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靳勒:夜空的星,照亮石节子的梦
发起人:宁静海  回复数:0   浏览数:89   最后更新:2021/01/13 10:50:35 by 宁静海
[楼主] 宁静海 2021-01-13 10:50:35

来源:Hi艺术  文:崔灿灿


知道靳勒叫靳文彬是在他的讣告上。

老靳走了。
我们一起喝过很多场大酒,他酒量不好,总是第一个醉,然后抱着每一个人,记得每一件别人对他的好。
如今我戒了,老靳也戒了,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

下雪的石节子村


老靳活着的时候,我们总和他开玩笑。快七年前,他带了两盒花椒,一盒给我,一盒给老艾,我故意耍赖说两盒都要。老靳憨厚地笑,说起老艾的卡塞尔,说起村里人第一次出国,说起后山上的道士,让你知道这花椒重千金,最终以理服人。老靳参加展览总爱展花椒,那是村里的希望,是贫瘠的土地上最好的作物,是村里拿得出手的骄傲,也是必须维持的倔强,只有它才能走出那层层沟岭。
老靳话很少,但说出来的事,因为实在和厚道,总是有力。我总是叫不清靳勒的“靳”字,老靳也从来没生气和嘲笑过我的口音。老靳知道口音和土地对于故乡是最宝贵的东西。
老靳总来北京,来了我们就一宿一宿地聊,聊理想,聊艺术,聊革命,但聊到最后,他还是得回去,回到石节子,回到背朝黄土面朝天的生活,他说那是“石节子时间”,有时差。老靳终究不喜欢北京,他只是个过客,这里太快太苛刻,村里的规矩不是这样。从2008年开始,老靳就从北京回到老家石节子,结束了三年的“北京艺术家”生活。那时候从北京去石节子,要先坐18个小时的火车到甘肃天水,再坐长途车到县上搭车回石节子,村里还没有修好路,到了晚上和黄土高原一样的沉闷、漆黑。
回去没多久的老靳,就成了石节子的村长,做了石节子美术馆,至今已有十二年的时间。这个村长一定是选的,这个美术馆也是最小的,他是村民里的智者和希望,也带着村民的梦想。老靳也多了一个名字,叫“村长”。这个偏居西北的村庄美术馆,远离当代艺术的中心,距北京和上海同等遥远。这也造就了石节子别样的目的和逻辑,从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梦想中撤出,告别艺术体制,告别城市话语的浪潮,重返乡村,扎根中国更广泛的现实处境,在地实践。
石节子只有13户人家,不到60口人,每一户都是石节子美术馆的分馆。它和西北很多村庄一样,黄土地上干旱缺水,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这里的梯田,只是为了向土地多讨一分口粮,绝不优美。农作物也异常稀少,为了生存,村里种了所有可能生长的粮食。花椒和苹果是仅能拿出的特产,工业和旅游更无处谈起。石节子原本没有什么特点,它和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有着努力生长的欲望,却只有一无所有的办法。石节子也成了中国最普遍的现实症候和更广泛的象征性。和其它乡建相比,它既没有浓重的传统文化可延续,又缺乏现代模式的基础条件。
2008年,石节子美术馆刚开始时,它面临的状况,和贫瘠的黄土地,和老靳的父辈一样,点燃了老靳胸中的星火,却没有戏剧性变化的支点,一切只能以寡言缓慢的方式进行。和之后的乡建比,老靳不是一个外乡人,也没有一个理论系统去改变乡村。老靳是石节子的一员,和村民持一样乡音。村庄不是他实验的客体,他和村民一起成为主体,并承担石节子所有的发展与落后,改变自己,就是改变村庄。
“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村民靳女女写了这句朴实而又真挚的话,成为石节子最迫切的现实和梦想,也是“石节子模式”的主要实践方向。从2008年开始,石节子举办了大大小小近百场活动,前后有几千人来到村庄。他们有着一致的想法和期望,去往被中国当代文化所忽略的领域,去往一个全新的天地,在改变我们的时刻,重建自我和现实,自我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艺术给村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变了村民的生存现实和基础条件。石节子修建了通往村庄的公路,村内的石子坡道,解决村民的出行问题;修建引水渠和自来水设施,解决干旱的问题;通过旱厕的改造和太阳能的运用,修建浴室,改变卫生条件;设立售卖铺,在村庄周围进行绿化,架设路灯,安装互联网。这个偏居西北的村庄,经由遥远而来的当代艺术,它的夜色被灯光照亮,有了一望无垠的黄土上唯一的村庄路灯。水变得甘甜,无需在雨神的庇护下讨生活。当网路信号穿过一个又一个沟坎时,它能接收到北京和上海同等的信息,也分享着艺术给这片土地所带来的种种希望和梦想。

靳勒《贴金-李子树》行为艺术 2005


如果没有艺术,没有老靳,没那么多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陌生人,石节子也许依旧受着土地的束缚。石节子有过近百场艺术项目,它们有大有小,或长达多年,或稍瞬即逝。他们变成从土里长出的光荣历史,带来雨水,汇成河流,像是河床之上不同形状的石头,激起一阵阵的波纹,波纹便是艺术,是在石节子留下的余震。
石节子也成了十几个院校的社会实践和创作基地。艺术家,建筑师,作家,也有社会学、人类学,农业专家和各种学者纷纷前往。村民也离开村庄,参与各种活动,去兰州、西安、北京、上海,和泥土分开,远赴曼彻斯特和卡塞尔。石节子的常态不再是终老是乡,城市的儿童互动体验出现在这里时,看到了教育希望,看到做人造士的传统复兴。当“石节子”的名字出现在各种书籍和展览中,“石节子”成为乡建的一个特殊符号和样板,它所传达的梦想迁徙到更多村庄的上空。是的,不用去纽约和巴黎,石节子也一样国际化。
2018年,从北京到石节子,只要8个小时。靳勒和村民一起,成为“我们”,从个体艺术家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我们”寄予了石节子全体村民的梦想,改变我们,改变村庄,改变现实。十二年来,石节子发生了活动,不断有外乡人加入“我们”,希望也不断扩大。在靳勒这里,艺术从“我”的表达,变成“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用艺术表达“我们”共同的处境和命运,所寄予的希望和普遍面对的现实。
老靳告诉我们,艺术的价值不在于艺术自身,而在于艺术的处境,它所承载的希望和精神力量,远比任何语言都动人。
我们代表谁?谁的主体?谁的乡村?我们坚信何种平等和正义?这是梦想的另一面,也是梦想与梦想的区别。石节子是一个主体,一个具体的、真实的自我改变和生长;它是全体村民的乡村,不是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乡村,不是外来人的一厢情愿和纸上谈兵,更不是月朗星疏的旧式文人梦。它的核心是村民,它的梦想来自于村民。石节子的主体也是几百场艺术活动,前后几千人的关于梦想的交流与协商。它们一起平等地、自发地构成了一个更宽广的社会视野和艺术雄心:试图从中国众多乡村,忠实地守着土地去讨生活的传统出发,解决村民在现代化中的实际需求和梦想。引向更广泛的、核心的、棘手的整体症候,农村的边缘化和失语化,社会资源的不平衡,现实制度的缺失。
2008年,老靳回到石节子,从那一刻他就再也没改过口音,如今十二年已经过去,他和石节子让我们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转向的一个特殊时刻的光荣与梦想,并在一幕幕的发生和难以表达的困境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发。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只是如今,在我两年前写下前几段文字的时候,在2019年初,做“谁的梦—-石节子十年文献展”的时候,并不知道文章里的那个老靳,我的挚友,在“梦”正酣时,就先离开。谢谢老靳,感谢你给了我一个信任,让我做了一个好展览。
那时的采访中,老靳问我愿意为村里再做一个有意思的展览吗?我说我等下一个石节子十年,老靳说太长了。是啊,太长了,人生又太短。
老靳走了,他一定带着梦,带着他的乡音,去往天堂。未尽的梦里一定有遗憾,但人生有很多遗憾,偶尔遗憾打盹的时候,才会溜出些快乐。这一点,做了十二年乡建的老靳,一定深知;往返于石节子和北京、上海之间“时差”的村长,一定深知。有时候,我总在想,离开的人,先去天上成了星星,活着的人,就继续安着路灯,照亮前路,老靳做了好多年。
2012年,第一次见老靳,他拿了个大相机,他钟爱摄影。后来,有两张拍立得,他拍得很好。那天,我好像获了一个奖,他和几个人在酒吧等我,要庆祝和分享我的快乐,我们像孩子分享玩具一样快乐。这么多年,每年生日,老靳这个西北人,这个我们总说像匈奴人的西北汉子,总是能细心给我发个:灿灿,生日快乐。

老靳走了,我再也收不到他的信息。他活着时,分享了许多人的快乐,喝醉了也记得每一个人的好。他离开了,上升成夜空里的星星,照亮着我和朋友们,也照亮着石节子的梦。


挚友:崔灿灿

202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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