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一年多的病毒已经发生变异，疫情还在大规模地传播和扩散。国内的疫情虽已得到基本控制，但我们终究无法自外或独立于周边和世界，而原本就具有全球化属性的当代艺术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如以往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那些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已变得彻底无力，会不会转向新的对峙尚未可知；随着制度自信，官方对当代艺术的限制也许会越来越严；逆全球化浪潮和“内卷化”趋势迫使艺术系统内部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加上技术的疾速发展和大众消费文化的扩张，已然滞后的当代艺术陷入了一种无处着力的疲软和茫然；相形之下，更致命的是，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普遍脱节，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代艺术的主体位置及其政治性……面对这些根本性的危机和挑战，我相信不管它们会不会成为新的前卫运动的土壤，会不会引发新的艺术—政治的变革，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未来艺术家们实践和行动的重要驱力和动能。

在过去近十年里，我一直在致力于细致深入地重访中国当代艺术史，开拓认识中国艺术历史的方法论，建立表述它的理论模式，在全球艺术思想史的语境中重思中国当代艺术的位置等方面的工作。我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同道逐渐意识到这些工作的意义，并将它们作为具有紧迫性的学术课题来对待。

2021年，我所在的中间美术馆从2018年起开启了“中国作为问题”的演讲系列。在这一课题下，我们邀请中国学者谈中国或国际问题，也邀请国际的学者谈在中国的议题，或是涉及中国的国际性议题，这种视野使得我们既从全球来看中国，也从中国来看全球，分享思想交流的过程。2020年，我们将其中一些内容集合成册，出版了《中国作为问题》的第一、二册。2021年春我们即将推出第三册。与此同时，中间美术馆与柏林Archive Books合作出版的《中国作为问题》的英文版将很快上线，我们将围绕此书的出版在纽约Printed Matter的线上书展上做一些发布活动。去年，中间美术馆在2017年主办的“沙龙沙龙”展巡回到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并与美术学院的教学产生了密切的互动。这个收获让我们坚信与其他艺术和学术机构合作的重要性。2021年，除了加强内部的学术建设之外，中间美术馆也将继续积极地与其他艺术机构开展合作，在美术馆以外的空间组织活动，举办展览。目前正在展出的《巨浪与余音》展的画册正在加紧编撰之中，这也将是2021年一项重要的工作。

2021年，除了很多美术馆内外的研究、讨论和写作之外，我会有两个展览项目，一个是3月开幕的个展“林丛欣：猪仔叹和毒物赋”，另一个是年底开幕的群展“离岸之歌”，期间也会和时代艺术中心（柏林）联合组织一场在线研讨会。这几个项目都会试图通过研究和艺术家的作品，将长时段的、全球史当中的南方，底层跨国劳工的南方，中国南方和作为南方的拉美等联系起来。我们也希望能跟更多有共同兴趣的机构合作，让一些并非主流或缺乏商业价值的声音和议题受到关注。我觉得在疫情还没有明朗的当下，拉近远方和附近的距离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不断的变换焦距才能让我们不至于迷失。

最近Clubhouse风靡，某晚一时兴起发起了一个以策展为主题的房间。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中，我发现大多数发言人关注的议题都与疫情相关，首要焦点是后疫情时代当代艺术的展示与消费机制转移到网络平台的可能性，包括技术上的可实施性以及业已出现的成功模式。“线上展览”“虚拟策展”“网红经济”“流量”等关键词不绝于耳，一方面委实有一种“未来已至”式的大开眼界，填补了很多认知上的空白，比如如何以互联网产品的思维去开发当代艺术的资源，另一方面心中却又盘旋着一个“保守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之所以是保守主义的，恰在于它顽固的向我提示着另一些关键词：“身体”“接触”“连接”“团结”“物质性”“空间的政治”……在被“进步”逼退到角落里时，才发现自己身上最活跃的部分是朝向“过去”与“记忆”的，并相信“未来”会从中而来——当然，从产品经理的角度出发，这样的理解太文艺了。最近重新翻阅让•克莱尔的《艺术家的责任》，我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欣赏”这位老“保守派”的某些观点，比如他毫不掩饰对于“进步”的鄙夷，更提倡一种“踌躇”的时间观：“徘徊于‘新’躁动的灵光一闪与‘过去’郁结的僵化间，意味着分裂，摇摆不定，意味着占有与剥夺之间、快乐与感伤之间的平衡……并不为即将来临之物欢欣鼓舞，而是敏锐的意识到短暂；不对明日恩惠的焦灼等待，因为那是死亡对鲜活之物的啃噬……”也许这种踌躇不决正适用于后疫情时代的艺术世界。

2021年，将会是异常忙碌的一年：作为联合策划人的广州影像三年展“重思集体”即将于三月开幕，目前最终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四月份由我主持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影像研究项目会推出一档新的展览；作为普拉达基金会“思想委员会”的成员，正在与基金会讨论一个发展中的新项目，也将在年内发生；此外，我刚刚接受了莫斯科V-A-C基金会的邀请，参与到他们明年的大型展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期研究中，其中亦会涉及新作品委任方面的工作。

除了展览相关的事务，出版方面的工作也是今年的重点。除了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支持的《2008年以来的中国运动影像艺术》（暂定名）已进入到中期编辑阶段以外，我也会主持艺术家刘窗与王拓的两本研究性出版物。区别于一般的画册，艺术家与我共同的期待是能够借由出版物的叙事延伸他们各自的思考。另外，受Asymmetry Art Foundation的委托，我会主持一部由该基金会支持的纪录片项目的开发与制作。

我还是依然关注年轻艺术家的状态，很多年轻的和边缘的艺术家被迫离开北京。艺术圈的寡头时代开始了，资源越来越集中，那么差的年份里，天价拍卖却一再出现，上海的博览会感觉比往年都繁荣，这非常反常，也非常让我诧异，艺术圈的生存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彼此之间或许会越来越冷漠。

2021年，我在深圳的“策展课”（OCAT深圳馆）和“九层塔”系列项目（深圳坪山美术馆）的工作还在继续；我今年还会做一个诗歌、电影和艺术之间的跨界项目。还有几个有意思的群展，以及几个艺术家的个展，例如刘香成、谭平、毛旭辉、赵半狄、李青等，但我还是希望今年可以做几个关于边缘文化的实验项目，疫情中断了我每年年底做实验项目的习惯，今年应该会多补一个吧。

近来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在海外学习的年轻人正在形成自主的艺术社群，并开始在中文话语圈发声。像《黑齿》杂志、“Trigger触发”的公众号等经常为读者带来新思想和新实践。翁笑雨、朱筱蕤等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工作的年轻策展人也有机会在中国策划展览，尝试新的策展风格。他们的写作以及实践所表达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

在艺术全面进入市场后，我自己比较关注的问题是艺术如何与社会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不是简单的“艺术服务社会”，这是在把艺术工具化；而是用艺术触发社会变革，同时用社会变革挹注艺术。

去年年底我以主持人（facilitator）的身份，通过公开招募参与者、以“共学”的工作坊形式、集体制作了一个展览“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它在寒山美术馆一直展到今年三月；由此收到新的邀请，马上将要在喜林苑(Linden Center)在太湖边上的新项目容春堂和在太原董功设计的长江美术馆主持两个类似的工作坊和展览。这是在尝试发明新的展览生产方式，也是对另类教育(alternative pedagogy)的探索。我今年的工作焦点是“声音与地方”，作为今年在CAD+SR的研究项目，并以此为题写一本书。它是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的结合，并与我将参与的一些城市更新实践产生互证。地方研究和实践在后疫时代特别有“应时”的意义，因此今年是一个适当的时候，去把curator的身份换成placemaker，去策划一个地方，而不仅是一个展览。

从前几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都开始新的一轮对原始宗教、萨满或神秘学的关注，如果说上一波类似的风潮是西方自觉的去殖民化意识的表现，那么这次的背景是，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本和科技新的统治，让理性主义进入了尴尬的境地，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国与国，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隔绝和撕裂。而人类文明早期恰好具有普世性的特征，或许能为这一症状提供解药。我在2016年群展“肉身：恐怖谷”开始，对格式塔哲学中的“完形”概念感兴趣，就是对这样现状的体认开始的，也持续至今。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民族主义为这个时代奠定了基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意识形态，甚至能渗透到社会生活鸡毛蒜皮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在矛盾与冲突的环境下发挥整合性的能量，是艺术这类媒介在艺术领域之外固有的特长之处。总体说来，各种意义上的“完形”或“整合”都是我的关注点。

目前看来，2021年对我最重要的项目还是M+博物馆首届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的演讲和论文——它们的题目叫做“弥散性宗教与中国前卫艺术的起源”，希望能够通过这近一年的研究，从图像和贯穿古今的信仰结构看待中国前卫艺术的历史，这对我的工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起点。之后希望能策划一系列非盈利的、小规模的群展，也是与“图像的任意性和整合性”这样的话题有关。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一直比较热，我留意到近些年的研究比较多地引入了图像学、社会学等理论，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有些完全悬置了事件发生的前提和环境。当代艺术值得警惕的是大量出现的“点子”型作品，以理论追加掩盖创作的不足，可能使本来就不友好的艺术环境看起来更加低能。我们的思考和行动，实在配不上这个时代。

计划2021年下半年在苏州曲园（俞樾故居）做个小展览，这个园子的园主有意思，我想在他的历史和建筑空间中叠加上一个新空间。我在展览中特别关注空间叙事，它是判断展览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

年中会协助冯博一先生在重庆悦来美术馆做一个从中国现场出发的艺术家的群展，这也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从中国的现场发现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写作，被各种展览拖了好几年的几本书稿，半半拉拉的文章，怎么也得弄完，不然每年都有失效的、每年都有被抢注的。

我比较关注全球化的问题。2020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全球化脱不了干系。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显然不可逆转，但跨国企业和具有全球化背景的个体在现有系统中获利，本土的企业和民众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了一种失衡的状态。这也是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一次交锋。由此延伸，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资本和现代工业所秉承的短期高效、长期不可再生的单向发展，是不是我们必须履行的金科玉律。在需要持续发展又没有“边界”的地球上，环境、农业、气候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2021年，我会策划卡蒂斯特和金鹰美术馆合作的一个展览。两年一次的园林展，今年计划做展览的调研和实地考察，主题是自由和自在。现代人拥有相对多的自由和选择权利，但如何在众多的诱惑中获得自在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年底会在广东美术馆策划一个闫冰的个展，展览将会讨论绘画的问题。绘画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其不可阐释但能品味的部份，它的“不合时宜”也许是这个满载话题性的流量社会的有效补充。今年9月，我作为艺术家将会推出在中国的第二个个展，这个展览将会呈现绘画作品，是我延续自己的绘画实践及最近两年半关注的自留地项目研究的阶段呈现。

对艺术领域来说，疫情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是根基性的，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大写”困难。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的一种总体意识形态背景，跨国交流和全球性流动、新自由主义的信念、当代的时间性这些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是否还能够继续被“相信”？从前，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固然一直在对这些观念作出反思，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个领域在思想上的基础共识、它自身的价值力量和行业活力，都来自于这些观念本身。而疫情让这种观念上的总体惯性或者说惰性戛然而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对一些“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或者价值根基的质疑。这一情形也暴露了艺术界内部久以显现的疲态和各种挠靴搔痒。一些局部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技术的问题，疫情所催生的线上实践和展示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对于技术的依赖，完全有可能使得艺术和技术的关系变得更为内化，而不是简单的外部刺激或者先后呼应的关系。对从前所笃信的东西我们不再那么坚定和清晰了，这当然是一种危机，但这种真实本身也有它的力量。

2021年的工作基本上是去年项目的延续，包括之前被疫情悬停的海外展览，以及去年展览项目的相关写作和出版。我希望能更清晰地区分出研究写作和批评写作两条不同的工作路径，虽然它们在思考的基底上必然是相连的。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主要涉及艺术哲学视域下的“观念-图像”问题，在这个框架下，从现象学出发的绘画问题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和艺术家刘晓辉一起完成了“转身”这个展览，与此相关的艺术家个案研究写作也将在今年出版。同时我也在着手一个新的文本系列，尝试用散文评论（essai）+图像的方式完成更有趣的写作实验。这部分更接近“创作”的批评写作，肯定是与我的研究写作有着深层的勾连，同时，我又希望它们在形式和方法上能拉开更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