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Ashley Mears:社会学家在夜店
发起人:不举手不发言  回复数:0   浏览数:114   最后更新:2021/01/26 11:15:24 by 不举手不发言
[楼主] 不举手不发言 2021-01-26 11:15:24

来源:ArtReview Asia   文:En Liang Khong


VIP派对的秘密:为何“1%”热爱仪式化浪费?


文/En Liang Khong


新冠疫情让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全球展会——包括计划于去年12月举行的迈阿密艺博会——不得不宣告取消。但是这艘巨船却很难彻底搁浅:上个月为了纪念未能举办的艺博会而在迈阿密海滩***酒店举行的一个派对因违反疫情期间的管理规定而被警察现场问责;而一位社交名媛向纽约时报吹嘘说要为顶流明星和艺术家举办晚宴。她说:“如果有人愿意,他们可以戴口罩。” “我是坚决不会戴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派对势在必行。基于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阿什利·米尔斯(Ashley Mears)在她关于全球VIP派对圈子的详尽民族志著作《非常重要的人》(Very Important Peopl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写道:“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随意花钱),而VIP俱乐部深谙此道。”从2011年到2013年,曾是时装模特、后成为社会学教授的米尔斯收拾行装环游世界,盛装参加VIP们的派对,记录了他们对个人收入的疯狂挥霍,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豪掷金钱——对局外人来说,这种现象常常显得荒唐可恶”。米尔斯追踪记录跨大西洋的VIP派对场景长达18个月(从圣特罗佩港口到伊比沙岛,在米兰、伦敦和巴黎的时装周中途停留过冬,并且没有忘记戛纳需要出席的大小宴会)——这些看似疯狂的状况,在全球上流社会的派对圈子却正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财富消耗”。


阿什利·米尔斯 著,《非常重要的人:全球派对圈、阶层与美》,2020年,320页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ArtReview社会学教授会在一家夜店做什么?

Ashley Mears我在纽约大学写了关于时装模特的博士论文,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一些派对承办者,其实后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与之交往。你知道,承办者们总是世故圆滑,以便结识更多的年轻女性(她们被称为“姑娘们”)并将她们带到俱乐部去。他们保留了我的电话号码并一直向我发短信,比如“嘿宝贝,来吃寿司吧。”甚至六年后,当我离开纽约去往波士顿大学工作时,我也会收到这些消息。

在我的博士论文《美丽的标价》(Pricing Beauty:The Making of a Fashion Model,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成书出版后,我不确定自己的下一个大型民族志项目将是什么。那时世界刚刚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逐步恢复,全球仍然存在着这种困境的长尾影响,失业率仍在波动。但是我开始看到一些报道:关于人们在夜总会里花了多少钱、银行家们如何疯狂毫掷钱财——引发危机的人们仍然在举办这些奢侈的派对。我很好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万般炫耀,以及人们进入俱乐部并花这么多钱的逻辑是什么。当然,也有一些承办者仍然邀请我参加派对。因此,最后,我回信了。


AR你写道,这些空间“迎合了世界上很小的一部分人口,但是却在大众想象中激起了人们对奢侈品的普遍渴望”。这些精英俱乐部最初来自何处?

AM我敢说,这个时间大致与当代艺术市场繁荣、艺术品价格飞涨是同步的。俱乐部当然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随着房地产和科技的发展,这两个行业的财富涌入了纽约、迈阿密这样的城市,带来了城市复兴。随着华尔街的繁荣和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售卖瓶装酒的夜店(bottle-service clubs也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出现了。


“瓶装服务”的故事好坏参半——许多俱乐部老板对此十分上心,并声称这是“他们的事”。他们去巴黎的夜总会是不会看到人们在酒吧里排队等候的;客人可以直接购买一整瓶伏特加,而侍者会带上冰块和搅拌器——这样客人就可以自己调酒。它本身就是一种节省时间的方式,而你可以获得相对新颖而价格适中的俱乐部体验。这随即发出一种信号,表明你有足够的钱租下整个桌子,所有相应的装备也随之而来:它们由鸡尾酒服务生送来【这些被称为“瓶装女郎”(bottle girls)的侍应生们都非常漂亮性感 】,你斥巨资购买的烟火、镀金的瓶托也被一同呈上。从2011年到2013年,当我进行研究时,这些套路都已经出现了。


AR是的,你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在午夜时分,迈阿密南海滩地带的“王牌夜总会”(Ace Nightclub)的人群中,你会发现自己正看着“香槟瓶火车”:两个车厢装满了被小烟花棒点亮的香槟酒瓶,而衣着清凉的“瓶装女郎”正牵着车厢行进。什么样的人会喜欢“模特和酒瓶”的仪式?

AM我会在这里偶尔使用“社区”一词,因为我研究的这些俱乐部追捧的都是非常国际化的顶流超级移动人群(A-list hypermobile crowd)。他们到处走动,会在电影节期间去戛纳,在夏天去伊比沙岛,然后在一月去圣莫里茨。这些人呈现出一点稳定性,又有很多变数。从本质上讲,这是全球性的派对——纽约的俱乐部会有它们在在圣特罗佩或拉斯维加斯的分店,拉斯维加斯的俱乐部又会在巴塞尔艺博会期间开放快闪店或其他休闲聚会。这是一群富有而流动性极强的“VIP”。


AR它们与过去的派对精英有什么不同吗?

AM有些人是富家之子,其他人则是新富阶层(或“在劳作的富人”)——从事技术或金融业的人,他们可以从工作中积累很多资本收益。不过即使是富N代也从事工作——他们幻想自己是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且认为自己工作非常努力。确实,如果瞧一眼金融业,人们的确是日理万机。他们的薪水很高,但是——特别是在他们职业生涯初期——他们简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因此,这种说法在我采访的人们中普遍存在:他们“干得狠、玩得狠”,而“干得狠”的想法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其实指涉了人们获得这些假期的权利,以及为什么他们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钱——因为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通过工作获得权利的信念。这也很有意思——看看超级富豪怎么将自己描绘为理当获得享受的人。


AR《非常重要的人》花费大量篇幅创造了非常显眼、几乎仪式化的“浪费”的意象,以及在VIP派对香槟大战背后的神话般的消费者【例如,变成国际逃亡者的马来西亚商人乔·洛(Jho Low),在圣特罗佩的一间酒吧花费百万美元胡吃海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过量消费反而让浪费者成为“价值”生产者。你将这种场面与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即“夸富宴”(potlatch)连接起来。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你在这里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AM我之所以对“炫耀性消费”的说法比较执着,是因为在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它并没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得到重视。文化社会学是我的子领域,其主体思想来自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非常关注“区隔”(distinction)的概念——人们可以通过这些隐微的符号和线索来表现出他们的阶级差异。例如,他们具有正确的发音和恰当的口音,选择驾驶斯巴鲁汽车而不是豪华轿车来表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社会学家痴迷于这种“区隔”的思想,也关注各种子群体如何利用商品消费中微妙的喜好差异来标明身份。


但是近年来,我们见到了像乔·洛这样进行大量酒类消费的人——我们还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像这样的大客户被称为“鲸鱼”(the whale),这些人每月可能只来一次俱乐部却靡费甚巨。 “鲸鱼”的存在使俱乐部中的每个人都为之兴奋——人们去了俱乐部,想着也许乔·洛今晚会在这里。这是神话的一部分,因此,即使俱乐部的大部分钱都是从小单子赚得(例如银行家分拆了2000-4000美元的**),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巨额消费却是永生不朽的。随心所欲的支出和炫富需要“炫耀性消费”这样的概念。


我时常参阅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著作——不过现在社会学领域已经不太关注他了。我之所以受他吸引,部分原因是他在“炫耀性消费”方面的著作(他在1899年出版了《有闲阶级论》)是一份非常古怪的文本,几乎是一部讽刺作品,因此很难被认真对待。凡勃伦受到这些被称为“夸富宴”的人类学的启发:19世纪太平洋西北部的部落社会总会举行精心筹备的盛宴,而各部落的贵族将相互竞争,看谁能举行更大的盛宴,谁能浪费更多的食物、燃烧更多的毯子或其他稀有物品。通过进行这种“夸富宴”,贵族可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其影响也非常持久:人们通过侮辱竞争对手、声明自己的头衔而赢得社区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夸富宴”只是如今在俱乐部发生之事的一个部分隐喻——因为后者没有深刻而持久的结果(寡头们互相倾轧在当今的精英群体中已不再重要了)


但是凡勃伦在他对精英的讽刺中运用了“夸富宴”的概念——看看这些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业巨人: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他们实际上就像这些前资本主义部落的人民一样,试图通过支出来获得地位。这正是凡勃伦思想的核心:人们购买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物品,将其展示给其他人,并由此获得口碑。“夸富宴”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消费者市场以及体验式经济的不同版本与手段。艺术品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塞尔艺博会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浪费仪式。


AR我常对社会阶层和品味之间令人困惑的平衡感到吃惊。你与之交谈的精英、常去俱乐部的客户也会意识到他们的大笔消费荒诞不经,几乎俗气到令人反感;他们显然对奢侈行为有所抵触:圣特罗佩的常客会承认这一切“相当可悲”,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可以让这些铺张行为显得好玩。

AM是的,有他们在这些空间还是挺令人兴奋的。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各种形式的“控制”——这一点可能带来愉悦,而这就是人们以不同形式使之长期存在的原因。但社会科学学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如果你与别人进行访谈,就会发现他们时常言行不一。因为他们所言时常朝向自己想要被认知的方式(也许是他们想要认知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的行为可能非常不同。因此,如果我仅仅进行观察,我可能会说这些都是些脑满肠肥、毫无学养的富人;而如果我去做一个访谈,则会认为他们实际上是非常体贴、善于反思的人,他们想成为好人。实际上,他们正是两者的结合。


AR你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历史学家彼得·贝利(Peter Bailey)所称的“拟性”(parasexuality)在VIP人群中所扮演的角色:从“画廊小妹”(gallerinas)到“瓶装女郎”。这些女性又是为什么而服务的呢?

AM在众多商业空间中,通过让女性在商品设计和销售流程中展示自身的美,以此为商品或场所增加价值的操作确实存在。贝利在研究十九世纪英国酒吧的女侍应生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即“拟性(而无实际的性)”:他所考虑的是,即使在严格的性道德规范内,商业环境中漂亮女性的存在也会引起各种挑衅性情境,而这可能会违反性相关的商业礼仪。这就是“拟性”的生效方式——它并不将“性”归结为“性行为”,但是有关性力量的信号却能为商业环境所用。当今社会学将之称为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在旅馆、餐厅等随便什么场合,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的身体使用都随处可见。


女性的美并非千篇一律;它们传达着不同的讯息。VIP世界所寻求的是那些拥有超模身材的女性——高挑,瘦削,年轻,通常是白皮肤——尽管不是全部。有时这种审美也很奇怪,时髦一些来说,就是“前卫”。这些都是出现在高端杂志的平面模特,她们的样貌不一定符合大众消费者的审美。但这种美感、这种身材在VIP世界中备受青睐,她们不仅被认为稀有,而且还获得时装界的盖章认证——从摄影师、杂志编辑到经纪人,如果时装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说某人外形绝佳,那这就是一个可以带来价值的人。如果邀请这些人加入俱乐部,她们就能帮助这个空间在VIP世界里扶摇直上。


AR因此,俱乐部发起人和嘉宾也对所谓“美丽”有了新的认识?

AM在我们的文化中,时装模特并不总是拥有这样的“特权空间”。早期模特甚至冒着被视为**的风险——在二十世纪初,在公共场合摆出各类姿势的女人将被视为声名狼藉。1920年代纽约刚刚成立模特经纪公司时冒出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女孩们在公众场合该如何表现有着严格的规定,包括要始终戴着手套、不能骂人,以及要时刻拿着帽盒。随后,模特行业在1980年代开始成为热门话题,并随着“超模”的推出而腾飞。自此以来,时尚派对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派对。


AR你从2011年至2013年进行田野研究;我认为Instagram上(抛头露面晒日常)的富二代(Rich Kids)和类似现象,是超量消费和仪式化浪费发生线上传播的早期例子?你认为疫情和封锁之后的世界是否会迎来“炫耀性消费”风潮的变化,比如将其进一步推向数字领域?近几个月来,艺博会不得不创建“在线观看室”——还顺带给出一个“VIP日”,但是试图在互联网上人为制造特殊显然存在问题。“特殊物品”消费市场和超富体验经济都可能受到威胁。不过或许变化不会太大,而且每个社会也将找到以仪式化的方法来消灭剩余物(例如二十一世纪在VIP桌旁喷洒香槟)。

AM在疫情之前,人们已经可以通过Instagram来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货币化了。一些推广者会成为品牌大使、网红,例如说,他们能够经由私人飞机公司或服装品牌获得报酬。“女孩”也有更多机会通过自己的网上参与而获利。在以往,这简直令人惊讶:推广商获利不少,俱乐部赚得盆满钵溢,客户拿下了宝贵的人脉和经验,但“女孩”却一个子儿都没有。但是随着Instagram和网红经济兴起,她们也可以从中获利了。不过,与行业从她们身上牟取的利润相比,这些所得不过是九牛一毛。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疫情的语境下炫富一定会变得令人厌恶。如果人们从豪华游艇或私人岛屿上发表诸如“我们在一起”之类的说法,会立刻遭到强烈反对。我认为富人们挺会见风使舵,他们从这以后可能就不这样做了。展示财富的方式会迅速转变。在疫苗使被疫情席卷的世界正常化之前,“炫富”可能会在过渡期间继续进行——私人聚会,私人岛屿。它们不会被公之于众。财富的地理分布也会变化,许多人都逃离曼哈顿前往汉普顿(Hamptons)了。我认为我们会看到VIP场景即将分散各地,而这也会让它们变得更难被发现和记录。


阿什利·米尔斯(Ashley Mears),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其最新民族志《非常重要的人》(Very Important People: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编译/任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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