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倾听者:约翰·伯杰与阿达兰蒂·洛伊的“作家观”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92   最后更新:2021/02/01 21:18:51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21-02-01 21:18:51

来源:ArtReview Asia

文/Mark Rappolt


屡获殊荣的艺术批评家和小说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曾说:“如果我是讲故事的人,那是因为我在听。对我来说,讲故事的人就像是一位越过边境的走私者或河道边的摆渡人(passeur)。”伯杰的论说总是声东击西——他提起一件事,是为了谈论与之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伯杰著名的电视节目《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他以绘画开场,继而开始谈论摄影——然后又回过头来说绘画其实与我们所想大相径庭(不过在节目开头他就建议观众不一定要相信他)。他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如今的生活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关乎今天的艺术杂志如何撰写关于艺术评论。

“艺术杂志是对艺术作品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工具”——这种姿态便于批评写作者们撰写政治、社会学或经济学方面的文章而免于被认为是在冒充这些领域的专家。因此,当我们用间接、不明确的风格,或者种种明喻暗喻的方式进行写作时,我们希望读者们对此可以稍微睁只眼闭只眼——何况有时候这也是艺术作品所催化的结果。我们扮演走私者和摆渡人——在一个文化领域中人人都希望以某种“激进分子”身份来装点自己,而实际上却从“行动”中脱身的时代,则尤其如此。

约翰·伯杰,《观看之道》,电视节目截帧,1972年


2016年,当伯杰同意重新发表1950年代写给《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的关于“艺术与财产之间的灾难性关系”的文章时,他指出,这种状况自他首次提出以来并没有太大改变。这究竟是一种团结行为的信号,还是对共谋下的现状的隐晦批评,人们常常对此产生意见分歧。


但是2017年逝世的伯杰没想到,他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是因为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最新出版的公共演讲和报纸文章合集《阿扎迪》(Azadi,2020)。该书的标题源自乌尔都语中的“自由”一词,它被反对印度对克什米尔统治和随之不断升级的暴行的人们所诵扬。但是这个词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这些文章本身恰恰在探讨自由的匮乏。书中所述均得自印度对克什米尔人口无法原谅的镇压(本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17年的《纽约时报》,洛伊在其中列举了7万死亡、数千“消失”和成千上万遭受折磨的人),而许多印度人都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一部关于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以及某些自愿放弃自由的人的作品。(基于其作为德国人的记忆,作家 W.G. 赛巴尔德于2018年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发表的演讲也被收录进本书中,它描述了人们“忘记自己所不愿知道的事物,以及忽略眼前事实的能力。”)更笼统地说,在洛伊笔下,这本书更关乎这样的困境:一个不久前(1947年)才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国家,最终却落入“封建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种姓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欺瞒式结合体当中”。有鉴于此,本书收录的文章均反对均质化、固定性,而呼吁多样性和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杰对“摆渡人”身份的招魂本身就是对类似的自由的一种吁求:摆脱传统、摆脱“古老智慧”和狭窄的视野,也别再去管单一假设和单一语言的暴政。

阿兰达蒂·洛伊 著,《阿扎迪:自由、法西斯主义与小说》,2020年,256页

企鹅出版社出版


约翰·伯杰出现在《阿扎迪》所收录9篇文章中的第四篇,文章标题为“文学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最初为洛伊在2019年5月于纽约发表的公共演讲)。虽然此篇文章涵盖了一系列主题,但其核心议题是艺术(在文学形式)中的限制。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对艺术的感知与定义的局限性。


洛伊对以下事实引起的反应展开思考:在她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小说【1997年出版、获得了布克奖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和2017年出版的《极乐之邦》(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的空档,洛伊花了二十年时间写作非虚构作品,为各种社会问题奔走。一方面,人们对如何定位洛伊一无所知——因为她显然一度放弃了曾让自己初出茅庐便获得巨大成功的领域(小说写作);人们不禁怀疑她是否只是利用这一成功来开启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根据洛伊的解释,那些想要将她的两种写作实践当作是浑然一体的人们最终决定使用“作家—激进主义者”(writer-activist)这个词来形容她,而这个词却仅仅昭示着裂痕与限制。另一方面,她的写作也被各种有关“形式优越性”的习得意见所影响:小说是永恒的,非虚构是短暂的;非虚构是真实的,小说是完全虚构的;小说是去政治化的,非小说则处处指涉政治。但是对于洛伊来说,这没多大关系。她说,“事实与虚构并不矛盾”,这是对优越论者的反驳:“一种不一定比另一种更真实、真切,或反映更多事实。”重要的是有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阿兰达蒂·洛伊
图源:Flickr


在这一点上,洛伊回忆了“我从约翰·伯杰那里收到的第一条消息”——一张手写的便条,上面写着:“您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正像两条腿一样,带您环游世界。”我们毫无疑问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客们是小说的主要兜售者,而事实则是普通百姓用尽全力去维持日常生活,还会时不时遭到政府的镇压、起诉和监禁(洛伊本人过去曾被控告煽动罪)。洛伊表示,这种斗争也存在于弄清楚“在这段时间里如何做一名作家”的过程中。


对于洛伊来说,伟大的文学就是被需要的文学(艺术亦然),它是通过“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这也呼应了伯杰“讲故事的人正是倾听者”的说法——谁偷听了不能或不想被听到的人的故事,谁创造伟大的艺术来讲述平凡的生活。《阿扎迪》教给我们的也是如此:小说有其用途,即传达不能被直接诉说的消息(对于洛伊而言,“特别是关于克什米尔的那些事——在那里只有小说是真实的,因为真相永远无法说出”);但是,当我们可以直言不讳时,我们也应该有勇气做到这一点。


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的演讲评论集《阿扎迪》(Azadi)由企鹅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编译/任越

译文有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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