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i艺术 董大为
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孩子。被穷困和世人的健忘所贬低。——波德莱尔 《巴黎的忧郁》
北京漫长的冬季，占据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一般在11月中旬进入供暖期。今年赶上气候上的拉尼娜事件，会是一个比平常更冷的冬天。
北京有着中国最大的职业艺术家群体，他们习惯把一些厂房改造成适合工作和居住的空间。这些艺术家工作室往往地处偏远，没有市政供暖，冬天是他们最难捱的季节。
艺术行业是个锦上添花的行业，对经济波动异常敏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进入周期性冬季的机会。这次加上疫情的影响，会是一个比平常更冷的冬天。
展览活动锐减、画廊关门、收藏家资产缩水，艺术行业在风险面前不堪一击，只有一些漂亮的拍卖数据，勉强装点着门面。艺术家的抗风险能力尤其令人担忧。画廊是有限责任公司，但艺术家是无限责任个体。社会对他们没有任何保护。
他们放弃离开，悄无声息，失败归咎于个人，毕竟“你自己的选择你怪谁”。艺术家的边缘和弱势甚至没有进入舆论的视野，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像极了他们冷漠的房东。
作为其中一员，艺术家的困难是亲身经历。我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简单说明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理，尤其艺术家应该认识到自我的权利，不再为选择成为艺术家而有负罪感；以及社会为艺术创新创造有利环境的责任。
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依附到独立
人类社会形成之初，艺术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协助原始宗教沟通神灵，讲述人类共同体的故事。人类社会阶级逐渐形成，艺术被统治阶级垄断，为皇权的正统服务，受宫廷供养，比如兴起于宋代的宫廷画院体制。至此，艺术一直附属于权力和功能。随着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艺术开始流行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除了传统上乐于资助艺术的宗教团体和达官贵人之外（比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艺术被更多的社会群体接纳。贸易发展使财富涌向商业城市（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明清的苏州、扬州），造就了大批商贾巨富。艺术脱离首都和政治的束缚，首次开始平民化。艺术家在更广泛的阶层建立名声，社会地位提高，慢慢从依附的地位独立出来。进入现代，艺术再现拟真的任务由摄影接棒，艺术家的个体意识觉醒，为了完全理想化的目的创作：审美、情操、人类的精神世界。为了艺术创作的自由，艺术家需要保持彻底的独立，而自由和独立要求他们付出代价。由于艺术作品是在没有预订的情况下创作的，艺术家只能靠时运吃饭，生存失去了保障。继续“沽名钓誉”还是尽早另谋出路，成了艺术家生涯的基本矛盾，也是今天职业艺术家的普遍特征。艺术与社会亟须形成新的契约关系来相互助益。
画家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受到美第奇家族的赞助，在《博士来拜》的壁画中（ 1459 佛罗伦萨美第奇—里卡迪宫）将美第奇家族的人也画到了队列当中
《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也是北宋政和年间翰林书画院（即宫廷画院）的一员 （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新的契约，国家支持
“我看没有什么事比完全认可艺术家的地位对我国的未来更重要了。”—— 约翰·肯尼迪
由于艺术脱离了再现功能和装饰作用，艺术家的工作不再是社会经济链条中的必然环节。西方发达国家深刻理解艺术在民主社会的作用，以及支持艺术的原理，艺术资助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艺术家最崇高的责任是坚持自我，而不管后果如何”，深受美国社会怀念的肯尼迪总统认可艺术家的自由，主张国家应该像支持商业和政治一样支持艺术。在他的推动下，美国成立了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直接对艺术家进行补贴，并利用税收机制鼓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支持艺术。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NEA）欧洲国家对艺术的政府资助比美国更加全面。法国政府认为国家资助艺术的体系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不但中央政府大力支持艺术，如兴建我们熟知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奥赛博物馆等大型项目，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支持艺术的专享文化资金，并且详细规划分类，以至能够做到惠及每个地区，每类人群。
以在中国刚刚兴起的“艺术家驻地项目”为例，法国有超过170个以上的公立驻地项目可供刚毕业的艺术学生和年轻的艺术家申请。项目支持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并为艺术家举办展览。这样的项目在中国已知不超过17个，且都是社会自发行为。
法国蓬皮杜中心广场 @Manuel Braun
法国蓬皮杜中心外景 @Nicolas Gzeley
中国的现状：认识的荒漠
中国对待艺术家的态度，还谈不到政策层面，因为独立艺术家的身份没有得到认可。尽管近年来国家也意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仅局限于宣扬传统艺术，有生命力的、由活着的个体创作的植根于当代文明的艺术常被认为是危险的，或者是偏离统一意识形态的。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社会舆论把艺术家看成一群脱离大众、特立独行、故作姿态的疯子或怪人。普通大众乐于接纳有名望的已故艺术大师，如徐悲鸿和齐白石，对他们的传奇和情史津津乐道，但对当下艺术毫无兴趣。只有在被拍卖数字震惊得瞠目结舌时，大家的好奇心才又重新燃起，约定俗成似地总结成同一句话“听说你们的一张画能卖很多钱”。而他们能表现出来对艺术最真诚的热爱则归结为另一个令很多艺术家都闻风丧胆的问句，“什么时候给我画一张？” 并自信地补充道，“我喜欢收藏。”
在2017北京保利秋拍中，齐白石作品 《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元成交，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的最高纪录
选择和坚持是艺术家的权利
艺术家不屑于依附任何有失公正的国家体制（比如仍然在地方大行其道的美协和画院），但不意味着就要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体制之外。由于社会对艺术家身份从上至下的偏见，他们甚至会为自己“任性”的选择感到内疚，愧对家庭甚至社会。长期的自责容易导致抑郁，这就是为什么抑郁，至少是抑郁的话题在艺术家之间变得流行，尽管大多数艺术家都是以自嘲的口吻谈及。选择成为艺术家固然意气风发，但是艺术是终其一生的职业，难免有时意志消沉生活潦倒，尤其很多艺术家是在风险面前裸奔。创造性行为需要长期积累，没办法一蹴而就，艺术上的成就是一个持续的旅程。为规避风险，商业介入往往会选择艺术家的成果期，艺术创造的积累期和波动期就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哪怕是出于人道主义。幸好中国的传统文化盛产为子女无私奉献的父母，尽其所能地填补着因国家政策缺失留下的社会资助真空。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总会有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立志成为艺术家，因为抱负和才华的鼓动，因为冥冥之中使命的感召。选择成为艺术家如生命一样，是天然的权利，不可阻挡。在选择的自由之外，一个好的社会还应努力使其每一个成员免于饥饿，免于恐惧，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有生存继而坚持下去的权利。艺术有益于人类福祉，和谐社会，艺术家不应该因穷困和世人的健忘而被贬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