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Dominoart

徐震

艺术家、策划人

没顶公司创始人

一个上海人  就变得不太像上海人

█ 我爷爷是宁波人，我爸爸跟着爷爷来到上海，我就出生在上海，生活在典型的石库门环境中，有点像七十二家房客，一个石库门有四五个邻居，楼上楼下、木地板、小阁楼。当时我没有自己的房间，一家三口挤在一个房子里，因为整个家也就那么点儿大。

我16岁之前都是住在家里，读初中之后才去住校。我读的是上海工艺美校，属于上海郊区那块，毕业之后也没回家住过，而且也不住在市内，基本上是沿着环线外面住。郊区的房子比较宽敞，适合做工作室，现在的制作部门基本上也在上海郊区。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基本上成年之后从来没在城里住过。

老式石库门住宅

我去考上海工艺美校其实比较偶然，因为家里人觉得如果将来要做画家，那肯定是去考美校或者艺校，他们可能觉得我成绩一般，画画也一般，那就去考一个工艺美校吧。

大学的时候，我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画，把寝室弄得一塌糊涂，老师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乱，但是因为整体还是一个设计学校，所以大家都比较怪怪的。其实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去美术学院去学一下，然后我跟家里人说，可能会去考中国美术学院或者中央美术学院。但去报考的时候，老师们都觉得你水平太差了，就连考试的资格都不应该给你。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给了我一个报纸，报纸上是圆明园艺术家村的一个整版的报道，他的意思是你们搞艺术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一看，就觉得跟自己想象的艺术家的生活很像，在96年毕业之后，就跟家里人说我要去北京考中央美院。

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资料，摄影师徐志伟收集

那时候19岁，我也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就拿了一点点钱去北京了，混了差不多一年多，在几个艺术家村之间不断的搬家，但那一年我感觉自己一个上海人就变得不太像上海人，完全像一个盲流一样。

我去了北京之后，我发觉在北京的文化、文艺类圈子里谋生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上海人。因为好像上海人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很舒服，井井有条，而且南方相对比较理性，没有那么多不安全性的东西，所以很少上海人会离开上海。我好几个同龄人的圈子里，一个上海人也没有。

最后一个地下文艺“盲流”

一开始在北京还是想考央美。最早是混了几个艺术家村，大家都是自发性的，有搞摇滚的，写小说的，有诗人，也有什么事情都不干的文艺盲流，我们属于最年轻的一班人，来自****、全国各地，过着有点集体主义的生活。比如说我没钱了，你请我吃饭，你没钱了他来买单，就在艺术村几个院子里，你去哪里总归能够吃上饭的，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可能早上去卖卖卡口CD，晚上回来自己画画，或者一帮人聚一聚。这些艺术村完全是自发形成的，可能一开始谁在哪里租了个小画室，然后他的同学、同学的朋友就这样慢慢聚起来。

有的画家在画室前挂起招牌，1995年，徐志伟摄

后来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做插班生，学了几个月素描色彩之后又想，如果我考进去了，可能这四年还是这个样子，天天在画这些东西。那时候自己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创作，所以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大意义，就还是不考了，那时在北京差不多一年时间。我觉得应该找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式去进行艺术创作，毅然决然就回上海了。

整个中国这样的一种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艺术家村），理论上在98、99年就结束了。当时经济大潮起来了，等于地下艺术盲流的生活开始收缩，我应该就是最后一代，甚至叫最后一个，因为我去了艺术村之后发现我是最后一个去的，去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跑了，比如说被驱散了，或者说不让住，不能租给艺术家，我很明确我是最后一个，不过我也没待多久，两三个月之后也被赶走了。

回到上海“艺术村”

回到上海之后，因为没有钱，所以就住在我外婆的房子里，待了大概三四个月，还是闲不住，那时候我有个同学在做一些乐队方面的事情，他曾经还是上海顶楼马戏团的主唱，我当时跟他说，北京有艺术村，上海应该也有艺术村，我们去找一找，然后通过一些朋友找到华东师范大学，华师大后门有几个艺术家年龄都比我大一点，现在也还在艺术界内。认识之后，我马上就搬到华师大后门，那时候还是农民房的状态，之后就开始逐步认识了更多的艺术家。

莫干山路M50，2001年后香格纳画廊、比翼艺术中心等机构、丁乙、徐震等艺术家陆续到来

我开始慢慢摸索做作品。不像现在可能每天都能收到展览邀请，每周可能都要去几个，那时候上海一年可能就两个展览，而且都是地下的，开幕式上都是认识的人，全是艺术界内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那个时候二十、二十一岁你不知道到底用哪种艺术方式去表现你的想法，也就是东弄弄西画画，拍点东西或者写方案，而且也没钱。

我现在到了40多岁的时候，回想起自己有这样一个经历觉得非常好。有人可能会问我在艺术界内什么时候最高兴和最快乐的，我说就那个年代。我不是说这个年代不好，只是说从一个人的感官上来说，或者人的一个快感上来说，你不用去强求自己去干嘛，现在从某种角度看可能也是一种逃避，说你不能去挣钱。其实我们也有在挣钱，比如谁接了个广告牌，诗人、写小说的、画家全部一起去画广告牌，或者哪里招群众演员，50块钱一天包盒饭，大家就全都去了。现在都是很规范的，越来越有序，专业性也提高了很多，我那个年代都是哪里能挣钱，赶快去挣点小钱回来，你可能一个月没有出去干活，那房租我来给。

我印象中过了两三年这样的生活，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做事情，不管你能不能做出来，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会去看，看了就会有创作的欲望、冲动，不管你能不能做出来，可以方案先写出来之类的。后来碰到几个还生活在上海的艺术家，年龄也相近，大家说没展览就一起做一些展览，其实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展览，就是你去找场地，我来召集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从这样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个状态。

90年代在上海做展览

1998年，我在上海做了第一个视频装置。我早期做的两个录像都比较幸运的参加了一些比较大的展览，包括威尼斯双年展等。当时没有渠道，而且说白了，你的作品的主要观众就是你的朋友，就像你写一个小说可能就给一个人看，这个人觉得你写得不错，你自己就很有信心，我们好几年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徐震 ，《喊》，1998 ，彩色有声单频录像 ，3 41"

97年底上海没有展览，我们几个人做了展览之后，大家都很看好，或者很热闹，我们自己也感觉不错，所以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筹备第二个展览，就是99年在商场里的一个展览。那个展览相对来说范围更大，我们到北京各地去找艺术家聊，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展览，我们也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找钱、找场地，找各种帮助和资源，但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

“超市艺术展”，上海广场，1999，图源：没顶公司

我们开始慢慢清楚，艺术是需要很实际的投入，不管表面多么的疯狂，或者说多么的荒诞，但还是要把它做出来。99年做完商场的展览之后，几个朋友商量说一起做个艺术中心，后来就做了10年的比翼艺术中心，这应该就是中国第一个非营利艺术中心，而且那时候国内也没有私人美术馆，连公立美术馆也只有少量的艺术展览、活动。

但是大量的年轻人、文艺青年没地方做活动，所以我们比翼中心成立之后就有大量的活动来找我们，但是我们也没钱，只是说跟我们合作的策展人乐大豆，一开始他负责跟领事馆找一些钱来支持我们的空间、房租、人工，其实人很少，就我、我的搭档和一个临时兼职的学生。那时候做展览也不像现在展期一个月到两个月，就是三天一个展览，三天结束，两天布展，然后又一个展览。因为没有观众嘛，以前开幕式来200个人，可能这200个人都是你认识的，都是业内的。没有媒体，没有互联网，我们不知道怎样让外面的人知道，而且主流的报刊他也不会给你登这些东西的。

比翼艺术中心历年展览现场

我们几乎做了所有的艺术形式，诗歌朗诵会、视觉艺术展览，舞蹈、地下音乐会、讲座，什么都做，我们最早都是在淮海西路做展览、活动，在那待到了2003、2004年，中间也搬了几个地方，都不是很顺利，最后搬到莫干山路。直到2005年前后整个的艺术市场开始起来了。

做艺术“就像在玩杂技一样”

没顶公司成立11年了，一开始属于比较先锋的行为，很多人会质疑，到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习惯了。对国内来说我们应该是很少见的，没有停下来过的艺术家，或者说一个艺术团体，或者一种艺术方法。所谓的没停下来过，就是说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动作，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隔一段时间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作品，这些指标基本上是没停过。

没顶公司外景

大家已经习惯了我们就是瞎折腾乱折腾的人，就算人到中年了，好像比小朋友的体力还要旺盛，精力还要旺盛，还在继续做一些也不知道对自己、对大家有没有好处的事情。对我来说，艺术不是说什么真善美，或者说提供一种令人羡慕、向往的东西，我觉得艺术家做艺术在于找出它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并不是马上能够让人开心，有快感，或者说恍然大悟。我觉得艺术是未知的，比如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这种不那么稳定，不那么确定的思路，像你一直在玩杂技一样，不能让它掉在地上的，所以你要想办法一直让它在空中。

没顶画廊全新空间位于上海博华广场

上海这座城市很适合我生存

我有一个没顶公园在崇明岛，我个人很喜欢崇明岛，可能它是我自己比较文艺的一面。其实我属于很不文艺的那种人，仅存了一点点文艺的东西，我觉得它里面整个丛林，整个岛带给我的感官感受就是很童话，有点像宫崎骏的作品，就算世界末日，风吹过来，大地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像很美好，你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没顶公园

它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因为它没有开发，所以基本停留在80年代的观感上，很干净，也没人。整个岛可能2/3是老年人，到处是风车，一望无际的田野，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崇明岛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又有那么多大作品，就开始想要不要再重新玩一玩。我们找了一个200多亩的空地，把我们的一些雕塑放进去。这个是一个开放的乐园，但是因为很远，很少人去。从我的角度来说，倒不希望很多人去。

来自徐震®的雕塑作品《欧洲千手古典雕塑》

劳伦斯·维纳，《浪奔浪流》，2019，语言+所涉及的材料

娃娃雪糕是另一项目，我们做了公园之后重新去做的，政府觉得好像当代艺术来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我们把这里整体打造成一个艺术家旅游配套的东西，所以忙了半年就是在做这个项目，我们做一个40多个艺术家的室内、室外的展览，也提供了一些建筑师协助他们做民宿。

“降临”展览现场，前哨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崇明，2019年

上海这座城市很适合我生存。焦躁、忙乱、焦虑，我觉得这些特征很适合创作。如果我能代表上海这座城市，应该就是上海很具有代表性的这种基因：折腾不止、兴奋过度。其实我比较讨厌那种佛系的生活，或许不是讨厌，只是我不相信这种生活能让人安静，就完全自己骗自己。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上海，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像我这样的生活状态，从很早到现在，我会被很多东西莫名其妙的打动一下，比如说有时候早上路过外滩、东方明珠、陆家嘴，再加上广播电台里不断宣传的上海城市形象，会很突然被打动一下。有时候晚上回到市里，在一些没有人的路上，也会莫名其妙被打动一下，可能算是乡愁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也许我生活在北京，我也会被北京的某些东西打动一下。

我是一个在生活中非常无聊的人，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我会去吃很好吃的东西，但让我去排队等，我就完全直接放弃了。我不太买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买的，也不逛商场，除非商场里做项目叫我去看场地。因为我不能喝咖啡，不能喝酒，茶也基本不能喝，不能玩很剧烈的运动，所以没有兴趣爱好，不知道喜欢去上海哪些地方，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那就是去崇明岛。像我可能忙了几个星期，在没有人的地方晃一晃，会觉得好舒服，也可以换一个心情。其实也是人到中年比较佛系的一面，需要安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