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文玠:亚洲艺术文献库二十年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144   最后更新:2021/01/19 11:20:28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21-01-19 11:20:28

来源:ArtReview Asia  文:Mark Rappolt


“记忆塑造我们”:徐文玠谈亚洲艺术文献库的二十年


徐文玠(Claire Hsu)是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t Archive,AAA)的联合创始人。作为总部设于香港的非营利组织,AAA旨在记录、公开和激活整个亚洲地区的多元艺术史叙事。去年12月正值亚洲艺术文献库成立二十周年,徐文玠也将卸任其执行总监职位,转而担任联合主席;亚洲艺术文献库目前正在寻找新的执行总监人选。在此之际,ArtReview Asia特别邀请徐文玠,回溯亚洲艺术文献库的过往工作,并对其未来图景作出展望。

徐文玠

摄影:William Furniss

图片致谢Zolima CityMag


ArtReview Asia你选择在亚洲艺术文献库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不再担任其执行总监;为什么是现在?

Claire Hsu我在考虑AAA的未来——包括如何确保它能由不同的人领导、可以继续保持其独立性并且自然发展。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项目,也是我成年后花费大量时间一直在做的事情。


ARAAAA要独立于什么?

CH 独立于我。我仍将担任AAA的联合主席来支持它继续发展,但我确实希望能够为新的想法和能量让出空间。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直觉的人,当初促使我创立文献库的那个声音告诉我,现在该让它换种方式发展了。AAA现在的状态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引入令人兴奋的新策略来扩展现有的工作成果对我来说更加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在AAA担任了15年主席、两年联合主席的杜柏贞(Jane DeBevoise)也将卸任,尽管她会继续担任AAA纽约分部的董事会成员。


ARA也许是时候回想一下你最初为何创立AAA了;你在过去二十年间如何想象它,它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它现在扮演的角色与原来还一致吗?

CH某种程度上AAA可以算是个意外收获。我开始着手创办AAA时只有二十四岁。这还要追溯到我以学生身份住在北京时遇到的灵光一现的时刻——1993年,我偶然知道了北京东村(1993年在一个以务工者住房为主的村庄里成立的前卫艺术家社区;一年后,社区被警方关闭);它就在我当时的学校附近,而那里的艺术家都在创造非常前卫的作品——这真让我非常惊讶。那时我只有十七岁,直到几年后才了解到他们是谁。我突然意识到,中国还有很多尚待接触和学习的事物。随后,我通过文学学士和艺术史硕士课程学习,重点研究传统陶瓷和中国水墨画。这些经历让我保留了(对东村)非常生动的记忆,并希望对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实验艺术竟然没有在大学里得到讨论,也很少在伦敦的艺术空间展出。


1997年,在香港主权移交的那个夏天,我在汉雅轩(Hanart TZ)实习,跟随张颂仁(Johnson Chang)工作,并且开始整理画廊的档案。到1999年我撰写论文时,我的教授勉强同意让我写1990年代的(中国)艺术。我记得对张颂仁说过:“如果不是您,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他说:“你何不回到香港,建立一个资源库来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随即打点一切,与朋友们告别,回到香港——我在汉雅轩拥有了一张办公桌,开始为AAA撰写规划。


ARA我想这自然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从“思考中国”到“思考亚洲”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认为,无论从宏观历史或是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些故事发生于其他地方却不在中国出现,是不是因为它们背景渊源的差异?毕竟已存在关于亚洲的诸多想法,而亚洲也不存在单一的认知方式。

CH 在为AAA制定提案时,我问自己:“既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去讲这些故事?”为了准备筹款,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提案汇总在一起,并聚集起了一个小小的社区。显而易见的是,亚洲多国的艺术界都在发生突破性的事件,而它们在这些国家内外都鲜为人知。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特定国家的历史。正如你所说,亚洲幅员巨阔,包罗万象,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共同点的国家却组成了一个流动性的空间。于是我开始感到,也许它们的共同点是一系列未被满足的需求。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让自己的故事和诉求被听到。满足这种需求可以采取很多方式,而艺术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敲门砖。

亚洲艺术文献库图书馆
摄影:Kitmin Lee


ARA在近代,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共享的文化如何构成了“亚洲”这一概念。例如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在20世纪初就对中国、日本、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有特殊的看法,并进一步提到了这些地区建立政治关系的方式;类似的看法被人们反复提出、放弃和修正。也许在对地方的认知层面,文化所起到的作用举足轻重。人们希望对其进行分享和利用,以达成某种自我定义。

CH 当然。有人认为每个个体都在寻找一个共享的或想象的共同体,是吧?亚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想法的空间,当然,当研究开始深入时,你会发现它一直在改变。每个国家的历史确有不同,但也有其共通性、连续和断裂:不论是最近的殖民历史和相互交往、压迫性政府的所作所为,还是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思想、信仰和物资。正如你所说,亚洲在不同时刻不断地被塑造和重塑。


ARA那么,文献库如何对收集和研究对象做出取舍?

CH2015年,AAA在进行新一轮的战略性思考时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经过15年的馆藏建设和交流之后,AAA确实形成了特殊的关注线索。我们希望在文献库的下一个阶段进一步阐明并深入探讨这些内容的优先级。例如,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教学系统(pedagogy):查看艺术史书写于何处,由谁教授以及如何教授;着眼于特定的研究场所,或对这些(艺术史)叙事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高校。打个比方,如果去查看这些信息在文献收藏中的展示方式,就会发现我们为巴罗达(Baroda,印度西部城市)或菲律宾的观念艺术家罗伯托·恰比特(Roberto Chabet)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然后我们会追问,还有哪些其他故事可以完善我们对教学方法的思考方式?在哪里可以提供其他案例研究、切入点和示例?


此外,AAA的工作人员都有着特定的研究兴趣、爱好和专业领域,并且文献库也会根据进入的人员而产生变化。他们引入自己的专业知识——这显然会导致某些对话,同时也使他们回到符合我们内容优先级的研究线索上来。我肯定会说,是AAA团队和我们周围更广泛的社区塑造了我们的收藏。


ARA就教学方法而言,AAA的研究是否也不限于学院范围?

CH我们的确将其带到了学院之外,但是必须在有实体档案的情况下我们的收藏工作才能继续开展。如果没有实体档案,那么我们会在自己的活动平台上去咨询相关的问题。


ARA因此,我想AAA文献收藏的性质是假设一定体量的(收藏)结构已经存在,而文献库本身就是“保留—忽略”选择下的产物。

CH是的,没有档案可以包含所有内容,所以我们一直提倡档案的多元化,对于任何想要建立一份文献、想要与我们的团队一起训练、想获取更多信息的人,我们也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做到所有事情,也无法代表档案中的所有人。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档案是正在运行并且会不断变化的,随着新文献的加入,既存文献也会不断发出响应。你可以将之称为“(档案的)缝隙”(gaps),但我看到的却略有不同:当我们注意到一个故事时,它实际上指明了通往其他方向的路径。文献库在不断打开自身。我们走了自认为可以掌握的那条路;而其他事物随即涌现出来。

“社群筑织”(Crafting Communities),亚洲艺术文献库图书馆展览现场,2020,香港

摄影:Kitmin Lee


ARA你好像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有了这些选择,那我想文献应该没有“中立”一说?

CH对,我觉得是这样。我在想,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在盲目地使用“中立”一词。也许现在最好这样表达或思考所谓“中立”:作为人类,我们都被记忆塑造着,这些记忆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经历、我们学到的事物和我们被告知的信息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方式,也是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与其说保持中立,不如说避免认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优于他人。这关乎包容与慷慨,不同的观点因此得以共存。


ARA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AAA作为一个最初旨在“填补空白”、独立于全球艺术话语的官方结构和主流地区而存在的机构,现今也逐渐成为了既有系统的一部分。这会改变AAA的运营方式吗?

CH我不确定这说法对不对。我仍然认为很多历史、包括我们已经将之数字化并开放公共访问的诸多档案还没有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我不确定这些历史是否已经被盖棺论定;不过它们显然不是我们会告诉孩子们的那类“世界级艺术家”的故事。


ARA通常,当代艺术似乎是一个不断扩展的领域——与其说它是分立性实践(discrete practice)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在其他各个学科之间穿梭游刃的结果。AAA的“艺术”是什么?

CHAAA的艺术并不是纯粹根据对象来定义的。我们对“艺术”与地点、渊源以及与谁建立关系很感兴趣。语境非常重要。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机构声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丰富对世界的了解。当然,这是对艺术更广泛的定义了。


ARAAAA是否会将文献归档(archiving)这一行为本身看作艺术?

CH一定会的。我们经常谈论归档和文献。AAA围绕这个话题策划了不同的活动,并与从事档案实践的艺术家合作。我们对此兴趣高涨,会把它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件好事,因为我们需要各种档案,甚至是异想天开的档案——如果这确有可能的话。

“艺术+女性主义:维基百科编辑马拉松”活动现场,2020年3月7日,香港
摄影:Winnie Yeung@iMAGE28

ARA最近在香港发生的社会和政治事件是否改变了你对文献库在香港存放档案的看法?

CH我们不会离开香港。我们是在这里合法设立的非营利机构,95%的资金也来自香港。不过,AAA的数字档案并不依托于香港;如果形势发生变化,导致香港实体空间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关闭的话,至少我们的在线馆藏系统还能运行。今年以来,由于实体空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封闭的,我们意识到AAA的工作事实上已经转向数字化,我们迁移到数字空间也十分容易。作为文献材料的管理者,我们的最终责任是尽一切努力确保它们仍处于公共领域。


ARA你在对话伊始谈到了要让AAA改变发展模式的想法。离开执行总监职位后,你是否准备好面对一次激进的变化?或者只是想看到已有内容基础上的些许扩展?

CH对于新的执行总监而言,创始人仍然处于决策上游有时会造成一些挑战。我们正在寻找的人选最好能够与AAA志同道合并富有远见,但他/她不需要是一位完全循例领导机构的人。我会致力于与董事会其他成员一起支持并实现新执行总监的愿景。


ARA回顾担任总监的那段时间,你认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而未完成甚至是失败之处又是什么?

CH我对此思考良多,特别是在AAA已经成立20周年之际。运营和建立一个机构就意味着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实体空间,以便容纳AAA不断增长的文献收藏;但由于房地产价格昂贵,结果常常令人沮丧。最近的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希望秋天就能完成迁址并向公众开放。但也许比之更加重要的挑战是让我们20年前埋下的种子继续扎根并成长;我发自内心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聚会,人们都深切关心着文献库的使命,常常为之付出超越职责范围的努力,就为了确保AAA不仅能够立足,而且会枝繁叶茂。从一开始我就获得了很多支持,我对此极为感念。这实在鼓舞人心。


编译/任越

返回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