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日常陈述  文：金锋

关于一个文本拆解成两个文本的形式

唯一能回答“什么是数学”这个问题的，

不是哲学而是数学本身的活生生的经验。

——R•柯朗 H•罗宾《什么是数学》

还在四、五年前，我对上世纪60、70年代的“文本”做过一些词性归类的拆解工作，还统计出了归类词性的百分比。这样的作品是用词性归类的方式消解了原有文本，但原文本的所有用词（包括标点符号）依然在场，这在观念上给了我很大的展开。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比德里达所说的“灰烬”更有追究的余地，毕竟“灰烬”毁灭了存在物“在场”的性质，特别是毁灭了存在物背后的意图。而词性的拆解，我的收获是，它能让语境的还原一目了然。

对一张布告的词性分类

在这次徐州的《鼎新•重构》展中，我展出的作品叫《关于一个文本拆解成两个文本的形式》，在文本处理的方式上不同于以前。我试图用强行截断的方式，提取、剥离与原文本异质的信息，尘归尘，土归土，还原出原文本的本来面目。我假设了一种语境，这种语境贯穿在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让它成为一种“常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假设？我觉得这样便于“对弈”，便于“烧脑”，更便于手段升级。

设想中的布展方式

我选择的文本材料是1972年安徽省初级中学数学试用课本，是初中数学第六册，讲的是“对数”。一般说来，在数学中要渗透进其他思想文本，这是很难办到的。但也有例外，比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学中就渗透进了“万物皆数”的宗教意识，走向神秘，趋于小众，这是一种内力导致的结果。这只能说是小规模的渗透。而大规模渗透的方式，则需要外力的有效介入方能实现。这种效果，在这这本“对数”数学课本中可见一斑。可以说，在当年全国各类教材的编写中，“渗透”是“常态”。

1972年安徽省初级中学数学试用课本

这是非常纯粹的书，目录中有关于“对数”性质的研究

存在A、B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当文本B完全渗透进文本A之后，这个混搭文本还被冠名为A，我觉得这个思路本身是非常艺术的。从操作手段来说，这种渗透之后的混搭，政治与艺术已经不分彼此了。这种思路的另一种修辞表达，可以从陈独秀的一句话来领会，这是当年陈独秀从监狱出来之后说的话，他说：“我还是原来的陈独秀；我是一个全新的陈独秀”。很容易看得出来，前者的渗透是叠加，而陈独秀所想表达的是“转换”， A通过B转换成一个新的A，自然还以A命名自身。前者是政治，是艺术；后者是政治，是“革面洗心”，我觉得这在观念上是更加艺术的。

通过B 的“渗透”达到A 的“转换”，当且仅当“革面洗心”， A还以A冠名自身。在我看来，这样的混搭描述，形式与效果都很逻辑了。

这样说来，当年汇聚在一起编写教材的教师，其实都是艺术家，他们是新文本制作的统摄者，他们以视阈展开的步履，设计着故事的格局。他们的作品，即便今天看来，无论从体量、观念，还是从互动、效果，都是段位不低的观念艺术。更值得在意的是，这种“文本”是以“试用课本”的形式实施的。所谓“试用”课本，面上其实有两个理解，一是还在过程之中，还会有更为一致的专用课本即将**；另外一方面，好像为历史留有了余地。这是一种特定时代的暂时性使用本。但我宁可把“试用”两字科学地理解为“试错”，因为这样的解读空间一下子开拓了，在时间上也更加地“未来”，所谓“留有余地”，这是为研究留有缺口。

这里，我描述一下我的做法。我只是从文本本身出发，把这本数学课本中真正属于数学的部分分离出来。在分离的过程中，我觉得这项工作还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一种文本的渗透，它是全方位的，是试图进入数字的内质之中。《关于一个文本拆解成两个文本的形式》，实际上也只是形式拆解。文本照例应该是清晰的，它是围绕着一定的主题，力求完善自己要说的部分，至于其它，能不说是尽量不说的。所以，拆解就是剥离掉文本之外不属于自身的东西，这剥离出来的东西，也就是渗透进去的东西，这时可以比较两个文本的“体量”以及它们的比例。直观就能看出，当渗透文本超出原文本50%以上，这就直接“反客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