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国内“逆向留学”的艺术生,近况如何?
发起人:不举手不发言  回复数:0   浏览数:66   最后更新:2020/11/17 11:21:34 by 不举手不发言
[楼主] 不举手不发言 2020-11-17 11:21:34

来源:打边炉ARTDBL


到达国内后第一次核酸检测,为了保持安全距离,人们被分配到一个个小房间©️曹骏


策划:钟刚
编辑:蓦然
受访人:秦可纯、陈荣辉、陈思明、李畅、曹骏、项何蓦然


今年上半年,第一波疫情在国外爆发后,有不少媒体对留学生这个群体投以关注,话题大致围绕着他们在国外的见闻,以及风波不断的回国路而展开。

十一月以来,随着美国的确诊人数不断上升,以及欧洲各国再次进入全国或地区范围的封锁期,欧美地区的疫情还远没有结束。新的学年虽然已经开始了,却有很多留学生出于不同的考虑而没有回校报到。有的人选择回国上网课,也有一部分人选择暂时休学,在国内“逆向留学”虽然是一种颇为无奈和被动的境遇,却也是一个折衷的选项。
艺术行业里,有留学经历的从业者日渐占据多数,艺术留学早已是一种常态。我们想要看看那些顺利回国,并选择在国内“逆向留学”的艺术生们,他们的观察和感受如何。

一共有六位留学生接受了《打边炉》的邀请,他们分别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耶鲁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爱默生学院、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我们向他们抛出了以下问题:
1、这次的疫情应该扰乱了你原本的学习计划,给你的学业或毕业就业带来了哪些影响?2、原本希望出国留学,如今变成了在国内“留学”,线上课程的效果如何?3、学校当前的状态如何?你是否在即时关注学校的动态和恢复情况?4、对于未来发展的计划,你是否有所调整?全球化的蜜月期似乎在发生变化,也许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你会继续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还是回到国内?5、你认为疫情带给你最深的触动或影响是什么?
以下文章将一一呈现他们的回应,按照惯例,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审阅。


种种不符合预期的经历,确实让我有过延期学业的念头


秦可纯

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研究生,当代艺术策展专业


今年三月,疫情在英国加速扩散,政府的应对措施从开始的“遏制”过渡到“延缓”阶段。在系主任发了第一封取消隔天课程的邮件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学校。疫情打乱了许多原本的安排:前往苏格兰周边的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的实地考察旅行被取消,有一些列入我个人待做清单的事情,比如在英国和欧洲看展、进入机构实习等,也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学校方面,讲座、讨论和毕业项目的最终呈现都将在线上进行。或许是为弥补无法在场的不足,课程内容上反而呈现出一种“高产”——线上项目不断增多,系里也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做讲座。第二年的毕业项目需要和组员、导师以及空间负责人持续讨论,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也就多了起来,比如网速不稳定,因时差而聚不到一起等;也有一些改进,比如长时间对着屏幕容易感到疲劳和分神,所以我们中途会休息10-15分钟。目前为止,网课仍然是一种还在摸索中的形式。
在英国,学校的动向基本上都严格遵从政府的指示。现在不仅设置了“burst mode”让学生们分批进学校,听说进图书馆也要提前预定时间,且每个时间段只开放五个位置,工作人员会在学生离开后对座位和碰过的书进行消毒。考虑到很多人已经不在伦敦,所有借出书籍的归还日期都早已被自动延长。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非常严谨,也比较人性化了。

同学拍摄的“burst mode”期间的图书馆


疫情最紧张的时候,我时刻都焦虑地在手机上刷着相关新闻,那时觉得在重大的社会危机面前,谈论艺术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如今最初的慌乱已经过去,也就促使我必须去关心和思考一些专业相关的问题。

最主要的还是关于线上展览——这是我们这届毕业生不得不面对的选项,上一届有几个策展项目,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从线下改成了线上,许多人持续了半年的调研和实地考察,却无法以方案的形式完整呈现。今年有许多艺术组织都开始将重心转移到线上平台,即使总体的展示没有什么革新,但疫情促进了这一进程,这之中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有待尝试。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策展系2020年毕业作品


起初,种种不符合预期的经历,确实让我产生过延期学业的念头,刚回国后也觉得十分低落。但因为国内防疫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我也就有机会去不同的城市,做调研、写展评,毕业项目的进程也逐渐紧凑起来,这些都让目前的生活充实许多。目前只期盼明年一月能回到伦敦,还没有毕业后的具体打算。


未来最让人担心的不是疫情,而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和不信任


陈荣辉
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艺术摄影方向


中年辞职,出国求学,在耶鲁学习不到一年的时候就碰到了疫情。当初是被这里相对学术的氛围吸引,希望可以在保持批判性思维的同时,做到更加开放和坦诚。如今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办法和老师、同学在线下交流,特别是进行批评(critique)和工作室访问这两个环节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我的作品能以实体展现。艺术品的某种物质性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一点对摄影来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现在耶鲁的所有课程都是线上教学,zoom成为了我们的主要学习工具。这样的时刻或许我们都想象过,却没想过会因为疫情提前到来。或许未来就是这样的社会吧,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体验。这些我在个人公众号上每周更新的留学周记中也写到过。

当然,未来最让人担心的不是疫情,而是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和不信任。疫情之初,这样的不信任已经对很多亚裔学生造成了影响,回国的艰难之路相信也会让很多人铭记。疫情之下,我们还信任那些一直坚持的事情吗,还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放弃一些东西来换取更多的威权舒适呢?

每周二的批评课,都会有四个学生要展示自己的作品,除了我们的任课老师外,还会邀请来自MoMA、古根海姆等机构的策展人、评论家来参与讨论。这是我做的最后一次线下展示。


回国以后,我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个空间作为自己的工作室,每天按时上班。我通常在下午两点去工作室,晚上十点回家上课,到凌晨六点开始睡觉。花了两个月才慢慢熟悉这样的作息,感觉现在的体力还算跟得上。我的个人创作没有发生受到太大的影响,我喜欢的、坚信的某些东西,一直在尝试。当然,因为疫情,我的情绪受到了一些波动,不过这也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

当下的创作依然是“按部就班”进行中,身处这样的特殊时期,并不需要刻意,我们的作品总是会和当下发生某些联系。我也正尝试做一些在工作室里的创作,对于总是“往外走”的摄影而言,这样的逆行训练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挑战。

杭州某工业园区内的工作室,正在进行新项目的拍摄


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我倒是没有考虑太多,艺术家的就业意味着什么?艺术家去创作就是最好的就业吧。我们经常谈论的就业,更多是说政府或者社会层面,要赚多少钱活下去。因为我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总有办法可以活下去。

想起之前有个艺术史的老师说,建筑系的学生要去法学院门口多转悠,那边的毕业生都是未来的客户;艺术学院的学生多去建筑学院门口转悠,因为建筑学院的学生有可能是未来合作的对象。当然,这是玩笑,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艺术学生的就业比较艰辛。耶鲁艺术学院比较慷慨,我们专业基本都是全额奖学金,大家经济压力会小很多,更多是创作压力。


艺术家可以做的事情,或许不多,多问自己要方法。就像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里说的,多从自己那独一无二的童年里寻找答案吧。


疫情带给我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重新思考了研究方向


陈思明

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中国现当代艺术以及文化人类学方向


原本我申请了学校暑期研究的经费,准备暑假回国做中国当代艺术方面的研究。但是因为疫情,学校取消了所有国际旅行的经费,于是我的计划就泡汤了。疫情在美国刚开始时,室友正好放春假回家,我在图书馆关闭之前,用行李箱把需要的书全都搬回公寓,那段时间整个客厅都堆满了书,几乎每天都在熬夜写作。虽然社交生活基本消失,但唯一的好处是只要在家打开链接,就能参与很多讲座和活动。

疫情期间,在公寓客厅学习的桌面


疫情带给我最直接的影响,是让我重新思考了研究方向。原本准备去香港的文献资料库和内地一些相关城市搜集资料,但是疫情发生后一时半会无法自由进出香港,再加上过去一年里,我的研究兴趣逐渐从以文本研究为主的艺术史转向文本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人类学。这段时间,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一方面,我从本科开始学习艺术史,在这一过程中,愈发觉得艺术史相关的研究越来越理论化,和现实生活非常脱节。疫情发生以后,这种感受变得更加强烈。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写着写着就失去了信念,虽然学术依旧带给我很多灵感和快乐,但是它带给我的迷茫、失落和无力感也愈发清晰。刚好去年上人类学课的时候写了一份研究的提议,和导师商量了一下可行性之后就决定尝试,希望能做一些和社会现实更加贴近的话题。
最终,我在六月份回到国内,并且由于中美的时差问题而选择做一学期的间隔(gap)。虽然目前的研究已经偏离了艺术这一轨道,但最近在学习和实习之余,也因机缘巧合加入了一个关注艺术领域的女性创作者的平台,依然试图保持着关注和参与。疫情对我的影响或许是方方面面的,关于未来,原本计划留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但那里的疫情在接下来几年间都未必能稳定下来。我打算毕业后先回国,离家人更近一些,也就更安心。


目前处处受限的生活让我产生由内而外的抗拒心理


李畅

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科,多媒体艺术与设计专业


疫情开始后,我所有的计划和生活方式都被打乱了。就算在四月份回国后,我也依然觉得非常焦虑和不安,却又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我。是疫情的蔓延?签证问题?两国关系的紧张?还是从独居到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不适应?这段时间里,我产生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对于出国留学和目前生活节奏的不确定。
目前的生活被网课支配着。虽然网课局限性很强,但对于需要大量文本分析的课还是挺合适的。比如我这学期在修的两门电影课,主要就是对于电影及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学习流程基本是先看教授提前录制好的视频,看电影,再看下一段视频,最后开始线上讨论。因为可以随时暂停和重放,对于学到的内容会比较有把握。
相反,对于纯艺和其他需要工作室实践的课而言,线上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理想了。从查找资料,到创作过程,再到作品的展示和批评(critique)阶段,不仅受到屏幕的阻隔,还被横跨太平洋的时差所困。原本在工作室中强调的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感知无法在线上实现,面对屏幕上的实物图时,这种感受和亲眼看到实物,甚至是看到打印成整面墙大小的实物图,都是无法相较的。

除此之外,虽然有门课的教授,非常人性化地设置了为亚洲时区学生准备的迷你课,但若是选择了保证睡眠质量的迷你课,能听到更多不同观点和反馈的机会就少了。因为美国疫情持续严重,再加上校内系统的学生人数增多,接下来的冬季学期也将持续目前的混合型教学模式,即绝大部分上网课,小部分有毕业就业需要则线下教学。

没想到还有机会和教授进行二对二的私教课


虽然这次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遭遇,但从爆发到现在,我最大的感受还是集中在自我的矛盾和斗争上,对于目前处处受限的生活,我产生由内而外的抗拒心理。也许是我一直无法接受不令人满意的现状,每当听到家人和朋友说:“没办法,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要随遇而安。”我都异常反感。然而,我不能让疫情的常态化,成为焦虑与纠结的状态也常态化的缘由。目前希望可以按照原计划,明年毕业后间隔一年,稍有沉淀后,再准备申请雕塑方向的研究生学位。但在这个逆向时期,有些逆向的想法也不为过吧。
家就是家,它可以温暖和舒适,但这个构架始终无法给予你一个独立于外界而存在的空间。家是满满的,但我希望一个好的学习与创作环境是空空的。


学校询问留学生下学期的打算,我果断放弃了网课


曹骏

就读于美国爱默生学院,本科,电影制作专业


隔离的房间很小,一张床,两把凳子,一个茶几。没有窗,但有一个能看到外界的通风口。没有课业的时候,我经常踩在书桌上,垫着脚对着通风口呼吸。在这十几平米的空间里,床变成了大多数活动的场所,那种“去特定场合做特定的事”的能动性消失了。再加上日夜颠倒的网课,所带来的后果是,上课想睡觉,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生活的秩序与节奏随之紊乱。
网课的学习效率很低,写论文像挤牛奶。有一天和朋友通电话,偶然之间聊起了疫情对个人状态的影响,举着电话的我不仅说不出个所以然,就连简单的说话逻辑都把握不清楚。那一刻,我惊愕地意识到,自己居然失去了表达的能力。表达原本是生活的出口,在疫情期间这个出口被堵住了。
如今我再去分析堵塞的原因,一是因为太久没思考。疫情开始的时候那一组组刷新的死亡数字,那些沉重的影像和那些被淹没的声音,我还能与之共情,可慢慢地这种能力在减弱。也许是因为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我变得麻木,不再思考,也不再表达。二是因为社交距离削减了潜在的表达对象,即使我刻意去找人倾诉,还是有太多东西难以用语言描述。

隔离结束后,我回到了老家继续上网课。有一天是凌晨三点钟,我正对着屏幕里的小人像们做报告,做到一半时对面楼传来了熟悉的乡音:“嬲你妈妈别哪个畜生崽子这么晚练英文咯?”我居然第一时间用英文对着窗外说 “I’m really sorry”,然后用中文对教授说:“不好意思,我们继续。”五月份课程结束后,学校发来一份邮件,询问留学生下个学期的打算,我果断放弃了网课。虽然网课方便了信息交换,却缺失了面对面交流的特定体验与感受,回美的代价又太高:高昂的机票,繁杂的手续与疫情风险。于是最终决定休学一年,以工作代学习。
前段时间和为数不多的一个没有回国的朋友通电话,我们一起叹息着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在一起拍电影,讲故事了(Emerson电影制作系大一大二多为文理课程,大三才开始进入电影制作课程)。我说我羡慕他能留在大学的乌托邦里继续自由地学习与创作,而我只能面对冗杂而机械的实习工作和遥遥无期的归期。他则说他很孤独,一个人每天都散同样的步,做同样的事。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三月下旬,学校停课,宿舍关闭,许多学生将带不走的东西留在公共区域,上面贴着“拿走请自便”

我身边大多数留学生都选择留在国内上网课,也有人因为要提前毕业,为了拿到OPT毅然决然地回美。我期待着明年九月美国疫情会缓解,旅行限制能解除,能顺利申请到签证,回到我的象牙塔里再做两年梦。
前几天在网上和一个女生聊天,了解到她也是留学生,只是不准备回去继续学业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母亲是医生,在前线离世了。我想说些什么,却发不出声音。疫情拨乱了芸芸众生的时间线,打乱了太多人的计划与节奏,你我之间有些人停滞,有些人提前,而秩序会重构,人们的生活总归回到正常,只是有些人,则永远终止在了某个时间点。


如果正身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先关注此时

项何蓦然

读于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本科,艺术史专业


在六月中旬准备回国时,伦敦刚刚进入封锁期的第三个月。那时我常在空荡荡的街边看到狐狸从树林里踱步而出,它们和四处睡倒的猫一起重新主宰了街区的自然秩序。回国后,这里也俨然已经形成了新的秩序,只有暗流在表象之下涌动。

伦敦第一次封锁期间的街区,只偶尔能碰到去公园散步的人

明确得知下半年改为上网课后,我决定暂时不回校。线上教学起初并没有给我带来过分的不适应感,倒是每位讲师教学方式的差异被放大了。有些课仅仅是被生硬地从线下搬运到线上,面对着将近二十个人共同参与的zoom空间,讲师时而要面对满屏不愿打开摄像头的沉默。

但也有一些课,让我觉得线上参与也可以很多样。比如这学期的“自传性”,讲师Alice将讲座之外的一小时讨论会,分为了三个四十分钟的小组讨论,每组仅有五六个人。她为每节课都准备了共同编辑的文档,对于我们写下的内容,她会一一给出细致的回应;有时也会有协同写作,或是邀请艺术家来主导的工作坊。缺乏社交的特殊日子里,面对一个网上搭建起的私密空间,围绕着自我关怀、关于疾病的叙事等话题,大家都有诸多表达。
很快到了十一月份,英国在短暂复原后,再次进入了封锁状态。学校里,图书馆等公共区域只能算是半开放。Goldsmiths的建筑以融入街区而有别于伦敦的大部分院校,想必眼下也和整个街区一起沉寂。倒是前段时间,有一段影像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整整2900公斤的胡萝卜被倾倒在校内数字艺术系的建筑下,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了学校的空间。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艺术生的毕业作品,这些胡萝卜均来自伦敦周边的农场,因不符合市场上可售卖的要求而被农民们愤怒地遗弃。

这段影像一度在校友的社交媒体账号之间流传


倾倒的过程在网上直播,透过屏幕也能感受到那股霸道的视觉冲击力,这一富有宣泄意味的表演,虽然似乎不如瓦尔达在《我与拾穗者》中,捡拾起被扔回地里的心型土豆那一幕更打动人,但却十分偶然地应景了。

全球化的升温虽然骤然停止,但要得出逆全球化的结论还太早了些。西方的保守主义风气正在上升,至少艺术领域依然旗帜鲜明,大部分人还是期待连接,而非分裂。如果非要称此为政治正确,那也无所谓吧。毕业之后,我并不打算直接读研,而是希望收获一些通过生存得到的经验,再反馈到下一个学习阶段当中。赶上了英国去年恢复的PSW政策,明年毕业后我有获取两年工作签证的机会,无疑是好的。但疫情带来了太多不确定性,或许很多人对于未来的结论都是相似的:如果正身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先关注此时。


*文中用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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