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假杂志

因父亲购置的一台相机，初中时的赵钢就一头扎进摄影。之后在得到摄影家王福春的指导后，他就已决定在进入大学校园后拍摄一部记录自己大学生活的作品。摄影从此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并改变了他的生活。

赵钢以其敏锐的观察，生动而细致的记录下他的整个大学生活——军训、学习、娱乐、交友、恋爱、摄影、毕业......在那个将动未动的九十年代，我们得以从一帧帧影像中，窥见学生们纯真、暧昧、脆弱的精神面貌。

摄影作为记录最原真的状态，在《我的大学》里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九十年代特殊的大学生活一去不返，但摄影可以穿越时空，留存影像。

我出生在哈尔滨，这座城市是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我的父母是铁路职工，所以我大学以前的读书经历就是在铁路系统内一路走过来的：铁路幼儿园、铁路职工子弟第五小学校、铁路职工子弟第二中学、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1979年我进入小学学习。小学阶段的快乐记忆都和玩耍有关：夏天抓蜻蜓、青蛙，冬天打雪仗、打爬犁。伴随着这些痛苦的记忆似乎更多：被批评、被指责、挨揍、委屈。我经常处在一种自我怀疑中。这些经历造成的负面情绪几乎到了中年才逐渐被我认识并寻求解决。我赶上了小学六年制，上初中的时候，已经是14周岁。父亲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出国劳务，挣了些钱，给家里添置了几大件：彩电、冰箱、录音机，还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台相机。这台相机是日本产的理光XR7型，八十年代中期的价格接近两千元人民币，是非常稀有的消费品。我们一直将它作为家里的珍贵之物存起来，只有出去游玩的时候才拿出来拍一个胶卷。

1988年，凭着自己的小聪明，我考上了铁路系统唯一的重点高中——铁路一中。高中时我对摄影的爱好更浓厚了。电教室的张老师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组织喜欢摄影的同学组成了摄影兴趣小组，教我们在暗房里洗黑白照片，那是一段神奇的经历。

1991年，我的父亲拿着我拍的一张夜景照片给王福春看。王福春当时是哈尔滨铁路科研所摄影师，他的作品开始在国内频频获奖。王福春看到我的照片说：“这孩子拍的不错，带来我见见吧。”就这样，在父亲的引荐下，我开始跟一位真正的摄影师学习摄影。在我考虑以摄影为专业报考大学时，我发现和摄影相关的专业大部分是文科，更要命的是，仅有的少数理科生可以报考的摄影专业都要求英语，我这个俄语生一下子没了机会。高中下学期，我开始真正感受到了压力。在高中文理分科之前，我没有考虑将来的专业，因为物理、化学成绩比较好，就选择了理科。高中生活的前两年，我的心思都放在了爱好上，可以说我是在高中最后半年才开始全力为高考而学习的。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成绩只够大专的录取线。我决定复读一年，为自己的贪玩付出一些代价。第二次高考可以说没有什么悬念就考上了，那所学校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于我不能选择摄影专业，只好选择了一个跟光学有关的专业——检测技术及仪器专业。这一刻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了。

1992年暑假，也就是高考后的暑假，我经常去王福春老师那和他聊摄影，看他拍的照片。王福春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建议，他说：“你上了大学，就拍摄自己的大学生活吧。想从事摄影，就要从拍自己身边的题材开始。”可以这么说，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前，我已经决定要拍摄一部记录自己大学生活的摄影作品，并开始为之做准备。

长春市卫星路7号，是我的大学校址。

在到校园之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大学几乎一无所知。当接站的大客车进入学校的大门时，首先听到的是敲锣打鼓的声音和高音喇叭的喧闹声。车窗外人头攒动，好不热闹，一个个木牌一下子汇集到车门前：上面写着每个系的名字。接下来便是办手续、找宿舍、入学典礼、军训等等。四年的大学生活由此开启。

1993年，93级的男同学练习持*队列。从1993年开始，军训取消了打靶；1994年取消了持*。

1994年，女生们的姿态和笑容被照片定格，可以让我随时进入那个时空之中。照片是时空切片，它的确把时空切开一个小口，让人的思绪得以进入。照片不是凝固的瞬间，而是放大了瞬间，让那个瞬间获得了无限多的外延。

1994年，拍照片就是在寻找那些“特别”的东西。我手持相机在军训的学生周围转悠，仿佛一个不怀好意的偷窥者。在从事摄影的二十多年中，我一方面期望拍到更多“好照片”，一方面对摄影这种行为的冒犯不能泰然处之。这种矛盾的心里几乎一直伴随着我，我在拍照片的时候经常会对被摄者微笑致意，那不仅是善意，更是致歉。

娱乐

我每天在校园里穿行：宿舍、食堂、教学楼、计算中心、图书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大学时代就是那样的日子，但我仍然觉得大学里的娱乐生活是充实的。大学中很多娱乐都是集体参与的，最常见的就是舞会。大学生活动室每个周末都会有舞会，几十对男男女女在彩灯下旋转滑动，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场景。

1992年，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场舞会。同学们大多有些羞涩，也有的人很快掌握了技巧，并且通过跳舞开始和女生交往。

学校俱乐部每周三、周六都会放映电影，我是常客。电影片源以国产片和港台片为主，进口电影往往是比较老的片子。九十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引进商业大片，我看的第一部“大片”是校团委组织放映的《亡命天涯》。这部电影的声效令我感到震撼，我从没有听到过如此逼真的电影声音。两个手提箱大小的BOSE音箱居然撑起了致密而强悍的声场，声音的细节弥补了小屏幕的不足，让我对电影的技术有了新的认识。

1994年，隔壁寝室的同学在跳“迪斯科”。

1994年，91级的学生在打牌。

那时候宿舍里很少有电视机。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二手市场卖100元左右，彩色的要300元以上，只有很少的寝室会凑钱买一台。电视剧、综艺晚会和球赛是主要的看点。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由于时差的关系，直播在夜里进行。同学们把电视机搬到宿舍走廊里，从照明灯接出电源给电视机，十几个人全神贯注地围在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前。

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直播，球迷们在后半夜看球，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电源从走廊的灯头上接出来。我对足球兴趣不大，但是为了拍照片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熬夜。

学习

对于大学的学习，我并不感到困难，只是对高等数学有些担心，因为我高中时数学成绩不好，在理科生中可以说是比较差的。巧合的是，大学的班主任陈于坚老师就是教数学的。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师，他讲起课来喜欢用比喻句，生动而又形象，十分幽默，再加上他的大嗓门，我在高数课上不可能溜号。他把一题多解比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多重积分比作“层层扒皮，个个美丽”。他教过的学生都会记得这些经典的语录。

1993年，我的班主任陈于坚老师，他讲课技巧十分了得，让我这个对数学有心理障碍的人热爱上了高数的学习。

1994年，计算中心里第一次接触电脑的94级新生。电脑应该是那时对学生最有吸引力的物件。九十年代初，电脑属于非常奢侈的东西，个人几乎没有能力拥有我们大学的计算中心拥有长春最先进的电脑主机，学生学习计算机主要通过这台主机的几十个终端。同学们对计算机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但是课程外的上机操作需要花钱预购“机时”。

高等数学的学习，与高中数学很不一样。我在学习的过程中，领悟到数学其实是以哲学为起点，以严密的逻辑为基础所构建的一种工具。我对数学的学习不再心存抗拒，而且产生了兴趣。

1993年，老教学楼，工程力学课堂。记不得老师的姓名了，只记得这位老师说话声音不大，语音几乎没有什么腔调，从上课开始到结束不停的讲，我不知道讲了什么。这门课，我几乎是自学的。课堂上的倦意应该是每个学生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吧。

进入大三，我的心思完全在摄影上了，有时候为了拍照会逃课，即使在课堂上，也会偷看艺术类的书。我对所学的专业课程已经彻底没了兴趣。我觉得自己被放错了地方，真正感兴趣的学科却不是自己的专业。我喜欢去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画室，喜欢认识吉林艺术学院的朋友。我的大学学习，仿佛只是一件必须完成的差事。

交友

我在大学里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几乎都是摄影协会的玩伴。

关珏来自甘肃白银，是91级经贸系的学生。关珏为人热情，说话很快，弹得一手好吉他。他非常喜欢摄影，因此我们的话题总是不少。

范小平，来自山东淄博，比我晚一年入学。在我任摄影协会会长期间，他是我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冒着严寒在校园里贴影展广告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范小平话不多，做事认真，他毕业后回淄博做了公务员。

施建强也有一台理光相机，只是不经常拿出来用。他来自浙江建德，92级电子系。他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电子系的学生搞不懂三极管。” 这是他对自己专业的自嘲。施建强爱好广泛，除了摄影，音乐、羽毛球也是他的长项。毕业后不久，他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我出差去悉尼的时候他带我到悉尼歌剧院旁边喝酒，老同学见面，话题依然是学校里的往事。

南昌洙，一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他当时已经30多岁了，带着老婆孩子来中国留学。我是在学校的侧门注意到他的，因为他背着一台尼康相机！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尼康相机非常昂贵，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我上前搭讪，问他是哪个系的，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做了自我介绍。我请他到我的寝室喝酒，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南昌洙喜欢旅行，每个假期结束都会和我们分享他拍的照片。南昌洙订阅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我每个月都会盼着他告诉我杂志已经寄到的消息。我就是从他家的书架上开始仔细研读《国家地理》的照片，并且决定成为一个用照片讲故事的摄影师。

来自浙江绍兴的金济洲，95级电子系，他入学的时候我已经大四。他找到我的寝室，自我介绍说想学摄影，要买一台相机。我推荐他买了一台尼康的***，那是我们大学里第一台学生拥有的尼康相机。在我大学毕业后，金济洲也会在寒暑假和我一起旅行、摄影。他毕业后成了专业摄影师，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联系密切的朋友。

还有来自南京的张涛、山西的任志刚、吉林的金艳丽......这些因为喜欢摄影的同学在一起拍照、洗照片、做展览，这样的经历成为记忆中非常宝贵的部分。我们毕业后很少联系，但是曾经的友谊仿佛是封存的珍宝，不论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是闪亮发光的。

1995年，王立东和白桦在宿舍看武侠小说。

摄影

我在大学期间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摄影上。刚进入大学那会，我就已经有了很“高级”的摄影器材：一台理光xr7型相机，三支镜头。在进入大学安顿好之后，我拿出相机开始拍摄。记得我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吴少华同学在擦门上的窗户，当时用了闪光灯。对同学们来说，我是个“特别”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拍照对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它几乎是某种职业的代表，比如记者。后来我也加入了大学里的摄影协会。

我的创作过程，是边拍摄边学习。当时使用的是国产乐凯黑白胶卷，拍摄完自己手工冲洗。我在家里把显影、定影药粉用天平称好，包在塑料袋里带到学校。一个暗袋加一个显影罐就能完成冲洗。

1995年，男生用望远镜向女生宿舍观望。

在我拍摄《我的大学》这部作品期间，王福春老师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经常回哈尔滨向他请教。“你的照片越来越好了，只是阅历还太少。”这是我的摄影老师王福春在我大学二年级对我说的话。当时我还不理解他所说的“阅历”真正所指，这话在我步入中年才渐渐理解。王福春老师对照片的点评和对技术问题的指导使我在摄影上进步很快。那时候他也在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这部作品，从他的拍摄中我也受到很多启发。

1993年，校园里练气功的学生。

1995年，长春市大学生歌咏比赛现场。

1995年，运动会上，美丽的女生持牌站在队伍前面。

1993年，90级同学里宿舍里，两名同学在炒菜。那时，几乎每间房间里都有酒精炉。最强大的是煤油炉，火力旺，炒菜好吃。在宿舍里自己炒菜成为光机学院的风潮，每个班都有烧菜的高手。

1994年，上课时，我抓拍到同班女生周惠娟的小动作，她前面的陶璟，在发觉了别人的调皮之举后做出了优美的回应。

1996年，毕业前，同班同学郊游，王劲松和李海兰公开了恋爱关系。他们悄悄交往了一年后大家才知道。

打工

打工在九十年代是个时髦的词。我在大学里有两次打工的经历。一次是做家教，一次是卖面条。做家教是大学生最常见的打工方式，以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最为抢手。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举着纸牌在闹市等待家教的机会，而是拍下他们的样子。

1994年的一天傍晚，突然有一位中年男子来宿舍找到我，说要请我做家教，帮他初二的儿子补习物理。这位父亲是学校的教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到了我，他只是对我说：“听说你物理学的不错......”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被邀请做了一个月的家教，十节课，每节30元，那是我第一笔“打工”收入。让我感到骄傲的是，在一个月的家教学习后，原本对物理没什么兴趣的小男孩对物理学习不再抗拒了。

毕业

我每年都会拍摄关于毕业和送别的照片，不过直到自己快毕业了，才真的体会到毕业的滋味。大四下学期，从同学们开始找工作、毕业设计开始，我真的觉得大学生活就快结束了。

1994年，毕业前需要给自己照一张漂亮的**照，用在求职简历上。

1994年，毕业班的同学在老教学楼前拍毕业照。

我毕业那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是双向选择了。除了企业委托的定向生外，其他毕业生就业需要自己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也会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毕业生。从1994年开始，毕业生招聘会越来越火爆，除了那些已经靠关系找到工作的学生，几乎都要去招聘会打探出路。

虽然已经实现了双向选择，在我毕业的时候，大学生就业依然有系统分配的规定：毕业生就业，原则上应该在自己院校所属系统中选择。比如说我的大学长春光机学院，隶属于兵器工业部，那么就业的单位也要属于这个系统。如果被系统外的单位接收了，需要交一笔“培养费”。在大学学费改革之前，我们的学费都是象征性的，大学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系统内的企业供给，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规定。我毕业时在黑龙江省文联的新闻图片社找到了工作，因此向学校缴纳了4000元的“培养费”。

每一届学生毕业，长春火车站都会上演隆重的送别活动，这是自发的，曾经是一个传统。从1994年到1997年，我都去火车站拍摄同学们的送别活动。1996年7月6日，我在长春火车站送走了自己的同学，我一边流泪一边拍照，几乎看不清取景器。

1996年，火车站月台上，即将告别的同学一起唱歌。

1996年，我握住同学的手与他们道别，泪水已经让我看不清相机取景器。

我现在不会再以纪实摄影或者报道摄影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照片。我从照片中看到以前不曾注意的诸多细节，正是那些细节揭示了摄影真正的力量。我在拍摄时倾注的情感、触动快门的直觉，都在今天的注视中浮现出来。

我从照片中看到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单纯、脆弱、敏感。我在上大学之前受到的教育非常狭窄，课本之外的知识所知甚少，上大学之后开始学习ー些自己感兴趣的文史哲知识，那是我真正开始获得自由的时候。大学毕业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从摄影中找到自我。我确信可以以此为业，知道自己能在此事上有所作为。

出于对摄影的热爱，我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职业摄影，从黑龙江新闻图片社、《今天消费报》社、《新京报》社、《华夏地理》杂志社、《新周刊》杂志社这些媒体平台一路走过了十七年。我在媒体的十多年工作经历，见证了中国纸媒的兴衰。我的职业峰是在《华夏地理》杂志社做专职摄影师的四年，拍了几十篇大型图片专题。那是我的摄影才华充分施展的时期，可惜的是媒体平台并不能真的满足我在专业上的要求，我选择了离开。

2012年，我辞去杂志社的工作，开始做摄影教学，自由地创作。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我仍然会从拍摄《我的大学》的经历中得到自信：专注于热爱的事业オ能获得自由和快乐。

赵钢：1992—1996年拍摄完成第一部纪实摄影作品《我的大学》。1996年开始职业摄影，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多家杂志拍摄图片故事。2003—2005年任《新京报》摄影记者，拍摄《北京地理》系列报道。2005—2009年任《华夏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专职摄影师，2012年任《华夏地理》杂志特约摄影师，先后拍摄完成《故宫大修》《布达拉宫》《谁毁了我们的长城》《明朝》《景德镇》《中国蒸汽机车》《国宝山西》等30多个大型专题图片报道。2012年开始成为自由摄影师，从事摄影教学和艺术摄影创作。2018年出版专著《我的大学》。2019年出版专著《为什么是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