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埃及开罗当地时间4月2日晚，拉美西斯二世、塞提一世和雅赫摩斯-纳菲尔泰丽等古埃及18位国王和4位王后的木乃伊，被置于封闭的氮气箱内，由22辆定制的礼宾车，从埃及博物馆运至5公里以外的埃及国家文明博物馆。作为该馆4月18日开幕的序曲，埃及国家电视台向全球现场直播了这一盛大仪式。

但这不会是埃及今年唯一的博物馆大事件。埃及旅游和古物部长Khaled Al-Anani透露，历经近20年，位于吉萨金字塔旁的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Grand Egyptian Museum）预计将在2021年中正式完工。这是继2017年南非的蔡茨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Zeitz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frica）、2018年塞内加尔的黑人文明博物馆（Museum of Black Civilisations）以及2019年多哥的洛美宫博物馆（Palais de Lomé）后又一于非洲大陆竣工的重要博物馆。

此外，加纳的泛非遗产世界博物馆（Pan African Heritage World Museum）、肯尼亚的人类博物馆（Museum of Humankind）、莫桑比克的海事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Maritime History）也进入了筹备或施工阶段，预计于未来几年内揭幕。

初步观察近年吸引媒体关注的非洲大型博物馆建设会发现，出资方常常是富裕的个人和商业集团或是外国政府。当代艺术方面，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阿尔马登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African Contemporary Art Al Maaden）由地产大亨阿拉米·拉兹拉克（Alami Lazraq）的家族筹建。2016年第一场展览“Essentiel Paysage”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2）的密切合作，通过现当代非洲艺术家的作品描绘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相互依存，用批判的角度看待非洲自然资源的利用现状。该博物馆将自身定位为“通过收集和展出成熟的和新兴的艺术家，来培养人们对非洲当代艺术的理解，突出非洲大陆的创造力和文化多样性”。

阿尔马登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官网

目前非洲地区最大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南非的蔡茨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将馆藏范围限定在2000年以后非洲及非裔艺术家的创作。博物馆空间由开普敦市内曾经最高建筑——大粮仓（Grand Silo）改建而来，建馆藏品主要基于德国彪马公司前CEO约亨·蔡茨（Jochen Zeitz）收藏的数量庞大的非洲和非裔艺术家的作品——博物馆也因此得名。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间民营当代美术馆出现的时间，恰逢西方艺术市场对非洲当代艺术关注的一个小高峰。

此外，多国政府在非洲文化领域的援助与投资也逐渐广为人知。塞内加尔的黑人文明博物馆在筹建期间接受了来自中国政府34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中资建设的其他文化设施还包括塞内加尔的国家大剧院等。在非洲的投资版图日益扩大的韩国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提供了2100万美元的资助，是韩国迄今在中非最大的文化投资。大埃及博物馆建设费用中的约75% （7.5亿美元）则来自日本政府的贷款。

若将视线从实体建设转向人才培养会发现，不少非洲博物馆人员的教育也受到他国的资助，或是在非洲之外完成。例如，日本政府赞助了数百名埃及文物修护人员的专业训练。盖蒂基金会协助在肯尼亚建造了遗产保护中心，并联合大英博物馆为非洲博物馆人员提供教育支持。

借“外力”启动和发展的博物馆，基础建设与人员培养赖于别国的资金和援助，亦或受到资本的左右，博物馆在何种意义上是“非洲的”，如何能实现自身的话语权？蔡茨当代艺术博物馆在开馆之初就因其商业性备受争议。来自欧洲的地产商将周边的海港改造成了高端消费场所，获取了不菲的收益。蔡茨展陈的许多作品也来自知名画廊代理的艺术家。 这不禁令人生疑，受商业和政治因素驱动的博物馆是否能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以及进一步理解与定义本地的传统？

加纳试图用“激进”的政策逆势而上。2020年10月，加纳政府任命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加纳总统博物馆和纪念碑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Museums and Monuments），负责向该国政府就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新发展方向提出建议，目的是“寻找激进的，新的叙事方式，令自加纳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参与其中，让人们看到自己在博物馆中得到适当的代表”。从发掘组织源头着手，它的首个任务是调查1957年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前夕成立的加纳博物馆和纪念碑委员会的历史和当前组织情况。

西非国家多哥的洛美宫博物馆于2019年9月建成开放，是非洲唯一一个完全由国家政府资助的艺术机构，也是多哥及非洲中部首个大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一个世纪以前，该建筑是殖民时期的总督府，曾是压迫和排外的象征，如今作为博物馆所有人皆可踏足。

洛美宫把与当地社群的合作和互动视为博物馆策展与教育的核心，这也开拓了非洲博物馆的新路径。开幕展“王者的多哥”（Togo of the Kings）中的展品全数来自当地部落，讲述了多哥王权结构的历史与精神。这些物品虽已年代久远，却仍被当地社群用于各种仪式和活动中。展览中的一件权杖在2019年底，被临时送回所属部族用于祭祀仪式。当它再次回到博物馆时，作为礼器，已被沐浴在酒精和其他液体中。“在西方博物馆里，这种情况是不能发生的，”洛美宫的馆长索尼娅·劳森（Sonia Lawson）说。博物馆还邀请了当地的家具艺人和铁匠为展览打造展陈设施。该展览呈现的是一段鲜活的，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是围绕当地部族展开并由他们共同谱写的故事。

非洲的社会活动家们也逐渐意识到在本地培养博物馆人才对发展可持续的博物馆生态的重要性。2019年约鲁巴王子耶米斯·歇隆（Yemisi Shyllon）将一千余件尼日利亚艺术品捐赠给泛大西洋大学（Pan-Atlantic University），成立了隶属于该大学的耶米斯·歇隆艺术馆（The Yemisi Shyllon Museum of Art ）。歇隆的目的之一是向其他尼日利亚藏家起到表率作用，通过建立更多的大学博物馆来整体提升尼日利亚的艺术与博物馆教育。

如今在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和纪念物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useums and Monuments）登记的公立博物馆共有51座。该委员会的首席博物馆教育官路易斯·妮娜·奥努哈（Louisa Nnenna Onuoha）2019年发表在《Museum International 》上的文章称，尽管其中多数仍处于“没有展厅的博物馆”的困境中，通过“大篷车”展开展览和教育活动，博物馆正力所能及地成为社会孵化器。

三年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非洲文化遗产不能再继续成为欧洲博物馆的囚徒”并为文物归还立项。法国议会近期才通过了将26件文物归还贝宁、一件文物还给塞内加尔的决议，但仍有约9万件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物尚在法国。在坐拥7万5千余件非洲藏品的柏林洪堡论坛于2020年末揭幕前，尼日利亚驻德国大使致信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德国归还被掠夺的贝宁王国青铜器。

1897年，英国军队对贝宁王国（现尼日利亚埃多州）的殖民占领和掠夺导致约三千至五千件贝宁青铜器散落在世界各处。如今，大英博物馆正与尼日利亚的组织合作，在埃多州的贝宁市为共同筹建埃多西非艺术博物馆（Edo Museum of West African Art）进行建造前的考古探勘，该博物馆旨在提供“世界上最全面的贝宁青铜器展示”，预计最早将于2025年建成开幕。

政府间就文物归还问题的耗时漫长协商催生了文化机构绕过政府的就地合作，尤其是在数字领域。“国际清册项目”（International Inventories Programme）致力为流失海外的肯尼亚文物建立一个数据库，迄今已收录了两万多件物品。预计于2022年上线的“数字贝宁”（Digital Benin）项目将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照片、口述历史和文献资料，提供对被掠夺的贝宁皇家艺术品的综述。

塞内加尔黑人文明博物馆馆长哈马迪·伯库（Hamady Bocoum）对待文物归还的态度也许有些出人意料。他认为：“文物归还是重要的，但不是必要的，”，因为眼下对非洲博物馆最紧迫的是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在西方边界之外呈现我们的文化和定义自己”。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前馆长、考古学家乔治·奥克洛·阿邦古（George Okello Abungu）长期致力于博物馆去殖民化，在2019年发表在《Museum International》的文章中，他做出一连串地发问，即针对非洲的博物馆又具有普适性：

▶目前的博物馆如何将这些困难和痛苦的记忆和经历纳入其中，而不显得是在指责，特别是指责如今的博物馆？

▶博物馆是为了展示人类或自然的独特遗产（包括那些在民族国家边界之外获得的遗产）而建立的机构，是否能够平等和客观地反映人类和人类利益与观点的多样性？

▶博物馆如何确保它们考虑到这些困难的历史，避免成为选择性遗忘或曲解的工具？

▶博物馆如何成为能破坏有偏见的叙事，并能够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的媒介，以创造新的和开放的叙事，摆脱继承来的立场性？

当然，非洲不可一概而论。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以及地缘政治导致的冲突都让这片大陆长久以来存在差别极大的发展。文物归还对于非洲各国而言仍是重要的议题，但非洲的博物馆并非被动地等待藏品从西方归来以填充展览空间，而是致力于发掘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催生新的文化现象。非洲博物馆的新趋势也让我们看到这片大陆对发出自己声音的期待，它正跃跃欲试地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撰文/赵文睿，编辑/童亚琦，制图/孙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