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世强:当老师要提防自己成为“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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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2020-11-20 10:58:05

来源:打边炉ARTDBL


上课现场


受访:高世强
采访及编辑:黄紫枫


10月31日,“近未来:可能生活 | 2020跨媒体艺术节”在宁波东钱湖畔开幕,由高世强担任本次跨媒体艺术节的总策展人。展览开幕后的第二天,《打边炉》与高世强进行了一次交谈。我们从近年来人气和活跃度皆颇为火热的艺术节现象谈起,了解具备节庆气质的艺术节对于一个学院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对话中,高世强把跨媒体艺术节称作“教学引擎”,它以一种脱离课堂的、项目制的形式,让师生群体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在这样项目形式的组织之余,高世强提到在教学中“脚踏两条船”,先让学生习得方法,具备可以“接活”维持生计的能力,而后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还有造反的可能,保护学生的散漫,只有带着这样一股不服从的劲儿,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能出来。高世强没有过多地谈及先锋和实验,只是笑着说反正他和身边的同事们当年也都是“造反”出来的,自己当老师非常提防成为只输送观念的“教主”,这不仅是美术学院教师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所有教学工作从业者所要警惕的陷阱。


文章发布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文中用图,如无特别说明,均由受访人提供。


“介乎之间”的事

ARTDBL:这几年出现了形形**的艺术节,它们的活跃度甚至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型展览,你是如何看待这类现象的?

高世强:现在不光是跨媒体艺术节这种形态,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在做一些“介乎之间”的事情。中国过去的艺术一直是泾渭分明的:传统的“国、油、版、雕”是在计划经济下产生的媒介划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先锋艺术、前卫艺术、地下艺术、独立艺术……等等各种名头,但其实都是同一帮人把同一种东西倒来倒去地做。近些年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市场的兴起,真正的独立思考以及艺术家的精神独立性反而受到双重打压,一度甚至开始转向了类似“出口外贸行业”的状态,很多艺术家的创作专门针对国外收藏家的趣味进行生产,这还是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再后来,中国当代艺术背后的平台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也激发了“跨媒体艺术”(或其它说法)的生命力。

像那些假公共艺术之名所做的展览和活动,其实还是由长官意志、领导趣味决定的,但是处在中间状态的新兴艺术节不一样。这类艺术节首先就是要投合年轻人、抓住年轻观众的趣味,而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社会的基层,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状态。实际上多数领导也喜闻乐见那些受年轻人欢迎的东西,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交集,艺术开始降落。一方面从白盒子降落到了切实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则从比较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决定向民间降落。我觉得现在还在降落的过程,真正扎根下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日,但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黑匣子-UFO”艺术项目于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的展演现场©️黄紫枫


ARTDBL:就跨媒体艺术节而言,节庆的气质能够带来什么?在组织和策划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实践“降落”的?

高世强:坦率地说,如果这次跨媒体艺术节是在美术馆内举办的”学术性展览“的话,有一部分不是特别成熟的学生作品都会被剔除,但在艺术节上,我们很坦然地让它们逐一呈现,考虑到在地发生的意义,或许能够重新定义艺术品的生效性和它的价值。

我们就是一个学院性的行动,针对教学的意义才是第一位,而不是基于商业操作去拉拢、锁定某一个特定的潜在收藏家人群。我们当然希望拿出来的作品是有意义、能被别人承认的,可是当我们说作品好坏的时候,判断标准又往往会回到了美术馆的潜台词之下,这里面的确是有一些纠葛。我策划的时候尽量去平衡一个生态,面对所有人设置一个一个彩蛋式的点,力保有些作品一定要达到它的深度和强度,同时也呈现一些游乐园式的、甚至是偏幼稚的作品。既然我们假定所有人都能来到跨媒体艺术节,那或许各种类型的作品都能往里放。

ARTDBL:你提到了美术馆的标准、学院的标准、还有大众的标准,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希望打乱、或是把多种标准并置于同一个现场之内?

高世强:你可以说这种做法是从策划的角度上把标准悬搁了,尤其是那些明确的、我们习惯了的标准。但从自身教学脉络上出发的话,却的确存在着历年积累、比较下来的一个纵向标准:去年最好的作品同今年最好的相比,孰优孰劣?或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作为老师还是很清楚的。另外,当标准被放到了特定的场域里,也会做出适应性的变形和调整,我们不会那么刚性地去谈论自己想要什么。

国际跨媒体艺术邀请展现场,邱志杰:《技术伦理地图》,纸上水墨,126*246CM *5©️黄紫枫


“彻底的保守主义”

ARTDBL:这次跨媒体艺术节的主题是“近未来”,我比较好奇的是在这样的科幻主题下,要如何鼓励参与者在一个美学的基础上回应当下时代的世界观?就像是黄金时代那些科幻电影对探索外部世界的渴望,还有赛博朋克中在虚拟世界的无限延展以及对寡头经济的摹画,都在一个粘合度非常高的视觉基础设定上,回应了它们所处的时代。

高世强:在我看来,你提到这两个阶段科幻视觉差异,是两种意识形态导向的对未来的差别设定。经典的赛博朋克思路,是资本主义加自由主义而产生的结果,它一定会进入一种诉诸于满足感官和欲望表达的想象力路径。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每个人对方便与舒适的追求走到极致,就会发展出《超级玩家》与《银翼杀手2049》式充斥着沉浸式体验的赛博空间,现在手机的发展已经让人看到这样的征兆。同时,你也会看到前苏联那种集体主义背景下的科幻,它并不强调视觉上的刺激,甚至在感官上都不是那么的愉悦,所有东西的造型都显得刻板而方正,但是从经济实用主义的层面而言非常好用。这类想象力的路径虽然不太在意感官体验和物欲表达,他们的视野却是指向外太空的“星辰大海”。

在我看来,不远的未来人类或许会走向两重悲观的前景:一重像僵尸一样被锁在游戏里,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驱逐下,个体的需求甚至欲望能够被无尽地满足,却只是集聚了那些最低级、最基础的欲望。当带着最低级欲望和私念的人们组成共同体的时候,这个整体只会无尽地被向下拖垮。而另外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重,则会导致人类走向蝼蚁帝国。现在大部分的论述都觉得,只要科学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就会无限进步。但人不是神,人有局限性,资源也有限制,即便把一切资源都投入到发展之中,即便所有人都活得像奴隶、工蚁一样,依然会存在着无法突破的边界。这两种意识形态都让我看到,当发展的野心越来越大,直至陷入极端科学乐观主义的怪圈时,它指向的是一个反人类的结果。

作品拍摄过程中©️孙晓宇


站在发展的立场看,停滞是一种倒退甚至愚昧,但从稳定性来看的话,是否有可能不走向无限制膨胀的资源消耗,而处在相对静态的和谐与平衡之中?我这几年开始做“山水-近未来”的内容,也是在尝试一种重塑世界观的路径。从绘画的角度来看,山水画跟西方焦点透视的世界观的不同之处在于,焦点透视是由“我”出发的,世界在“我”面前像一扇窗户展开,“我”与窗户外的风景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这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种分裂和对抗性。而山水精神并不以塑造“我”的本体个性作为最高价值,相反,它是以把“我”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作为最终的追求。

这让我看到了一种在过往科幻叙述中没有出现的可能性。我在“山水精神”和“近未来”设计方面的双重实践,其实是想从两端开始,从世界观的基础上塑造出自己的东西。这是我真正的个人动机,如果这样的未来可期,至少我们看待未来的底色不会那么悲观吧。

拍摄作品过程中


ARTDBL:当你提出“山水-近未来”这样的科幻美学想象时,要如何去应对时代更迭和视觉语言生命力持久性的问题?

高世强:我一直觉得科幻的故事架构在思考上是大大超前于视觉艺术的,所有叠加在这之上的审美想象都只不过是它的变形。反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幻小说、电影塑造的生活,有些具体的想象肯定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但从中传递出的对技术从乐观向悲观走的状态,即便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共情,毕竟每个人都不难体会被锁定在虚拟世界之中的感觉。

我现在所做的,有点儿像“以夷长技以制夷”。赛博朋克的概念,包括科幻影视、日本动漫所塑造出来的对某种特定审美的认定,影响太大了,几乎锁死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是要在这个语境里面展开讨论或是博弈,必须还得用到这些元素。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处在相同领域的人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彼此的成果就像是线团一样相互缠绕着。即便我对当下赛博朋克的趣味有着自己的看法,我在做的时候还得部分地接受它,因为我也在这个时空当中,受它们所塑造,只是要保持一份警惕。另外我们背后还有不一样的资源,我们有与生俱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这或许能够提供新的可能。这也是这次跨媒体艺术节主题选择“近未来”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去塑造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全套搬运别人的东西。


国际跨媒体艺术邀请展现场,高世强:《山水宣言2.0:云山六章》,多媒体影像装置,22’34’’©️凌宗权,吕艺杰


相较于文学的想象力,我们在视觉上一直就是滞后的,影像的表达本身就受到外在视觉细节的限制。在一个受限的媒介里面做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艺术创作仍然吸引人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参与对现实的塑造而获得的满足:我可以通过自己的作为,部分地影响了对尚未到来却也即将到来的现实的塑造;另一方面则是在做的过程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从作品构思到制作的过程中,每一次想法的升级或是优化改造,我依然能感受到创造的那种无中生有的快感,这或许是上帝送给人类的、写在基因里的一种本能。这也有点像是古人作文人画时的心境,文人们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当他们退回到自己的书斋,却还能够进入自己精神中的世外桃源。文人画中的山林源自记忆与脑海,精神和心性却融入笔墨之中。同样,这样的审美体验也隐匿于我所创作的影像的屏幕之间。

说起来繁复,也容易把人绕晕,但这和山水精神中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揉在一起便成了中国式世界观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与世界相携的陶醉式审美体验。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这个世界观放大再放大,放到当代的语境里,放到未来的语境里,让大家看到游戏式的沉浸体验和开拓者式的野望以外,还能有一种向内收的方式,好好过日子,维持世界守恒的状态,这是我从山水精神到“近未来”之间的一个愿景,也可以说是选择了一种“彻底的保守主义”。

意识圈开放媒体展现场,蔡宇潇:《另我宣言》( An Alter Ego Manifesto)现场,面部捕捉互动装置©️2020跨媒体艺术节


找到沉醉于枯守钓竿的快感

ARTDBL:作为教师,要如何在跨媒体艺术节,乃至教学中针对这样的愿景让学生更好地代入理解这个世界观?或是传递这样的创作体悟?

高世强:很难,非常难。“近未来”的主题我在去年就跟同学们说了,教学课程上也以这样的前提做出了相应的配合,让学生放开想象去做。但事实上我写的那个主论述文章学生看没看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理解其实也不那么重要,毕竟在科幻这个层面上,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不同的。

我有着多重的身份,第一,我是一个艺术家,可能才华有限,悟性能力有限,财力也有限,那只能尽我所能地做,按照自己的路径实践,能做多少做多少。第二,我是一个教师,我们面对学生的现实情况是,大学生交到我们手上时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巨婴”,还没建立独立自主思考的意识。这么一个状态下,我们能做的只有启发他们意识到艺术创作是一种在外在世界、自我以及媒介语言三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创作者要对外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我们作为教师,还要帮助他们意识到如何用自己的媒介语言表达清楚。比如说,战场上将军的媒介语言就是千军万马,同样,创作者也需要建立适合他个人的媒介语言关系。

同时,当老师还要很提防自己变成“教主”。“教主”式的教师向学生传输的不是方法,而是观念和教义。我只能根据学生自己的知识储备、个性特点、趣味偏好,教给他们一些建构方法的方法,去摸索世界、媒介还有自我之间独特的因缘关系,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帮助他们塑造了独立的世界观。至于学生能做到什么程度,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几年时间还只是入门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下,要有资格讨论你刚刚提出的从视觉上追赶人类想象力的可能性,这几乎是高不可及的。我作为创作者自然是会去追求,但是能不能达到,真的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

跨媒体艺术节开幕前,开放媒体系主任姚大钧和学生一起在韩岭水街旁完成了一次“声音道场”


ARTDBL:创作中的快感,就跟小孩子天然会地觉得捏泥巴好玩一样,像是一种人类对动手本能的需求。你也提到现在美院教育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那要怎么激发这些被统一招考制度驯化过的学生,对于创作快感的需求本能呢?

高世强:这就回到艺术节上来了。我们学生在教室里思考作品的时候想象的是白盒子空间,是抽象的城市空间,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在准备艺术节期间,为了理解场地,我和学生们一趟又一趟地跑到这儿来,对具体的地点设定有所感知以后,创作就不再是教室里面闭门造车式的想象了,学生开始把作品跟一条街和它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有一种真正审美的东西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我们以前说“地点上的时间”,特定的时间就要在这个地点展开。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艺术节远远超出了艺术作品在一个抽离的展台上面对抽象观众的意义。我希望学生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种创造的快乐,就像钓鱼一样,不管多累、多辛苦、多冷,都能在江边枯守钓竿钓好几个小时。创作在这方面也有些相似,需要进入一种只沉醉在一件事上的状态。

对于跨媒体学院的师生而言,我们的工作从开始决定要怎么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十天只是一个结果的再发酵。展览开幕之后都是一个维持的状态,更多是在作品和这个环境中不同人产生的缘分,有种社会层面上的因缘关系。

在整个艺术节中,师生同甘共苦做一件事,有了战友般的情谊,这似乎就是管(怀宾)老师说的创作集体。它不是集体创作,每个人拿出的都是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大家共同完成一件作品),但都把艺术节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彼此获得了充分的信任,能动性自然就调动起来了。这在课堂上是无法达到的的——学生要拿学分,老师得盯着他们有没有迟到、早退、溜号——师生之间天然地就是一种对立关系。跨媒体艺术节其实是一个教学的引擎,三个系之间都暗自相互较劲,铆足了劲儿开干,这之间的张力其实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

“跨媒介巨构DISEGNO”媒介展演现场©️2020跨媒体艺术节


走弯路不是错事

ARTDBL:在日常的教学中,实验艺术系如何同时满足实验性和专业性两方面的要求?

高世强:我担任系主任以后,慢慢地把实验艺术系的基本方向调整为空间影像叙事。这个大方向之下,一系列的课程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首先第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绝不要在美院里再搞一个“小电影学院”,一方面是因为美院在电影行业内的资源占有一定PK不过电影学院;另一方面是我相信我们学生的素质,能做的不只是行业内的那一些工作。

我采取的方式是以一个接一个项目的方式,带领学生从理解图片,到输出素材,到塑造时间表达,到布景传递整体美学效果,这么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在美术学习中获得的造型、色彩、鉴赏以及光影上的美学能力转换到影像上来。这之后再去培养他们的叙事能力,让同学们一整个学期对同一部电影进行“过度解读”,鼓励他们“想到即学到”,分析电影中每一条叙事线之间的关系,教给他们一种结构主义式理解作品的方法。经过了两个学期的基础训练,我们就已经让学生把电影学院四年的内容从方法上摸清了,至少从工业标准上保证他们出去能够干好活。第三个学期,直接打破他们此前所有接受过的叙事训练,粉碎已经被锁定的思维习惯,让他们意识到影像发展的可能性,甚至是极端性。毕业作品里,学生自然可以选择自己的作品是叙事或非叙事方向,但我一直强调得具备基础能力以后再去否定它,不能根本还没摸到门边就开始嚷嚷着反叛。

虫洞日志影像展布展现场


ARTDBL:你是先在实验艺术系设定了影像这一特定的形式进行教学,再在教学中去打破影像的可能性;学生在五个学期的教学中也是先习得一套工业标准,再把工业标准打破,为什么要建立一个主体再将其打破?实验艺术的教学主体是什么?

高世强:这也是美院一脉相传的传统,我也是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我是雕塑系毕业的,大学毕业以后真正能够做雕塑的人不多,但是在大学期间我们获得了一种理性的方法,毕业后回想起来,我很多做事情的方式都有着很强的结构意识。不管是我的影像创作还是策划一次艺术节,都是先搭起一个整体框架再到局部细节的调整,这之间的次序感和条理性就来自我在雕塑专业时理性的训练经历。

我们也希望在实验艺术系能够这样,从方法上教给学生一个做事情的结构性意识,同时让学生具备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造反能力”的心里准备,得有这个视野才行。我是采取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教育方式,这点也是跟邱志杰作为上一任系主任是一脉相通的,我们一方面教给他们专业的标准和方法,另一方面还是要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我们给学生两种不同的职业选择,要是毕业后想从事创作这条路,那就踏上了一个学术高度的平台,要是想做一个新型的社会创意人,那学到的方法也足以支持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最成功的教学,应该是要在保持随意性、自由性的前提下,激发出学生创造的欲望,再往后,则是保证学生能够掌握一种方法,具备跟社会发生具体关系时的运作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职责的一部分是要保护每个人的差异性甚至是散漫型,即便那偶尔会被当作懒惰的借口。我经常把自己比作花匠,我的本事在于让各种植物都长得挺好的,可是花园里总不能只有一种植物吧?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多元的,除了技术层面的东西,还要有一股不服的劲儿,得有“造反”的想象力和胆量,原创性的东西才能出来。

虫洞日志影像展现场©️黄紫枫


ARTDBL:对于你同时作为学院管理者的身份而言,造反也是个棘手的事情,在这个情况下要怎么去权衡?

高世强:说实在的,造反会给我们制造很多麻烦,我们确实也经常有吃不消的时候。但“造反”也算是学校一直以来的“特色”吧,你看我们这帮人一个乖孩子都没有,当年也都是“造反”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才更能体会和知道它对开拓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性。我们在这么一个传统里面成长起来,对老师的不满、玩闹都很直接地表现出来,从心理上就是一种平等的感觉。其实现在回头想想读书时代老师们对我们的宽容挺感动的,现在我对老先生们也是加倍敬重,感激他们当年的包容。反过来,有时候学生给我们引起的不适,还是尽可能地要保护和包容他们。

实验艺术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是高度认同走弯路不是错事。不用那么现实,人一生中也就大学4年,毕业后社会自然会把你磨得无比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以后的你可能会变成拎着**包、穿着小白衬衫、每天规规矩矩去上班的一个人,为什么不在这4年飞一下呢?最有效路径固然会指引你达到目的,但要是走到新的可能性,一定是没走过的路,要在弯路上积累经验和体验。首先告诉学生有这个可能性,之后再扶助他们制造可能性的可能性。

“跨媒介巨构DISEGNO”作品创作过程©️2020跨媒体艺术节


作为历史性概念的创作集体

ARTDBL:跨媒体艺术学院对培养“创作集体”的强调,是希望培养艺术行业的“特种部队”吗?

高世强:我倒没有这样的野心,更无意去培养一批横扫一切、再战江湖的远征军,改变艺术江湖的现状。我从读书起就对维也纳学派特别神往,觉得他们充满理想主义,这个想法一直伴随着我,就想营造一个小氛围,一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小环境。

说到创作集体,我曾经一度对当代艺术基于民主的核心价值非常质疑,把世俗政治社会的价值观平移到艺术领域中来,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灾难。艺术恰恰是有一种近似于上帝造物的独裁性,“无中生有”的创作才造就了一种伟大的艺术品。同时,这跟智力才华的接力也是相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形象的具象化是一个从中世纪开始慢慢松绑的过程,是几代人的智慧跟努力的结果。共同指向的目标,就像登山接力一样,一个人穷尽一生的智慧走到这儿,另外一个人接起他的棒再向着高峰走。现当代对个性化的过度强调,会导致差异性竞争,不要说徒弟不会继承老师的事业一生只做一件事,艺术家自己的一生里面,都不肯把这件事做一辈子。那即便投入了智力、才华、时间、精力,在这条路上走所能达到的高度或者深度,又怎么跟几代人的努力成果相提并论呢?

虫洞日志影像展布展现场


坦率地说,我对艺术创作有过一次从充满激情到失望再到重新焕发激情的轨迹的。之所以能够重新回来,就是意识到艺术可以不单只是“外贸产品”,作用于现实的行业也不光只是政治经济,我们的工作同样有改变现实的可能,相信这一点就去做了。艺术的创作,也是跟世界交流的过程,总之我要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发声,听见的人越多,似乎也可以一点一点地影响到现实,我们艺术家能做到的只能是这个程度。

我作为老师,是希望通过创作集体发挥集体激活的作用。以后肯定会有人改弦更张,但总会有一些人会沿着这条道走下去。这条道延续下来了,就可以作为一个事业传承下去。我个人对创作集体的一个愿望,是让它成为时间隧道里的一个历史性概念,而不只是停留在单一时间截面上。


ARTDBL:你如何看待自己处在创作者和教师二重身份之间的这样一种似乎是“夹心”的状态?

高世强: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艺术家自身趣味的排他性是很强的,说到底一个艺术家骨子里是觉得除了自己的东西,别人的一般看不上。这方面,我也一点不比别的艺术家更平和。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我会让自己非常宽容,尽可能地耐心,尽力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尤其是当你知道大家都在互相表演,孩子们往往也不是那么认真地来上课,这个作品方案很可能只是他昨天晚上为了应付今天上课而随手勾了一个东西,他的真实兴趣全在打游戏上面的时候,却还得必须面对很糟糕的方案循循善诱,那时候就觉得对自己是一种折磨。

不过老师这个行业,也还是有它的美感,比如,老师至少一直在交朋友。这么多年我有了一帮“死党”学生,关系特别铁,不管是学生在读书的时候还是毕业以后已经是一生的朋友。在一线教学真就好,永远跟年轻人在一起,而且似乎永远不老。我直到去年真还认为自己是青年教师代表,今年一批老先生退休以后,我忽然发现再开会的时候自己俨然成了老先生,这在心理上太难接受了!有时候我也巴结学生们,向他们学习点儿新东西,像我的手机上会装着bilibili、小红书、抖音之类的东西。而且,年轻人毕竟是很单纯的,哪怕是功利的孩子都能一眼识破,还是很可爱的。

说实在,如果没有投入教学,一直纯粹地创作,我顶多会走向“山水精神”,不会走向“近未来”,而且我不会像今天一样探讨完全不同的东西,可能到现在还长期投入在一个单一话题上。做老师除了接触到新鲜东西,同时也会警醒自己所有的过失都是必然的,没必要把自己造神,有时候人在一个圈子里越活自己就越相信自己是神了,这事在我身上不会发生,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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