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令人不适的照片,怎样做到又脏又干净?
发起人:愣头青  回复数:0   浏览数:108   最后更新:2021/02/19 11:27:35 by 愣头青
[楼主] 愣头青 2021-02-19 11:27:35

来源:artnet


托比永·罗兰德(Torbjørn Rødland)的照片时,常常用到“反常”一词。通常,它指的是这位挪威艺术家的创作主题,而他的创作中包含了各种各样来源的丰富符号——从艺术史、宗教肖像画、日本漫画、粗制滥造的色情片等等——并且通常会用来产生令人不安的效果:2015年的一张照片中,肉桂卷面包里塞着假牙;2006年的一张照片中,天真的孩童张嘴要吃嵌了**的苹果。


不仅如此。在如今的数字世界中用胶片摄影是有悖常理的,他照片中的商业化特质同样如此——它们让人想起那些光鲜的时尚广告,但却无丝毫营销。(“除了本身具有的复杂性,拒绝营销任何东西的照片是反常的,”罗兰德曾经这样写道,“这种反常是愉悦的。”)


甚至,在观念主义为王,绘画推动市场的艺术世界中,他坚持实践相当简单的摄影,也让人感到有点奇怪。

托比永·罗兰德,《引擎盖车标》(Hood Ornament),2019

图片:© Torbjørn Rødland,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Galerie Eva Presenhuber, Zurich / New York


这位艺术家的两个新展此时正在展出: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当代艺术博物馆(Contemporary Austin)的“圣经之眼”,以及苏黎世的伊娃·培森胡柏画廊(Galerie Eva Presenhuber)的“味觉之上”。这两场展览均以相对传统的方式陈设:白墙上悬挂着白色相框的照片。艺术家一直都喜欢画廊的白色立方体——当然是一个反常的空间。


“对我来说,最好不要把任何注意力从照片上移开,”50多岁的罗兰德是一位深思熟虑、轻声细语的人,在我们就他的兴趣聊天的电话采访中,他这样解释道。他的回答往往带有意味深长的停顿。


“更多的是在于帮助这些照片尽可能的清晰或有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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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永·罗兰德

托比永·罗兰德
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Q:“跨多元摄影”(Transpluralistic photography)是您用来形容自己作品的一个短语,策展人希瑟·佩桑蒂(Heather Pesanti)在奥斯汀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随附的文字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个词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A:当我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学习摄影时,我对“图像一代”运动(Pictures Generation)以及这类基于挪用的摄影充满热情。但是,与此同时,有种好像这已经有人做过了的感觉,即使在我求学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者至少在挪威,那时候都没有人做过。


当时,我认为可以这么说,这种非常着重于图像或语言的摄影类型,在杰夫·沃尔(Jeff Wall)的《吸血鬼的野餐》(Vampires’ Picnic)或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的《历史肖像》(History Portraits)的带领下变得越来越人为化。感觉有一些能量从当时的运动和浪潮中流失,人们开始寻找其他的摄影表现形式。然后,人们突然将注意力集中在南·戈丁(Nan Goldin)十年前所做的作品上,以及沃尔夫冈· 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在90年代初的创作上——二者似乎都代表了对纪实摄影的重新投入。


在我看来,当从“多元主义”(或曾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出发继续前进时,有一种回归更直接、更简单、更无层次的创作趋势,就像一种“前多元化”艺术。当然,现在事实证明了,南·戈丁的作品比这要复杂一些,而提尔曼斯成了比他职业生涯初期更有趣的艺术家。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始终是:你要如何继续从多元艺术,或多元摄影的明显缺点中选择继续前进,而又不退回到更简单的方法呢?不是怀旧,不是拒绝新的教训,而要转向一种新的艺术,和一种新型的摄影。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对“跨多元摄影”的理解。这个词的灵感来自我八年前发现的整合理论(integral theory)。这帮助了我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不过,由于太复杂我基本上不用这个词了。我发现并不是真的很有帮助。

托比永·罗兰德,《月亮里的男人是小姐》(The Man in the Moon is a Miss),2016

图片:© Torbjørn Rødland,Courtesy of the artist


Q:佩桑蒂谈到,您的胶片摄影创作在数字世界中仿佛是一只离开水的鱼。您用胶片拍摄很久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将它视作您照片的核心。这种创作方式对您很重要吗?

A:对我来说,这主要是关乎过程。这是摆脱我能控制的东西的有效方法。我喜欢盲目地工作,喜欢等待。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接受和学习去爱我真正做了的事,而不是我打算去做的事情。如果用数码相机,你更能避免错误,更能接近某种先入为主的图像或想法。我发现不这样做会更有成效,但会更具实验性


我还喜欢胶片作为一个物件的存在——可以放进无酸底片袋里保存的塑料片,而不是必须备份在不同硬盘上的文件。就主题而言,我认为这也是有道理的——它是来自液体的一种生命。我喜欢过程的湿润,我认为这与物体在照片中诞生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对话。


Q:尽管您的主题可能很“脏”,但是您的呈现方式往往非常干净,甚至相当传统。您之前已经谈到过照片表面没有美感——我觉得这种挫败感导致了许多摄影师去尝试雕塑表现或更复杂的展陈设计。您是否尝试过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展示你的作品?

A:我很早的时候把自己视作一名图像制作者,并逐渐坚持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就像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一样。其他所有一切似乎都是可能会使图像失去本身力量的繁琐。我确实将白色立方体视为一种格式,作为一种本身的媒介,并且我非常注意空间中的构图和安装。我避免使用经典的摄影展陈——所有作品都是相同大小并且成一条直线悬挂,观众需要在沿着墙壁移动时主动与每个小窗口进行互动。但是,仍然需要展示这些以中立方式裱框的摄影作品。对我来说,似乎最好不要将注意力从照片上移开。


我试图证明的一件事是,在艺术世界中要成为一名图像制作者,不是非要涉足雕塑、装置、概念艺术。众所周知,这就是将摄影引入艺术世界顶层的方法。并不是说20世纪的艺术摄影师突然说服了批评家们摄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是画家的学生们、表演艺术家的学生们开始创作摄影,并做到了将其变成一种艺术媒介。艺术界并不是十分了解如何处理那些只想要成为摄影图像,而不试图成为其他东西的照片。我认为坚持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几乎可以说,我的作品在艺术界颇具启发性,因为它坚持只做摄影图像。

托比永·罗兰德,《神秘拟人》(Mysticomimetic),2019
图片:© Torbjørn Rødland.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Galerie Eva Presenhuber, Zurich / New York


Q:您曾经写道:“背光的物体是怀孕的物体。”这是您在许多照片中使用的一种技术,通常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圣光或外星般的身影。背光照明的哪些方面让您感兴趣呢?

A: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偏爱。那是让我感到出彩的原因。一开始我尝试背光摄影是在我开始与自然光打交道的时候。我会从不同的方向在阳光下拍照,而我最终总是选用背光的版本。与图片中的主要对象位于光源的同一侧会产生某种亲密感。它打开了有关内部存在的想法。我想这可以回到你刚才提到的“怀孕的物体”的说法上。这种拍法可以帮助我感觉和幻想主体内部的东西,而不是像商业照片那样流于表面。

Q:您作品的另一特点是隐藏了某种位置感。您的世界通常具有一种通用的“随处皆可”的质感,太浓重以至于又似乎哪个地方都不是。这样说来很有“郊区感”。您对“随处皆可”的感觉有什么样的兴趣?

A:我认为这是从特定到一般,或从描述性到神话性的一场运动。照片没有与特定位置的特定个人联系在一起。我放大了摄影媒介的某些特质,这与纪实摄影师们所做的类似,但他们的基本前提——对地点和人物的描述非常重要——我恰好对此兴趣不大,因此会主动弃之。我正在朝着更内在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经常将想法从一种文化带入另一种文化。与其严格的描绘美国文化,我会专注于在日本看到的一些东西,或从斯堪的纳维亚学习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在洛杉矶的环境中对其进行了重新加工。这是一种向幻想空间的推动,同时坚持在正统的、几乎是保守的摄影准则边界之内。

托比永·罗兰德,《烛台图案 2号》(Candlestick Pattern no. 2),2020

图片:© Torbjørn Rødland.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Galerie Eva Presenhuber, Zurich / New York


Q:跨种族、文化或性别界线拍照的想法使人们感到不安,因为相机具有物化或迷恋化的能力。但是,您的创作全都涉及物化或迷恋化。您有没有被质问过有关拍摄深色人种、酷儿(Queer)或残障人士的身体的问题?

A:似乎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反对的批评路线。一个是关于包容性的问题——谁值得被关注并被呈现在照片中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拍摄某些群体或某些少数族裔,可能也会受到批评。“为什么我们需要看更多的金发年轻人的照片?


然后,在另一边,你会得到与上述说法反向的批评:“你算老几,要让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处于弱势?”这是我必须探索,并喜欢去探索的东西。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发现这有着无限的魅力。当然,如果这限制了我的工作范围,就会成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真正让它限制过我。我同时也感觉到,矛盾的是,与20年前相比,现在我为此受到的批评要少得多。


Q: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A:我认为当时可能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批评。我认为年轻女人出现更多,而其他群体更少的情况下,批评声会出现得多一些。例如,酷儿情侣的形象可能会得到批评,但我更多地经历了相反的情况——受到极大的热情。有时我会收到问题——通常是白人提问有关非白人图像的问题。这个艺术项目势必会引起一些有关我们如何看待和联系上一代人留下的表达方式的问题。我们都在进步。长大和起床一样重要。

托比永·罗兰德,《刺猬泡沫》(Hedgehog Foam),2020

图片:© Torbjørn Rødland.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Galerie Eva Presenhuber, Zurich / New York


Q:您在何种程度上提前计划创作?为临时创作或者错误预留了多少空间?

A:我是控制者。我决定舞台以及谁上舞台;我决定他们穿什么、与谁互动。但是可能我只是有很多不同的物件或道具可以尝试而已。我确实有很多。作品根本不会是完全成熟的模样。我需要材料来达到全新的创作水平,超出我拍摄前草拟的计划。有时候,我对图像的模样有更清晰的认识,并能够成功得到我想要的样子。有时候,我会意识到这不够有趣或无法呈现,然后在尝试达成目标时,会发生一些我认为同样有趣的事情。


然后,我像其他摄影师一样工作——对我所看到的一切做出反应。当然,当有人物参与其中时,就有更多的机会尝试不同的事物,并且可能发生更多会令我惊讶的事情。但是,拍摄物件时,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抽象画家,并不真正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


*“托比永·罗兰德:圣经之眼”正在奥斯汀当代艺术博物馆,将持续至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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