种趋势，世界不同势力之间达成共识的欲望和意愿并不如以往那么强烈了。”
——蒲英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