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Situs吸土  李欢

编者按

芬雷，方志小说联合发起人，出版与艺术策划人。策划记述电影周（2014）、居伊·德波电影周（杭州，2015）；策展“高洁人民出版社”（2018）；联合策划“写一切：重识社会文本与艺术实践”（2016）、第11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谷神变”（2016）、方志小说：驻村写作联展（2018）、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2018）、致睡神：中法诗歌行为之夜（2019）、在兹远游：方志小说驻地联展（2021）等。

方志小说，是一个联合驻地计划，倡导从地方出发的写作实践与艺术行动。从2017年开始，已连续邀约写作者、艺术家和社会工作者超过60人，前往云南、贵州、福建、安徽、浙江、广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15个村镇空间，并分别于2018、2019、2021年在碧山（安徽）、徐岙底（浙江）、厦门、西安、宁波等村镇以及城市空间举办驻地联展。方志记实，关乎现场经验，小说写虚，关乎想象历险，而方志小说将两者杂糅，意在虚实并用，彼此激发，开启实验性的在地协作。

01

“将故事作为社区媒”

方志小说今年的驻地主题是“社区媒”，简单来说，就是从媒介的艺术与书写实践来探索社区的公共连接。媒介，一般来说容易理解成报纸、电视等，这个词在今天的语用中比较宽泛，可能用的最多是媒体。对于方志小说来说，更多强调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活跃在艺术和书写经验中的媒介。故事，是一种古老的媒介，通过故事，一个人连接另一个人，它可以借助口口相传，比较原始地达成集体记忆的方式。四川人摆龙门阵，对故事的作用不会陌生。而且有意思的是，故事除了强调一种内容意识外，还讲究讲述的方式，同时也涉及活动的组织。故事保持口头、开放、接纳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在故事中找到共情的点。

这次在桐梓林社区的工作坊叫“白话龙门阵”，就是想依循成都人熟悉的方式，从摆龙门阵里发现公共连接的可能性。整个工作坊分为几个系列活动，包括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菜、诗歌拼贴工作坊和小小故事迷等。这些活动，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构思，是和燕子还有张意老师一起讨论出来的。我虽是工作坊的主理，但比较惭愧，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方法，更多的工作还在于沟通、倾听、观察和反馈。对我来说，系列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于多线程沟通和多角度反馈，这样有助于短时间内更好的了解社区居民的诉求。

从差别来说，大人们的故事和孩子们的故事是非常明显的。就像我在工作坊中引述一位德国作家所说的，孩子们对世界的最初经验，不是意识到大人更强壮，而是大人并不会魔法。这里是差异，但其实也是连接，因为值得去关注大人们不会魔法和孩子们想象魔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就像我和一位家长沟通过程中讨论到的：一方面大人会觉得小朋友都是天生的艺术家和魔法师，现实世界会把孩子变得俗气；另一方面大人又普遍意识到，俗气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出入生活的视角，是很有意思的。

我想说的是，故事具有很宽阔的延展性——也许其他媒介也是如此——通过工作坊和驻地工作，我们可以用策展的思维引导社区居民进入这个媒介实践的领域，而不是大家都盯着眼前的现实生活去展开讨论。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具备了一种在地协商的形式基础，而且是在媒介的公共连接角度，这就与那种直面现实利益的社区工作区分开了。然后，一旦获得了多线程沟通和多角度反馈的基础材料，我们对于“社区”的认识就不会再局限于辖区规划、物业管理或街道治理，而是多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新的记忆与情感制图学的视野。在这个视野里，推己及人，以心应心，我们将有可能更多地去倾听、去沟通、去协商。

SITUS：《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里就成都社区划分有明确统计，2019年官方就发布了成都现有4357个城乡社区。这么多个社区中，想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桐梓林社区，有什么特殊性吗？

芬雷：就像前面提到的，我起初是受邀参与这次社区故事工作坊的，也就是说，桐梓林社区并不是我来选定的。在我之前，胡燕子还有爱有戏，与武侯区民政局还有桐梓林社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沟通。我在这些沟通基础上进行新的工作。这是在地协商的基础条件，尤其对于方志小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像成都的这次驻地，还有之前的顺德驻地以及成都之后的西安驻地，我们都需要依靠本地机构、团体、艺术家或研究者等的前期调研和沟通，没有这些基础条件，驻地工作很难展开。

关于特殊性，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桐梓林社区并不是那种地道的、“街边茶馆”式的那种社区，它不符合外地人对成都的想象，反而更接近于成都人对上海的想象，一种主动构建的国际化以及早期的富人区，形成了桐梓林的社区氛围。与此同时，还能发现一些街边老店，如理发店、修鞋铺、唱片店等。桐梓林的本地性可能是隐藏起来的，它试图在成都这个地方重构一种城市感，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观察、思考和分析的。这当然是官方的规划意识，但也反映了本地的生活形态，其中包括了对国际性和本地性的理解，也包含了对街边社会和城市肌理的探讨。另外，我想说的是，成都这边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对公共空间的自觉意识是非常高的，这一点我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的。

02

“打开边界，让出空间”

SITUS：这次主题工作坊中，由艺术家、学者和社工群体组成，加上居民群体，组成了四方协作对话的机制。为什么您会倾向选择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您所观察到的效果如何？

芬雷：这个协作对话的机制，是胡燕子和爱有戏提出来的，我是作为工作坊主理和驻地组织者的角度来观察和参与对话的。这种机制从社会工作来说，展现了一种在地协商性。关于这个话题，2019年在成都参与“社区公共艺术节”的时候，我和郭虹老师讨论过，当时郭老师提出来社区需要“打开边界，让出空间”，对我启发很大。在地协商，需要这“一开一让”才能进入实质沟通。因为社区是复杂的、多元的，这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社区人”身份，也没有一个确然的“城市性”或“本地性”，其中的身与心、念与行，往往都是在生活事件和地方事件中显现并交错着。不开不让，如何听见看见？不协商，如何知道社区事物的分布和组织情况？不知道情况，如何进行基础状况的更新和重新布置工作呢？

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的一开一让？不是说你走了，别人就会来，倾听和沟通需要引导。艺术和书写实践就是这样的工作。举一个居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有个居民叫龙猫猫，参与了前面的空间工作坊，也参与了这次的故事工作坊。她在自己的小区发起“一百块计划”，每次活动只用一百块钱，这一百块还要众筹，通过众筹发动其他居民参与进来，大家一起商量着来推动，活动内容有分享童谣、挂灯笼画灯笼等，非常有意思。像龙猫猫这样的，就是社区“策展人”了，只是她并不必然需要这个身份去做事，但是其中的思维、组织和策划方式，和策展人是相通的，而且也值得策展人学习。

当然，社区内部或许存在许多问题，社区有时候不能直接对居民说，“你有什么问题，社区帮你解决”，这种沟通不一定有效果。艺术和书写实践的方式，往往不以问题为直接对象，它提供了一个中间的、介质的地带，在这一地带，只要有参与就有表达，哪怕是隐含的表达，可能更能触发一些新的连接和协商方式。只是有个前提，就是要求公共层面做好倾听、记录、协商、调研的足够准备。有人说，没人听，也没人记，这不是故事应有的方式。

在此特别值得补充“后街漫话”小组邹乔，在参与成都“驻地团聊”时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艺术驻地的工作，并不是冒然地到一个小区里提供自己的现成方法，改造或者推倒重来一个公共性，而是发现在自身到来之前其实小区已经自发自在的一些方式方法或空间形态，然后与之协商，让居民参与进来一起工作，这可能是协作对话的最重要目的。

SITUS：桐梓林社区进行的故事工作坊叫“白话龙门阵”，您带领团队和社区居民一起，深入到社区调研、寻访故事，这个过程中有印象深刻，或者好玩的事情吗？

芬雷：很多，比较有意思的是一家理发店，叫山山理发室，一九八八年开店。你想，一九八八年，比桐梓林社区建立的时间还久。理发室本身是一个故事载体，老板也见证了桐梓林的变迁，或许亲身经历了很多社区居民有关的故事。我们在驻地沟通中，想到可以基于居民保存的许多老照片，做一个桐梓林“发型简史”的梳理。还有一家修鞋铺，今年好像是开店20周年，老板自己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很早之前报刊对店铺的报道，老照片等，这些给驻地艺术家和写作者带来很有价值的参照。

然后“小小故事迷”的活动，对我启发也很大。孩子的故事，差不多都是跟图像、涂鸦和漫画有关，而且每个孩子讲故事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能从孩子感兴趣的内容，讲故事的方式，来观察故事在孩子那里产生的多样作用。

还有诗人余幼幼做的拼贴诗工作坊，也很有意思，工作坊结束之后，我遇到好几个居民跟我提起，希望这样形式的工作坊能够在更多小区里做，当居民把自家废旧报刊拿出来做拼贴诗的时候，相信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03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平衡技艺”

SITUS：方志小说，结合地方史志、逸闻轶事。史志，听上去就过于厚重、久远，怎么样才能与社区居民的生活更为靠近、融合？您在策划构想的开始采用了什么方式方法？

芬雷：古人说“辩方经野，因人纬俗”，方志的作用就在经纬的标记之中。一经一纬，编修者标记着书写之时的坐标。这个坐标，有过去有未来，有远方有眼前，有逝去的人们也会有幸存的人们，所以明代的冯梦龙说，方志其实是待志，不是过去时不是完成时，而是未成时：“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方志，或者说史志，对于方志小说计划来说，一方面意味着丰富的考掘线索，另一方面意味着一种待志的、经纬其中的坐标意识。方志与其说接近历史学，不如说接近编纂学，在历史意识中进行标记、分类、编纂，试图给出一个系统和坐标，有图有文，有叙事性也有展示性，待其时、待其人。

你会发现，这种意识和城市规划、集体记忆以及城市对现代生活的塑造都是有关的，所以它并不远，只是有点厚重。在驻地工作中，方志小说，区别于传统方志的官方书写，强调的是个人视角的观察与书写。方志侧重地方记实，小说侧重个人写虚，虚实并用，在地协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平衡技艺。

在驻地过程中，方式方法都要重新去想象和尝试，方志小说是作为一个工作框架开放给驻地艺术家和写作者来使用的。我自己不会过多强调自己的观念、方法和经验，那样容易给驻地作者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我不能判断这个影响可能导致的结果时，我不会轻易发表看法。毕竟，驻地是驻地者自己要考量的工作。我的事务在于组织、协调，观察驻地工作本身的一个可行性、连接性和协商性，必要的时候，也是在外围旁敲侧击地提出一些问题，试着和驻地作者和社区居民一起来商量。

SITUS：团队在后续创作内容、呈现形式等方面，会考虑社区居民的喜好内容，做相应的考虑吗？怎么平衡艺术家、写作者的创作独立性，及社区居民的接受度？谈谈您的看法。

芬雷：最近在西安驻地的情况，可能刚好合适来回答这个问题。西安这次的主题是“旅店街”，因为驻地的吉祥村，是一个旅馆特别多的城中村，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家。我和西安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的王一珂还有王一飞最初沟通的时候，就想着可以从旅店空间和城中村的街道空间来展开驻地。几天的城中村行走之后，有一次聊天，一位驻地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她觉得城中村旅馆房间的居住条件相对比较差，这让她比较怀疑自己做驻地的合理性。面对城中村简陋的落脚即安的生活，驻地的位置在哪里呢？我们，外来者，并没有和落脚者共同生活，这里面的分寸应该是怎样的？或者说是不是有个分寸，还是说不用考虑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非常重要。

我个人认为，这个分寸是存在的，不仅存在，它还对外来者提出任何可能的质询，让外来者并不能顺利地闯入，也不能顺利地与当时当地的共同生活展开协商。有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开始质疑自己在本地发言甚至代言的合理性时，本地性方才显露小荷的尖尖一角，但我们并不必然是那只蜻蜓，这里面存在一种在地协商尖锐的一面：不是平和得坐下来你好我好的协商性，而是彼此质询甚至相互冲突的协商性。

这也恰恰是驻地工作的特点。艺术家更多考虑的可能还不是社区居民的接受与否，或者喜好程度，而是首先与协商性在媒介实践层面的展示和表达进行面对面的质询。这也是我想强调的“社区媒”工作，将社会工作引导到一个媒介实践的中间地带，接受不接受，喜好不喜好，并不是停在各自生活或熟悉的领域里给出判断，而是大家一起在中间地带进行协商。我们不能在驻地工作中强化艺术家和写作者的主动作用，也不能强化社区居民在参与媒介活动中的被动状态，在中间地带，参与进来的每个人都调整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当然，这一调整是细微的、临时的、潜在的或者隐晦的，不着急，先让这样的工作开始一点点，因为哪怕是一点点，就已经很宝贵了，不能操之过急。

“旅店街”的最后一天，西安美院实验艺术系的同学和驻地作者一起，在城中村的村委会、卫生室和街道边，进行了一场非常规的市集：有手工艺品的摊位，有驻地作者的展位，有行为体验的点位，还有在村委会的放映活动。整场活动，在艺术表达的层面，其实是比较克制的，可能谈不上介入啊激发啊，但它并非无效。就像前面说的，不能因为它隐微而选择无视和拒绝，让隐微的被听见被看见，就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何况还给出了协商在感知形式方面的创造可能。

04

“构建协作网络”

SITUS：方志小说计划也有五年了，五年时间，似乎还是“游击式”的工作。接下来是否考虑在地方扎根，进行持续的工作呢？您认为这样可行么？

芬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方志小说在不同地方进行短期驻地，的确感觉像“游击式”的工作，但是想要扎根何其难，涉及到庞杂的地方工程，另外我们也很难对艺术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扎根的工作执行起来难度更大，但这确实是一种积极的思考，我们其实已经在考虑对于地方的持续工作该如何展开的问题了。

回到方志小说的发起初衷，我想强调两点：其一，之所以选择短期的点到为止的工作，是因为地方太多，每个地方又太复杂，我们需要一种轻的方式，来探讨在地协商与社会协作的可行性，这里面包括了对可能方式与潜在路径的测试。其二，驻地工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在于把问题呈现出来，是一个呈现、表达、展示方面的工作。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触及问题的现实本身，而是我们太了解自己能做的还是太有限了，那么不如把这个有限聚焦一下，去做基础工作。而且有的时候，呈现问题本身就是在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驻地艺术家、写作者，更像感知材料的媒介实践者，从个体到个体、从集体到集体的翻译者，以及公共连接的测试者。

然后再说“在地方扎根”是否可行？我觉得可行，但是很难，起码我自己不会轻易说扎根，如前所说，这牵涉一系列连带的地方工程，其中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如何去工作，而是如何与本地实践者一起工作，这显然需要一个沟通、磨合以及尝试协作的过程。相对于扎根，方志小说更倾向于连接和协作。连接，如何连接？协作，如何协作？这是接下来要去认真考虑的事情。

在成都的时候，我跟爱有戏的杨玲还有其他社工，也聊到这个话题，杨玲提到“构建协作网络”，与社工的具体事务形成良性的互动，相当于构建一个社会协作的参与和反馈机制，这的确是必要的。爱有戏已经在探索具体的方式了，他们关于社区营造的理解也对我启发很大。

SITUS:您可以透露下，这次项目结束后，方志小说，或者说您个人，将有什么新的规划和动作吗？

芬雷：关于方志小说，其实一直在试探着前行，不能说蒙眼竞走吧，至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免片面。这个计划有着明显的缺点，比如短期、缺乏在地连接、没有系统性等。另一方面，方志小说也并没有给地方提供具体的工作方法，现在5年时间做了四回联合驻地计划，我们也在不断地反思。前些天，还在和另一位发起人周功钊，参与“社区媒”策划的两位观察员：龙奕瑭、刘加，我们在一起讨论，方志小说驻地计划到底能给地方工作带来什么？别说系统性的方法或理论吧，是不是可以有个雏形的，与地方工作进行讨论的粗线条能被勾勒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打算试着勾勒这个粗线条，然后开放给更多的地方和地方工作者，和他们一起商量。

另外我个人来说，2021年的任务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关注基础工作，重新发掘基础工作，我把这一年看作基础之年。我想试试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精力，能观察多少基础工作，同时对2020年之后这个世纪的基础工作状态能有怎样的认识。就像一个体力测试一样，这也是一个与时间与地方的竞走。与时间竞走，我会要求自己尽量参与所有的驻地计划，去亲身观察和体验。与地方竞走，你不得不与地方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打交道，同时又要免于让自己陷入歧路亡羊的困境。这里面似乎已经浮现出一些基础的问题，比如社会协作的可行性，比如基础工作的创造性，再比如媒介实践的感知测试等。这些带来了新的思考，但我还没完全想好，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

撰稿 | 李欢

图片 | 马子云

编辑 | 吴桐

学术指导 | 余玥 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