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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桑塔·克罗所（Chantal Crousel）在巴黎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常常闲逛于各家画廊，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爱上了一幅曼·雷（Man Ray）的素描作品，在画廊主的游说下买下了第一件自己的收藏品。而后，她决心想要投身艺术行业，并最终于1980年在画廊集中的巴黎玛黑区建立了同名画廊——桑塔画廊（Galerie Chantal Crousel）。
桑塔画廊位于夏洛特街10号的大门
图片：Florian Kleinefenn
桑塔选择艺术家的逻辑看似简单但确有深意，一直致力于支持那些能够用新的视觉语言探究所处社会，受到原生文化影响，同时也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家。许多后来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的重要艺术家都曾在桑塔画廊举办过法国个人首展，其中就包括1980年的托尼·克拉格（Tony Cragg）和1982年的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
桑塔·克罗所在辛迪·舍曼于桑塔画廊首次举办的个展中，巴黎，1982
在画廊建立初期开始，桑塔就对区域性新兴艺术运动非常敏感，例如英国的“新雕塑”（New Sculpture）、德国的“新野兽”（Neue Wilde）、意大利的“跨先锋”（Trans**anguardia）运动等等。桑塔坦诚道：“当时面临的挑战，是让观众相信这些艺术家具有开创性，并为艺术史做出了可喜的贡献。”历史证明，她的选择相当具有前瞻性。
桑塔·克罗所与托尼·克拉格创作的一些雕塑，1988
2000年，桑塔的儿子尼可拉斯·斯文农（Niklas Svennung）加入画廊担任联合画廊主及总监的职务。作为“画廊二代”，相比老牌画廊主们普遍的沉着作风，尼可拉斯对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有着天然的兴趣与洞悉力，和当年的桑塔一样，将艺术家创造刻画社会之新语言的能力视为艺术创作的基石。
如今，桑塔画廊积极参与国际各大艺博会和机构展览，包括中国的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以及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实际上，近十年来，包括尼可拉斯本人在内的画廊高层常常往返于中国和欧洲，积极建立与亚洲藏家的深度对话，了解不同地区对艺术品交易的独特视角及趋势。在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名单中，也不乏王兵、傅丹（Danh Vo）、梁慧圭（Haegue Yang）等亚洲艺术家。
王兵，《无名者》，2009
从80年代至今，艺术界发生了近乎天翻地覆的改变——数字媒体的运用、多媒介装置的盛行、收藏方式多元化、艺术收藏从曾经的高门槛社群变成全民狂欢式的联动网络……桑塔画廊却保持着行走在行业前沿的步履，正如尼可拉斯所说：“在不失去理智的同时还要进步和发展的唯一方法，也是我们不该改变或忘记的，就是对自己、我的背景的真实认知，以及同时向其他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从这些差异学习。”
桑塔·克罗所女士接受法国文化部长Frédéric Mitterrand授予的荣誉勋章，2012
如今，桑塔画廊成立已40周年，画廊方面出版了一本名为《Swear That You'll Play》的书籍，这本长达700多页的出版物回顾了画廊的历史，而我们也寻得机会与创始人桑塔·克罗所及其子尼可拉斯·斯文农聊了聊过去的法国艺术界，数十年来艺术收藏行业的变迁，以及画廊在亚洲市场的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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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画廊创始人桑塔·克罗所
联合画廊主尼可拉斯·斯文农
Q：想问一下桑塔女士，当您在40年前决定创业时，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时刻您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的艺术市场是什么样的？
桑塔：1980年我开设了画廊，那时的西方艺术界正在发生轰轰烈烈的变革：在英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与上一代完全割裂的新一代登上了舞台。在一些开明的博物馆展览（例如1980年在比利时根特举办的“68年以后的欧洲艺术”）威尼斯双年展以及80年代初的文献展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的艺术市场非常集中围绕在当代艺术博物馆，而那些意识到艺术变革的私人藏家们在公共艺术活动的聚会中认识彼此、相互交流和促进对话。
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1992年在画廊个展展览现场
Q：这个问题是给尼可拉斯的——当20年前的你开始涉足画廊时，是作为怎样的角色/职位加入？作为画廊创始人的第二代，这些年来您感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尼可拉斯：我在2000年加入画廊，那之前我刚刚在纽约度过了四年的时光。我渴望在艺术圈内学习知识，协助艺术家并且帮助他们的创作。我加入了画廊，当时的团队只有5个人。从展览制作、艺博会组织到销售，我有机会学习到画廊运作的方方面面。我不得不保持耐心，建立足够强大的知识系统，以赢得艺术家的信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另一个挑战是掌握并应对快速扩张增长的全球市场及网络。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有效地预测并跟上发展的趋势，在不失去我们身份特色的情况下扩展到其他大陆。
Q：桑塔画廊有什么特点是40年来从未改变过的？
桑塔：画廊致力于代理擅长用新语言表达并塑造我们所处社会的艺术家，自成立以来这一精神和宗旨是未曾改变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每位艺术家彼此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建造不分国界的共同语言。
尼可拉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到如今2020年代初期的模式，市场、艺术界和画廊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相信，在不失去理智的同时还要进步和发展的唯一方法，也是我们不该改变或忘记的，就是对自己、我的背景的真实认知，以及同时向其他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从这些差异学习。
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Gabriel Orozco）个展展览现场，2012
Q：进入画廊行业这么长时间，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早期，希望当时早点学到的一件事是什么？
桑塔：与人相处之道：）
尼可拉斯：几门外语，中文以及把西班牙语学好一点儿……虽然现在还不算太晚……
Q：桑塔画廊在1980年代为许多重要艺术家举办了首次在法个展，其中包括托尼·克拉格和辛迪·舍曼。当时展示这些艺术家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桑塔：对于一个年轻的新兴画廊来说，要呈现一个年轻（或没那么年轻）的新兴艺术家，是完全自然的一件事，并且建立在共享利益、热情和信任的基础之上。面临的挑战是让观众相信这些艺术家具有开创性，并为艺术史做出了可喜的贡献。
吉尔伯特和乔治双人组的展览邀请函，1983
Q：在贵画廊明星众多的艺术家名单中，我们看到国籍、种族和媒介多方面令人着迷的多样性。选择艺术家来支持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有在他们身上寻找什么特定的特质吗？
桑塔：我们选择的所有艺术家都必须以一种独特而通识的语言来讲述他们的社会。最初来自世界的某个角落，他们的作品要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地方都能得到理解和欣赏。
尼可拉斯：当我寻找或遇到新的人才时，我总是问自己，尽管他们有共同点和不同点，他们将如何相互补充？我们在寻找某种一致性，这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没有什么特定的指导框架。话虽如此，我们希望每个艺术家都能从围坐在同一张桌子，为相同的东西大笑中学到东西。到今天为止，这一概念都被证明是有用的！
梁慧圭，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个展“雨奇晴好”展览现场，2015
Q：贵画廊所代理的许多艺术家出生于1970年之后，他们有时会被视为艺术界的年轻一代。你们是否怀有意图和策略来帮助年轻艺术家扩大市场？
桑塔：尼可拉斯是1970年后出生的，因此他对他这一代人很感兴趣并且很敏感。但是画廊代理的所有艺术家，无论老少，都对我们建立的对话非常感兴趣。他们在彼此身上获得营养，彼此充实，并强调了一种连续性。
尼可拉斯：画廊一直在以自然的动态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可以说，我母亲在90年代初发掘的艺术家的艺术生涯仍绝对有助于我们努力培养的多样性和开放思想。我们很快将公开宣布与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尔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的合作，她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巴黎艺术家，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艺术生涯中有所建树。年龄不重要，质量才是关键。
Q：贵画廊有什么开拓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计划吗？
莫娜·哈透姆，《地图（透明）》，2015，透明玻璃弹珠，1000 × 1800 cm，中国顺德和美术馆展览现场，2020
Q：你们认为过去40年来，世界对艺术品收藏的看法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桑塔：网络的发展，内容和图像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以及世界各地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增长。
尼可拉斯：还有拍卖行的发展，以及拍卖行引领客户的方式。艺术界可购买的东西已经变得如此多样而无穷，但危险在于质量受到数量的影响。我想，真正的知识才是关键点，以及与之同行的热情和回报：无论它们是否附加了金钱价值或精神价值。
大卫·杜阿尔（D**id Douard），“O’DA’OLDBORIN’GOLD”展览现场，2019
Q：进入2021年，您如何看待艺术品收藏家的兴趣转向？
桑塔：越来越明显的是，艺术品收藏家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向：追求意义、纯粹美感和个人修养的；以及追随潮流和投机目的的购买者。对于这两个类别，“美”的含义有所不同。
尼可拉斯：我想，去年一年的艺术制作和曝光两方面都降低了速度，虽然痛苦，但可能是艺术界需要的一次调整。在这样的时期，我们最好回顾一下曾经举办过机构展览并且其作品已经被证明具有机构价值的艺术家。我个人建议，去看看那些为人们的思想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带来意义的艺术品，它们往往价格更低，在未来必然会走高。
文丨Georgina Z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