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塚英治的少女和她们的“可爱”天皇
发起人:artforum精选  回复数:0   浏览数:56   最后更新:2020/11/11 10:17:07 by artforum精选
[楼主] artforum精选 2020-11-11 1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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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田诚,《美丽的旗帜(战争画RETURNS)》,1995年.


2016年7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首次披露了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意向;8月8日,电视上播出了明仁天皇宣布退位意向的录像。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正式退位,后继者德仁天皇于翌日即位。作为日本战后第一位以“象征天皇”身份履行职责的天皇,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宣告了“平成”时代结束;与此同时,就像平成时代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事故最终往往都在暧昧而模糊的气氛中收场那样,除了新年号激起热议之外,遗留在“象征天皇制”这一由日本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含混制度中的问题——如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皇室的政治权利和身份问题——并没有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


当然,言论界不乏借此契机重新回顾平成史乃至昭和史的论著。在众多历史意味浓郁的论著中,批评家大塚英治的声音颇为独特。他在《感情天皇论》(筑摩书店,2019年)一书中将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视作一个症候,试图从文本分析乃至文学分析的角度阐明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象征天皇制”怎么落得今天这个下场。除去大塚在书中论及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或亚文化现象(电影《新哥斯拉》)及其对应的关于战后天皇制的不同理解和态度,他的“论题”本身更加值得关注:如这本书的标题所示,大塚认为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历史落脚点是“感情天皇制”,而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感情天皇制”这一特殊的命名中,“感情”一词一方面指的是天皇在作用于国民“感情”的维度上承担起自己按照宪法规定的“象征”作用,从而在不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感情劳动”,即付出自己的“感情”以影响国民的“感情”(如走访灾害发生地、慰问灾民、出席仪式等等),另一方面指的则是民众将天皇及其言行举止还原为这种“感情劳动”,彻底从“感情”而非“思想”上对待天皇:


既然不允许天皇在政治制度上的介入,那么[明仁天皇退位意向]的逻辑就是“我作为个人”而“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我关注这一点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所主张的意思是,接下去自己要表明“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我接下去要作为一个个人来发言。毫无疑问,对外言说自己的想法,这是现代性个体的前提。(第14页)


吊诡的是,由于明仁天皇在平成时代对于“象征天皇制”的实践方式一直体现为通过“感情劳动”而实现国民“感情”的统合,他的一言一行也始终只能在“感情”的层面上为民众理解和接受,民众不会将天皇作为“现代性个体”所发出的“想法”和有关战后天皇制的性质的思考联系起来。明仁天皇的退位宣言中包含的天皇个人对于“象征天皇制”的思考(或得以形成思考的契机),就在交流的错位中被民众轻轻放过了。安倍政府对此的回应也只是“例外性地承认天皇如‘安乐死’一般的生前退位”(第320页)。在这一点上,大塚认为,保守派也罢,自由派也罢,普通日本民众也罢,他们在“将天皇所思考的‘感情’发言当作‘私事’予以打发”这一点上是共谋关系(第38页)。大塚从天皇发言和民众的“感情”式理解的“错位”中,辨认出了战后宪法规定下的天皇制的令人沮丧的历史后果。


对比大塚在二十多年前写下的支持“象征天皇制”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历史的意义上,发展或归结为“感情天皇制”的战后天皇制,非但没有实现大塚曾经寄予希望的功能——即作为区别于政府权力的“权威”的所在,形成足以抵抗和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的力量,并作为国民总意的象征时刻提醒政府意识到自己权力正当性的来源——相反,天皇的“感情”层面的发言可以轻易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收编乃至操纵。大塚当年之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意义上肯定“象征天皇制”,是因为他认为有可能制衡政府权力的天皇,恰恰在一个复杂的语境下——包括战后宪法的来源、日本社会的结构、思想上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盘根错节——在字面意义上成为培养和实践“现代性个体”或政治主体性的契机:


我肯定现行宪法下的“象征天皇制”。不过,不是在将它作为民族主义装置的意义上肯定它。在有别于实际政治权力的层面上,哪怕是虚构也罢,它以另一种方式确立“权威”,我认为这可以很好地发挥抑制权力暴走的作用。(中略)不管怎么说,象征天皇制总算抑制了我们寻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的心情。(《少女们的“可爱”天皇——亚文化天皇论》,角川文库2003年,80-81页)


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大塚试图在天皇的“象征”地位中寻找一种几乎可以说是“从头开始”建立民主主义的可能性,一个既摆脱毫无希望的左右之争、也摆脱沉重的历史记忆的起点:


我们经历了战后,我们理解“美国的意向”这一宪法条文外部的历史语境;通过彻底摒弃宪法条文外部的美国意向,毋宁说通过在原理主义的意义上践行宪法条文,我们不必经历加藤典洋所谓的宪法重选论或改宪,也可以保持我们的主体性。我至今没有改变这一宪法观。(同上,第258页)


值得注意的是,大塚正是在当时前往皇居为快要病逝的昭和裕仁天皇祈福的少女们身上,看到了这一“纯粹”的可能性。在发表于1988年12月的《中央公论》上的《少女们的“可爱”天皇》一文中,大塚介绍了是年《朝日新闻》上一则耐人寻味的报道:住在东京都练马区的一位年近五十的公司职员和自己高中二年级的女儿发生了口角,原因是他得知后者要去皇居为天皇祈福。“你不知道天皇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吗!”面对父亲的怒喝,女儿的回答是:“看望重病的人有什么不对!”从这次失败的对话中,大塚敏锐地捕捉到了或可称之为“战后民主主义的纯粹出发点”的历史契机:父亲试图从政治立场出发批判女儿的行为,但重要的是,“女儿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父亲所否定的天皇像”;毋宁说,这些少女们“并没有因媒体的煽动而一下子成了天皇主义者。相反,少女们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天皇像,既不同于父亲那里的天皇像,也不同于父亲所否定的天皇主义者们那里共有的天皇像”(同上,第17页)。


在大塚看来,当聚集在皇居前的制服少女不经意间说出“天皇有点可爱啊”之类的话时,她们通过“可爱”一词将天皇和(例如)尾崎丰、冈田有希子等艺人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其共同之处在于具有“可称之为‘柔弱’或‘容易受伤’的意象,或者也可以加上‘孤独’或‘纯粹’等要素”(同上,第20页)。当然,用“柔弱”或“容易受伤”来形容裕仁天皇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但就战后宪法所规定的“象征天皇制”而言,被排除在历史和政治进程之外,一方面未能找到恰当的“象征天皇制”的履行方式、另一方面也未能回答有关战争责任的一系列难问的裕仁天皇,或许的确符合大塚的论断:


我认为,生于战后社会而疏离于战后历史的少女们的自画像,寄托在了这个不断疏离于“日本”或历史的老人身上——他一边背负着战后史,一边作为人类又得不到任何权利、甚至不被允许承担责任。(同上,265页)


问题在于,大塚从“可爱”一词中读出的内容,或许和1990年代以降这个词在少女们的相互交流中的实际用法相去甚远。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大塚强调这个词所包含的“孤独感”和“纯粹感”,却没能看到,把天皇描述为“可爱”事实上恰恰是“可爱”这个形容词无限泛化和贫乏化的表征(参见佐佐木敦《日本的思想》,讲谈社现代新书,2009年)。换句话说,大塚很可能一厢情愿地在天皇和少女之间确立了一种带有实质内容的类比关系——例如,他用令人动容的笔触写道:


一瞬间映在少女们眼中的,是这个孤独而遭人遗忘的圣老人的样貌。它和身处极端资本主义社会中、用“可爱的东西”把自己周围阻隔起来以防止崩溃的少女们自己的孤独样貌何其相似。(同上,第28页)


然而,大塚在1980年代末写下上述段落之后,他笔下这些要以身边“可爱的东西”进行自我防卫来抵御“极端资本主义社会”的“孤独”少女们,很快就会将一切事物都冠以“可爱”的名号,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开始若无其事地贩卖自己穿过的内衣乃至从事“援助交际”。她们热闹地嬉戏于大塚等论者看到危险和脆弱的场所。于是,当大塚在《感情天皇论》中回顾旧作时,他断然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判断。如今在他看来,这些少女们的行为恰恰是“感情天皇制”的表征,是将公共性从天皇制抽离的表征,最终也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怠惰”的表征:


[我之前的文章]几乎完全就是在赞美这群将自己等同于作为“世界系”的天皇的人。我对这篇文章予以否定。如果说“可爱天皇制”是感情天皇制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若要成为得以承担现代性、得以运用民主主义的“个人”,我们就应该放弃迄今为止容许我们怠惰的天皇制。(《感情天皇论》,第320页)


大塚当年在“权力”和“权威”相区分的意义上肯定“象征天皇制”,如今则斩钉截铁地说:“防止权力暴走的必须只能是三权分立的结构和选举。不能到天皇这个三权的外部去寻求抑制权力的功能”(同上,第328-29页)。不过,如果“可爱天皇论”下的少女们并不“纯粹”,如果她们将一切还原为与自己等身大的“可爱”要素的做法,无法成为大塚所设想的战后民主主义的出发点,那么我们是否必须跟从大塚的判断而将她们视作民主主义的怠惰的表征?

会田诚,《从发展中国家开始》,2018,“Ground No Plan”展览现场,2018,东京表参道.


让我们回到《少女们的“可爱”天皇》一文中的一段话——这也是大塚在《感情天皇论》中加以引述并重点批判的一段话:


像文章开头处引述的父亲那样,从思想性的理由来否定这些少女的目光,是不可能的。同时我认为,右翼人士若想将她们培养为热爱“日之丸”、“君之代”的少女,也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她们看到的不是“天皇”,而是她们自己的样子。(《少女们的“可爱”天皇》,第26页)


如果我们和《感情天皇论》中的大塚一样,将少女们的目光解读为公共性的瓦解,岂不是和那位从“思想性”甚至是“政治性”的理由否定女儿行为的父亲无异了吗?这里的问题在于,当年大塚试图从这些少女们的目光和话语中寻求的“纯粹”起点——包括他同一时期从御宅族,以及在“世界杯”看台上唱《君之代》而不知其政治含义和历史重负的日本观众那里所寻求的、亚文化对于民族主义的相对化和无效化的“漂白”作用——或许从来就不会成为走向现代性个体的民主主义政治成熟的起点,但如上面这段引文所示,这一点也并不构成对于少女们的目光(或姿态)的批判:因为拒绝一切政治的姿态,自然也包含了对于成为民主主义政治起点的拒绝。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由此通往政府权力的暴走和民主政治的全面溃败。或许,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这些既非左翼也非右翼的少女的姿态,和“世界杯”看台上那些挥舞着日本国旗、唱着《君之代》的热血观众都一并归拢在“亚文化”的旗帜下,以此谈论“亚文化”在思想上转向右翼保守主义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没错,后者朴素的爱国情绪倾向于被既有的民族主义话语收编;同时,如大塚在九十年代末和福田和也的一次对话中指出的那样,“漂白后没有摩擦的东西在亚文化内部流通的话当然没问题,但事实上它会很快回到原来的地方。当然也就容易被利用。其结果是制造出了某种意义上对民族主义没有免疫力的观众。他们所带有的天真的民族主义非常危险,因为摩擦系数为零。没有摩擦的东西,究竟谁可以控制它呢?”对此,答案或许昭然若揭:裹挟民族主义话语为权力暴走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与之相对,那些嘴上说着“天皇有点可爱啊”之类不知所谓的话的少女们的目光里,既没有“漂白”天皇或天皇制,也没有什么朴素的爱国情绪。


在这个意义上,用“世界系”的方式来理解天皇的做法,以及被大塚批判为“怠惰”的姿态,之所以只能被解读为民主政治的溃败,之所以如今在暴走的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或许恰恰是因为这一姿态还不够彻底,还不够“去政治化”。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皇居前的现场,回到大塚当年诉诸“柔弱”和“容易受伤”来试图理解和接近的那些既不柔弱也不容易受伤的少女:她们的语词确乎贫乏,她们的历史认识和政治意识确乎稀薄,她们没来由地为自己的生活指定出好恶的标准。她们或许对裕仁天皇一无所知,甚至对他参与的战争一无所知;喜好修辞的文学家可以称她们为尼采笔下的“末人”,忧心忡忡的教育家势必要操心如何培养她们的“历史感”,而批判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透过现象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但这些和她们全不相干。她们并没有创造出什么独一无二的“天皇像”,她们眼中“看到的不是‘天皇’,而是她们自己的样子”——当少女们拘泥于自己的“世界”,当左翼和右翼话语无法将她们培养成为保守主义者或革命论者,或许我们应该从中听到一种本身不具有公共性、却可能不断威胁由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所规定的公共性言说的边界的噪音,一种在体制化了的学科框架下只能显影为资本主义市场下异化了的客体、碎片化的个体、消费社会的娱乐受众等刻板形象,同时却又比上述任何一个刻板形象都有活力、更为灵活的形象。的确,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文化史的角度说明这些少女“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背后的原因,但这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她们会没来由地、心血来潮地去皇居前为天皇祈福。而事后试图将这些行为回溯性地阐释为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做法又是多么可笑。


如果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已经宣告破产,如果现代性个体的政治成熟已经让位给了遍布SNS的“仇恨话语”和排外性民族主义,而这种狡猾地介乎个人情绪宣泄和集体性言说之间的表达方式又无时无刻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操纵和利用(一种淫荡的“去政治的政治化”),如果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已经自我体制化为看似相互对立、实则相互扶持的话术体系,各自在默认的边界中、在默契的规则下重复着陈旧的攻防演练,那么我们眼下所能做的,或许至少是从这些披着特定政治话语外衣的“感情”表达那里后撤一步——哪怕是暂时地、犬儒式地后撤一步,退回到“少女们”的去政治或非政治化的场所,退回到她们飘忽不定、极端偶然的目光那里,退回到既有的政治论辩都失效或失重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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