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花家地」:我与我身边的田野
发起人:猴面包树  回复数:0   浏览数:97   最后更新:2021/02/05 13:24:50 by 猴面包树
[楼主] 猴面包树 2021-02-05 13:24:50

来源:假杂志


花家地2014-2017,罗森


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区存有多少故事?或许你可以从《花家地2014-2017》找到答案。罗森及他的团队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与调研,深刻而详尽的展现了花家地社区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花家地作为一个个案所呈现出的情景、问题,其实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变化的缩影。这本书是极具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影像档案。


受访 / 罗森
采编 / 周光源



中央美院ARCHVOE杂志社团曾于2017年出版过《花家地:一个回溯性宣言》一书,是什么促使你重新整理出版《花家地2014-2017》?这本书较此前的书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哪些不同?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ARCHVOE杂志社吧。实际上它是一个活跃在央美建筑学院内部的一个半学术性的学生组织,最早是想透过一种学生视角,让校内外的师生圈子看到最近的在校生(主要是本科)比较感兴趣的国内外建筑新闻和建筑话题。那个时候自媒体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爆,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这是个蛮让人心动的事情。因为在学校,学生似乎老是在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不太有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主动去探索知识,而到了我们那一届正好这个杂志社从学生会的编制中独立了出来,于是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做出一点和自己在学校里不一样的事情来。

选择研究花家地一是因为地缘情结,二是一种学术热忱。前者其实非常好理解,因为花家地和美院师生的生活以及背后的某种精神状态真的联系得太紧密了。后者主要源于一部在建筑圈内特别有影响力的书,叫《癫狂的纽约》,副标题是“为曼哈顿补写的宣言”。这本书的作者或许大家都听说过,就是在建筑、教育、出版和理论写作方面非常有名的雷姆·库哈斯。

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9-1


他有一套很独特的城市研究思路,他并没有按照学院式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或者根据在地性的经验,用人类学田野的方法去研究城市,相反,他把他的注意力完全聚集在“与他经验相对陌生却又一见钟情的地方”。简单地说,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的位置,力图针对某一现实和历史的过去进行还原,而是紧紧地抓住在当下打动他的某一特殊的部分进行放大,不是一昧地叠加阐释,而是将其背后的矛盾因素激化,进而产生一种对现实投射的陌生化的效果。这种陌生化的方法或许不适用于一般的乡镇,但却对都市研究极为有用。因为都市社会的特征就是它超越了一切传统的农业、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进而产生了一种高密度的信息、人员和文化因素的差异性聚集,而这种聚集的结果就是不断地滋生新事物。

花家地全貌

我们在书的最前面写了三段话,其中“一种脱离了教师命题的学习方式”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目的。这也是我们观察、记录和书写花家地的初衷,它是一见钟情式的,而不是要去证明什么别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要就独立的自主研究和在学科范式内的项目式研究进行问题意识的区分。面对知识和未知的我们是忐忑的,但同时我们也坚守着对现实朴素而敏锐的忠实。《花家地:一个回溯性宣言》就是在这样动态欢庆的乐观主义氛围中诞生的。尽管它看上去不够成熟,但足以表明那一时期(指的是2014-2016)的北京,以及在各大城市,面对一场潜在的都市变革和新一轮的空间生产之前所具有的繁茂特质。

花家地北里楼房道路示意图/制图:郭元蓉、袁千景

花家地北里蔓生长/制图:谢斯圆


至于你说后来的《花家地2014-2017》,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转折。其中最关键的是北京市从2016年底开始的一系列针对小区和人口管理的规范措施。失去了原有社会基础的花家地已经不再是当初让我们一见钟情的花家地了。因此在后来我重新整理这本书的内容的时候,我将它的定位变成了对这一段特殊历史的回顾,相较于“宣言”这一对现实颇具建设性色彩的术语来说,“历史”指向的更多是在断裂的现实中,基于个人的体验、回看和想象的,缄默的维度。


但我并不认为后来的历史书会比之前的宣言要保守,在我个人看来,它谈到了更多之于居民自发占据和改造公共空间现象的普遍性,和一种立足于更加宏观的中国制度背景下的问题意识。这方面我有在书的最后面专门针对中国小区模式,和以西方社区模式为基础的“占屋运动”和“市政自治主义”运动之间进行比较和区分。

花家地小区停车位上出现大量的“抵抗性奇观”。

花家地小区与阜通东大街交接处经常出现各种违章停车,阻碍小区居民正常出行,小区的道路和交通治理受外部城市环境影响并且冲突严重。

自搭建门厅,花鸟园

自家修缮的残障通道和门口的花台

半地下室的采光窗户变成了由地上和地下居民共同使用的生活空间


那一时期(2014-2016)的北京,以及在各大城市,面对一场潜在的都市变革和新一轮的空间生产之前所具有的繁茂特质。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这个解释起来稍微有点复杂,简单地说在那之前,由于近20年的市场化、政治行政化、和快速城市化给我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当局也主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很多需要从社会介入的角度进行弥合和回应,因此那个时候比较频繁地出现比如北京的设计周,深圳的城市双年展这些艺术家、设计师大规模介入城市更新(主要是旧城和城中村)的实践。很多社区营造的工作和团队都是在这一时期(或者前后)涌现出来的。

上:柔软的凉席

下:爷爷奶奶的常用座位

曾经在展览中提出的"是花家地在追赶我们还是我们在追赶花家地"这一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吗?

这段话的出处是来自库哈斯对西非著名城市拉各斯的评论,在库哈斯眼里,他反对将拉各斯看作成是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非洲城市。相反,他认为拉各斯很有可能代表的是在全球化现代性的最前沿,一种极端和典范性的城市个案。也就是说,并不是像大家所习惯性预设的那样,是拉各斯(花家地)在追赶我们,而是,我们正在追赶着拉各斯(花家地)。也许这个可以比喻为是“全球化/城市化+地域差异”融合之后的化学反应。而花家地、或拉各斯作为一个另类、特殊的结果,并不是落后的,没有跟上现代化的象征,而是相反,它超越了过往一切的城市发展和生长的模式,变成了一个新物种,它背后爆发着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潜能,这些都是今天的人们充分值得向它学习的。

花家地这本书有着非常详细的脉络和文本内容,你可以向从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简单介绍下这本书以及你的编辑思路吗?

我承认《花家地2014-2017》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对于想深入了解作者思想的读者来说,我本人推荐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也就是这本书里明确使用的三个颜色,红、黄、绿来分别进入我在这本书里给大家铺设的三条线索。

花家地2014-2017目录(横屏浏览)


首先最重头戏的部分是黄色,黄色也是在这本书里展示地最为全面的。它指的是当红色(一种对社区自上而下的管理)和绿色(由居民自发营造的蔓生长)两者的力量相互交缠捆绑之后,在现实中造成的真空。它促成了在社区居民和社区管理者之间可达成默契或进行共治协商的灰色地带。其中涉及到的许多具体问题我在书中用了XS-XL五个不同尺度模型分别进行了归类和总结。那么,在红色的部分里面,我们格外地关注了中国社会体制背后有关红色政治基因的部分,比如90年代小区和计划经济转型的关系,国家对基建的投资带来的“超成本的改良”,这些都是都市社会与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交融之后所产生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在这些制度的、社会性的议题之外,我其实还在这本书中呈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人类学的线索,它指向了在小区公共空间的这个中空地带,居民和物以及和土地的关系。



沙发成了花家地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观

自建庇护所

楼梯的推演


不同于贾樟柯电影里所拍摄出的那种内陆乡愁式的情感,花家地居民对土地和对物品的使用方式,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对一切新奇事物抱有异想天开的浪漫气派”。这种浪漫气派是和都市社会的热情洋溢,以及身处时代风头潮流的先锋姿态是息息相关的。也正因为如此,花家地才能够将这种群集、野生、混杂的聚落生态发挥到极致。它不是简单的乡村城市化或城市乡村化的结果,而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社会整体迅速转型时所具有的一种特殊性。诗人西川曾用“大河拐大弯”来形容中国80年代之后的风云变迁,我觉得用在花家地,或者用来形容整个中国近30余年的城市化过程也相当合适。

破损的半身佛像

居民自己改建的楼梯扶手

马桶圈型的木椅

接送孩子的拖板车


我看到书中呈现的花家地社区中的一些景象,如自治菜园、居民对公众空间的自改造等等这些场景,在一些拆迁安置小区中到处存在,这好像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所好奇的是,人们为什么如此喜欢占用不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现今,这些现象在花家地还存在吗?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广一点,其实远不仅仅是所谓的拆迁安置小区,现实中包括一些高档的小区(你可以观察下他们的屋顶),这种自我生长的违章建筑到处存在。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一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对话和问责管理机制,小区物业的经费和人力其实相当有限,但是居民们的很多生活诉求,小区管理者们很多时候都无法满足。而像在其他国家,社区基本上是由居民(业主)自治管理的,“有多少马、吃多少草、跑多少路”是可以直接通过对话、问责、协商这些机制来解决的。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关于公共空间的管理和共识就必定存在着很多弯路。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政治高压整顿这些不法现象,但它无法根除这种蔓生长现象的自在发生。

居民们在一种新的劳动,协作,共治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彼此在对公共空间使用时的新的边界。

利用植物构建的公共空间废墟中的精神角落

这些重新被个人化了的公共空间也逐渐延展出了基于每个居民们的行为习惯和深刻日常情感的“生活轴线”。

共知菜园不仅创造了居民日常户外活动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连接居民日常生活情感的精神纽带。

至于在今天,这些现象在花家地仍旧是存在的。虽然大多数违章建筑被依法拆除,但像10、12、13号楼里面的共治客厅还是被原样保留了下来。

自2015年起,为改善小区环境现状,花家地北里居委会联合10、12、13号楼居民,充分利用塔楼现有空间,分别在其一楼的入口打造了这样一个可供人停留,并富有人情味的居民客厅。

在花家地小区的许多地方都会出现这一特殊的标识,对于它的含义我们一直无从所知。


地瓜社区是怎样开始改造的?(如何跟社区领导沟通等),它的出现对花家地社区有着怎样的影响?以及在后续的运营中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可以说这个项目在花家地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实践?

地瓜社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改造项目。最早是周子书老师自掏腰包在2015年的时候和当时住在花家地北里地下室的一些居民们一起协商改造了一小间地下室,然后这个项目被安苑北里的街道书记还有朝阳区的街道办主任正式拿出来推广了。可以说,他最早的实验是和花家地相对活泼、多元和开放的社区氛围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一开始是“非正式的”,是完全经由个人自下而上地在小区治理的灰色地带摸索前行。但后来它被正规化了,或者说被政府认可了。

花家地北里地瓜社区,2019年7月


也就是2016年之后,其实地瓜社区的实践性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简单地说,原先主要依托的是一种底层的自治联合,再慢慢自下而上这个思路,现在则是主动地融合了更多自上而下的东西了。

花家地北里地下室   改造前
原来的地下室电路很凌乱地外挂在墙壁上,既不能充分保证新空间建设的泗洪需求,同时又有重大的安全隐患。人们对空间的使用和规划缺乏妥善的管理,空间的服务性功能较差,原来在地下室生活的人们只能勉强地蜗居在潮湿阴暗的地下环境里。

花家地北里地下室   改造后
新的地下室通过对每个房间内部环境进行系统而集约化地管理,有效地在原本混乱地底下空间格局中,创造了一种基于公共性秩序的新环境。新的地下室不仅改装了老地下室的电路,消防,排水设备,还重新添加了暖气和新风系统,这让原来的地下空间更适应人们日常活动的需要,在推动一个城市系统的更新建设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温暖的社区环境。


这方面我发现政府、决策者(领导)和一般做社区服务的人在想法上有明显差异,越是上层的领导,比如区里面、市里面的领导,越是看重你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建设性的意义”。你如果光做社区服务,他会觉得你这个东西就是个情怀、公益,没前途,而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这里面能够形成一个成熟的运营模式,你需要说服他,哪怕为了这个项目你要求他们前期需要一次性投入200万,完成所有的硬件建设,但是之后你必须能够保证你在这个小区里面能够给整座城市“长期造血”。

地下室里的房间每一个约15至45平米不等,具备足够的隔音和私密性,适合举办各种中小型的社群活动。但是由于地下环境往往长期积蓄湿气,身体与墙体容易接触不适,并且缺乏足够的通风、电路照明以及活动所需的相应的设施设备,需要针对空间服务性问题而进行系统地改造。

由于地下室属于民防局管辖的人防设施,对地下空间的改造不可改变原有的物理空间结构。所以在这种有限的空间改造条件下,灯光、色彩等软性介质和视觉元素的运用成为了在改造成本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有效改变室内环境氛围的办法。

通过改变人们对原有环境的感知体验,将地下室改造成一种为居民实践自主生活方式的创造平台。在新空间中设置的服务功能,完全由居民们自主决定。在新空间中促成的环境共识,将进一步推助一种公共互信的交往模式的建立。


我清楚地记得,周子书老师在2016年之后开始不断讲一个词叫“社会过程”,我觉得这里面他想强调的是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社会,或者一座城市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不同方面的诉求,他们所能接受的话语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回应,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介入和嵌套它。地瓜社区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初我们和居民谈,和跟政府谈的话语是完全不一样的。居民其实更看重实惠,也就是眼前他能得到什么利益,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政府更看重发展。

在今天的共享循环模式下,空间更趋向于与每一个差异的个体连接的服务终端,地下环境的改造将提供系统多样化地照明,通风,WIFI,家电插座等基础服务设备。


在政府的官方话语系统里,有一句名言,叫“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发展的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的。” 我听到这句话后我立马惊愕了,因为这里有一些现象和一些逻辑很值得人回味。比如你亲眼见到一个社区在建设乒乓球场这个芝麻大小的事上拖了十几年,也就是最多不超过10万块钱的项目,却总是能遇到各种困难,但你如果把一件事往大了说,或者把很多件事从一个更大的,一种更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规划打包在一起说,你就会发现钱,还有政策的执行都不是问题,让民防局同意居民使用防空洞这不是问题,城管、规划局那边盖个章都不是问题,200万、400万也不是问题。最神奇的是,让政府通过这种超成本的基建投资,居民们也能够切实享受到比以往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多方得利的好事情。

这些可满足多方条件需求,功能多样并充分保持着潜能和开放的服务空间,为居民们创造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可以说地瓜社区从它在北京的运作模式上来看,是一个由政府投资引导,并对一定城市内的基础设施空间进行非市场化开发的改造项目,将社区内的一些新空间拿出来为居民所用。因为没有房租的负担,所以基本上半年内做到让居民实现基本的自我管理和运营是容易的。但问题是,要进一步让这些空间物有所值,产生它应该具有的规模化的商业和社会效益,目前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地下室以其特有的空间仪式,通道和界槛,描述了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地下室的新空间,新体验,逐渐地为居民们打开了新的生活。

而就花家地和地瓜社区的关系而言,地瓜社区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丰富了花家地的含义。在地瓜社区之前,花家地更像是一块飞地,它的野蛮生长基本上让它站在了一种理性、规范有序的城市化过程的对立面(指的是城市的商业开发以及自上而下的管理同民间的、社区自生长现象的矛盾对立),而地瓜社区的出现反过来将这一切合理化地推向了一个城市化过程的最前沿(它打通了政府、居民和城市更新、城市疏导和整顿之间的多重关系,拉动政府为社区进行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让居民得以充分融入,并对政府正在进行的新城市化进程构成理解)。


我觉得你的这本书就如同一个时代的缩影,或许也可以说是对某一现象的文本归集,在这个项目中,你收获了什么?以及你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向人们传达什么?


在这个项目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收获应该是人的收获吧,就是通过这本书我认识了许多朋友。至于我想要向人传递的,我觉得首先是我在这篇访谈最开始想讲的,一种独立于学科和学院范畴下的问题意识。我其实比较想在一些日常感性的东西和理论艰深的东西之间做到一种交融与平衡,除此之外,我希望这种问题意识能够凸显或者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特色。因为我发现,中国真的太不一样了,在我们学习各种西方前沿理论思想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如果现实中,我们又能够结合一些特定的社会资源,一些发展机遇,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把其中能够将彼此嵌套、痛点打通、形成串联的部分讲出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启发

2017年,花家地经历了对于其自身历史而言变化最大的一年,在北京强调新首都建设任务目标以及城市人口疏散,业态迁移等大的政策背景下,这些具有城市的“超有机”和“微观抵抗”特征的蔓生长景观被大幅度地清除。曾经被喻为花家地标志的乒乓球场和这些旧门板围合成的公共空间也有了它最终的结局。拥挤的花家地似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一城市疏解政策之后强势上台的全要素小区模式建设。

你是否有新的计划?比如针对其他的某一现象,像《花家地》一样展开详细的调查研究?

跟花家地有关的是我2021年主要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关于民用的能源产业更新和对小区社会空间营造的相互 推动。因为新能源的项目(主要是太阳能)目前是作为一项立足于城市长远发展的未来战略计划,它同时也关乎到许多家庭和社区的民生改善,以及生态环保,可持续的能源产业链建设等重大问题。目前主要的一些项目投资会集中在一部分老旧小区,而这里面我主要关注“新能源”在“新空间”基础上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开发与利用,项目的细节就涉及到商业机密了~~。但总的来说这里面我觉得和地瓜社区改造防空洞,利用政府的基建投资再通过社区工作自行造血这个思路非常相似。这个里面实际涉及到的许多跨部门的合作,以及一些奇妙的思想共识的形成其实也非常有趣。是一个我认为在《花家地》印刷出版之后,在他人之间激化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作者

罗森:201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建筑学院第十工作室,2020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现作为建筑实践者居于深圳,并以图像记录和创意写作的方式,长期针对都市空间进行现象学层面的语义考察。其中《花家地2014-2017》是从小区空间生产的角度切入中国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除此之外,还有关注其他都市类型的空间与精神现象学层面的联系,意图在当下 “居住困境” 的现代人心里,去构建一个能为今天人们的意识、情感,寻求慰藉与喘息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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