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AsiaPacific Lauren Long
谢南星（出生于重庆，现生活于北京）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探讨绘画的多重可能性。他早期的摄影写实风格的自画像以及陷入痛苦中的年轻裸体男子画作在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那一年，他刚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三年。21世纪初，谢南星转向了描绘日常之物的抽象形态，比如炉火或者投向墙面的灯光。将寻常之物渲染刻画成模糊的离焦之物，这些作品于2007年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展出。随后，谢南星开始探索使用多层画布的绘画实践，让上层画布的颜料渗透向下一层画布，而他要展示的却是布满颜料痕迹的下层画布。谢南星异于常人的视觉语言和方法正是对于媒介创新的探索，以及当代画家的角色不断重新定义。在谢南星于麦勒画廊北京举办最新个展“骰子滚滚”之际，ArtAsiaPacific杂志编辑Lauren Long与谢南星就其近作、等待的重要性以及他对所选择的媒介的持续不断的探索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访谈。
最新的个展“骰子滚滚”和随机性有关，您是怎么想到这个主题的呢?
这次展览的三个系列中有其中两个探讨的是等待，等待其实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过程。如果骰子在滚动过程中，其实就是在等待的状态中。最后的骰点没出现的时候，可能性是无限的。我想以这个方式来看待我这个展览和展出作品的大方向。它们都没有最终的结果。绘画的过程就是没有结果的。通过引入骰子这个概念，观众很自然地会联想起滚动的状态。画的布置方式也有点类似骰子在滚动中的的无序的状态。
谢南星个展“骰子滚滚”展览现场，麦勒画廊，中国北京，2020
这三个系列彼此独立，尽管是在新冠疫情中开幕，但其实和疫情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回看这些作品，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殊的联系，但那只是巧合。
关于展厅布置，展厅的墙一半是红色，一半是蓝色。是怎么考量的？
蓝色和红色是骰子常见的两种颜色，我想让整个展厅变成一颗滚动起来的大骰子，所以把红色和蓝色对半区分开来。这两种颜色视觉上冲突很大，让人有一定的不安性。另一方面，我把红色部分的墙面整体从地面抬升了5公分，作品高度也相应提高了5公分，从而让空间有一点点运动感和不确定性。这些作品并没有按照系列区分展出，而是打乱了关系展出的。
谢南星个展“骰子滚滚”展览现场，麦勒画廊，中国北京，2020
你是怎么看待作品中的“等待”这个概念的？《展什么》(2017) 系列中包含了一些由简单线条勾勒而成的空旷画廊以及大厅，图像都很模糊，人物也难以辨认，而且还有监视器。这些空旷的大厅在等待什么？
谢南星，《展什么 之三》，2017，布面油画，190 × 299 cm
《展什么》系列呈现的是在等待艺术品入场的展览空间。作品试图呈现艺术机构的发问以及艺术家的不安。这个系列对空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展什么？从这个层面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所做的决定的一部分。
这个作品也是我对空间与艺术的魂魄和艺术机构的对峙的状况的呈现，涉及到机构对作品的审查，他们会有各种理由的拒绝，对艺术家的作品甚至是本人也划分了层次等级。我其实也不确定这个过程中的细节，但是我认为艺术机构应该欢迎艺术和艺术家。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更多是选择、拒绝，他们欢迎的是某一类他们认定的艺术家和作品，这其实比较荒诞。
我所刻画的空间其实是假想的，是经过处理的。有的艺术空间在商业大楼里，我想表达的是当任何艺术机构没有艺术作品进入之前，只是仓库或者办公室，或者中性的没有任何属性的空间，只有艺术品进入后，空间才具有了特定的风格。这个系列中其中有一个画面是监控器下面的夜晚的美术馆空间。各种艺术幽灵在空间外围游荡，但是并没有进入空间，空间内没有任何作品。
这些作品看着像规划图，为什么？
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大家常用的商业室内设计图，冷冰冰的，没有特殊价值，只有商业的实用价值。有点讽刺。
《等待的剧场》展示了登机的三幕具体的场景：排队安检、登机、等候起飞。这件作品的灵感从何而来？
谢南星，《等待的剧场》，2019，布面油画，80 × 100 cm (左); 90 × 120 cm (中); 80 × 120 cm (右)
今天我们都习惯了在电子屏幕里去看东西，认为屏幕里的东西是真实。当我们真的观看的时候，我们对眼前的真实性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它不像以前一样能调动起我们的情绪。在电脑、手机这些现代电子产品出现之前，人对周遭环境和人都会有文学的联想。在机场这样的场景里，我们会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很无趣的风景。但是让你真正关注某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像一出戏剧：他们有不同的表情，或者打开包，掏出手机……如果你换一个视角，就变得很有趣。这三幅画代笔三个群体，但是都没有特定的情节，也没有一个焦点。他们互不相关，但是又被迫聚集在一起等待着前往某个目的地，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往哪里，所以我把背景调成了惨白色。如果你观察每一个个体，你会发现其实是有情节的、有叙事性在其中的。这就是一种探究的方法，我希望能描述一些日常的场景，关于人的叙事场景。
《七个肖像》（2018）描绘了你身边的七个朋友，灵感来自《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为什么是这个童话故事？
在迪士尼的卡通里，这七个小矮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我喜欢借用公共的故事或者插画、卡通，这样我处理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已经有了认识上的铺垫。在这件作品中，我也借用了大家熟悉的故事，我在生活中也找了七个我认识的人，按照他们的角色进行了一种对应。当然和卡通里的人物是不一样的。通过图像去捕捉性格是很难的，但是卡通会帮你建立一个框架，而且我结合色彩心理使用了不同的颜色。比如，我使用绿色刻画害羞的人物。
谢南星，《七个肖像 No. 3》，2018，布面油画，100 × 100 cm
谢南星，《七个肖像 No. 6》，2018，布面油画，100 × 100 cm
有的肖像画中你使用了多层画布，在底层画布上留下了绘画痕迹。这种绘画技法是怎么产生的？
这种方法是我对颜色渗透的研究。我绘画的时候，会在上面再覆盖一层画布，在上面这层画布上进行一些具象的绘画。当我移开上层画布，会发现颜料已经渗透到下面这层画布上了，产生了一种有机的结果。
谢南星，《展什么 之一》，2017，布面油画，190 × 300 cm
这一研究最早受到了国画的影响。我注意到国画的画纸都是铺在某种别的东西上的，当画家把完成的画作拿走，没有人会注意下面这层材料上所留下的无数斑斑点点的墨痕。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它们的作用只是吸墨，但是我觉得这些墨痕就像是上面那张作品的某种痕迹、证据，是和上面的作品有对应的，但是又不是复制品，因为它们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无序、难以辨认。而我恰恰对把证据作为主体来处理充满兴趣。它们不是草稿，也不是完成的画作，既非抽象，也不具象。
绘画这种媒介演变了上千年。你画下的每一笔都有庞大的历史文本等着你。你画任何一笔，都会被认为和谁有关系，与艺术史的某处有所对应，很难逃出被定义，很难进步。很少有人会讨论作为证据的绘画该怎么处理，如果我的研究能有一点点用，那也是值得的。
你比较多画肖像，为什么肖像画比较吸引你？
我不是一个抽象画画家，我对抽象并不感兴趣。我其实一直在创作具象绘画。具象绘画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也是所有绘画里最能产生内容和影响的绘画形态。抽象绘画更注重内在和自我表达，而具象绘画里能看到一些外在的影响，更开放，也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您的绘画风格一直在演变，从早期类似摄影风格的写实派，到后来更加注重心理、更感性。当时是什么启发了您做了这些改变？
绘画对我来说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它不是真理，但也不仅仅是游戏。更像是一种不断靠近真理的游戏，不断地让你去发现真正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就像追求人生的意义差不多。
文：Lauren Long
译：麦勒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