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微观法西斯主义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115   最后更新:2020/11/04 15:49:19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20-11-04 15:49:19

来源:暴风骤雨  Sl**oj Žižek


微观法西斯主义

齐泽克 著,吴静 译

选自《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德勒兹对资本主义态度的这种模糊性颠倒的镜像或相对物正是德勒兹法西斯主义理论中的模糊性,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在意识形态、利益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的层面上掌控主体,但其直接掌控了身体投入、力比多立场等层面。法西斯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的身体组合方式,所以个人必须采用非个人的对策来进行抗争。同时,还存在着微观和宏观、分子和摩尔的对立: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否定生命的观点,一个放弃性的观点,是一个为了达到更高级目标就得牺牲附属的屈从性观点;它建立在非人格化的微观策略和对强度的操控上,而这些成功地对生命进行了否定。然而,事情在这儿变得有点复杂:难道法西斯主义的放弃——用最佳的德勒兹方式——并非一个欺骗性的面具,并非一个使我们暂时忘记了法西斯主义的实际意识形态功能的积极性诱惑——这种诱惑只是一个超我的隐晦的愉悦罢了?简而言之,难道法西斯主义在这儿不是玩了一个对虚假的牺牲进行伪批判的游戏吗?难道这不是一个愉悦的肤浅的放弃的游戏,目的在于欺骗大他者、从而掩盖我们的确喜欢,甚至极其享乐的事实?“作为在世界秩序内灵魂存在的正常模式,上帝要求其不断地享乐。我的责任就是给他提供享乐”①。难道丹尼尔·保罗的这些话没有在极端心理维度给予超我最好的阐述么?


德勒兹对法西斯主义的描述是:虽然主体作为个体可以理性地意识到追随法西斯是与他们的利益相悖的,但是它正是在纯粹强度的非个人层面上控制住了他们:“抽象”的身体运动,力比多被投入到集体性有节奏的运动中,不能归于任何确定的个体的憎恨和热爱的情感。因此,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在这种纯粹情感的非个人层面上,而非在被呈现和建构的现实层面上。或许《音乐之声》可以在这里作为根本性的例子:一部反法西斯主义的电影,因为其“官方化”的故事情节,其强度结构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信息。也就是说,通过仔细观察,奥地利抵抗纳粹入侵的表现为“好法西斯”(展现了他们根植于局部的父权统治的生活世界,喜爱愚蠢的约德尔文化[yodelling culture],等等)是显而易见的,而电影对纳粹形象的刻画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形象刻画惊奇地相似,都表现为被驱逐的政治操纵者追求世界权力的形象。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应该在非个人层面的强度上进行一一而非(仅仅)在理性批判层面上——要用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来掏空法西斯的力比多经济学。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通常被认定为一个“其作用就是因为它没有作用”的系统(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弗洛伊德症状的一个优雅、简洁的定义):该系统恰恰是在违反了明确规则的异常情况下存活(如黑市交易等)。总之,政权认为的某种威胁实际上却是使之能够幸存下来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其所开展的反对非法经济、腐败、酗酒等诸如此类的大战役都是在自掘坟墓一一该系统正在暗中侵蚀自己的生存条件。还有,难道这不同样适用于那些也要依靠一套不成文且违反了明确规则的意识形态?如今,人们常常提起“点子市场”(新的观点必须在自由讨论的类市场竞争中进行检验,以此进行证明)——人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点子市场”也必然伴随着观点的黑市,成群的不被承认的、令人讨厌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思想(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想法)?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不得不建立在这些是否能够依然行之有效的基础上。


2002年11月,乔治·布什因被认为在伊斯兰教——比如内塔尼亚胡和其他强硬派问题上的立场太过软弱而遭到他自己政党内右翼成员的攻击,乔治因重复表述“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无关,这是个伟大的、宽容的宗教”而受到指责。如《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专栏所说,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教。这些批评者的想法是,每个人都应该鼓起勇气来宣扬从政治上并不正确的事实(但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伊斯兰教与暴力、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说得更明白些,伊斯兰教中的某些因素拒绝接受和奉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法则。在这里,一个真正彻底的分析应该与这种经典的自由主义态度决裂:不,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为布什辩护,他的态度根本没有比科恩、布坎南、帕特·罗伯逊和其他反伊斯兰主义者更好——双方同样有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应该努力靠近奥丽安娜·法拉奇的《愤怒与傲慢》②的观点,西方对穆斯林威胁采取的积极防卫,西方充满优越性的公开宣言,这甚至不是把伊斯兰教视作一个不同文化而是视作一个野蛮文化而进行的诋毁(致使我们并不是在处理文化冲突,而是在处理我们的文化和野蛮的穆斯林文化的矛盾)。这本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政治上正确的宽容的反面:它的活泼激情正是将死的政治上正确的宽容的真相。


回想那些打击移民的光头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嘲笑记者,并利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完美解释为他们自己的劣行进行的辩解(缺乏父亲的权威和母亲的照料,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危机,等等),且其无法超越的典范仍然是来自伯恩斯坦《西城故事》的歌曲《克鲁普克军官》。这个人物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愤世嫉俗下的终极例子,也不能视为在当今意识形态实际作用下的体现。因为他从被解释的立场说话,他的言论也有效地抨击了统治意识形态及其知识用来说明他行为的虚假和虚伪:“这就是你觉得我这是怎么了,你学会了干预和告发,你会总结我,反驳我,可是你看,我还是可以玩这个游戏,它根本不能伤害我!”这不是一种公然抨击人文主义的“无所不知”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自己潜在的犬儒主义行为么?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真正的犬儒主义那又如何?


另一个例子同样令人紧张,2002年10月,华盛顿特区陷入极度恐慌:一个未知的狙击手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击了12个人(随机选择),然而路易·布努艾尔《自由的幻影》的电影中有一个人模仿了这个事件,电影中的一个人爬到巴黎一座摩天大楼的顶部,射击了毫不知情的行人。人们可以打一个赌,打赌很快就会出现一个让玩家扮演狙击手的视频游戏——为什么呢?虽然狙击手的行为被重新列入“恐怖主义”领域,甚至有迹象表明基地组织可能已经直接位于他们身后,他行为的主观逻辑却只能是彻底的晚期资本主义:心理变态的孤独个体,不太合群,但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同时对“社会”充满怨恨。这个拟造的视频游戏将基于玩家对狙击手的身份辨别,从而表现如今主体的基本特征:“反社会”,唯我论者的出现——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再次掀开“正常”的局内人的潜在面纱。


根据德勒兹的这种分析,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结论。首先,通过事实的参照,也就是使所有的隐藏资料公开,从而破坏意识形态的结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据德勒兹所说,“西贝尔伯格最有力的思想在《希特勒》中。这部德国电影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信息都不足以打败希特勒。虽然可以了解所有的文件,可以听见所有的证词,但都是徒劳无益。”③这句话有着与乔姆斯基这类人相反的深刻洞见,乔姆斯基的赌注就正好是相反的(只需要被告知所有的事实即可)。其次,补充性的结论是,争取解放的斗争不能被简化为争取“话语权利”的斗争,不能简化为被剥夺的边缘群体争取自由表达自己立场的斗争,或者如德勒兹回答采访者的提问时所说的那样:“你问是否控制型和信息型社会将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给被视作‘自由个体的横向组织’的共产主义形成抵抗能力?我不知道,也许吧,但是这将不会达到弱势群体也能获得话语权的程度。或许,言语和交流都腐烂了······创造往往是不同于交流的事情。”④


然而,如德勒兹富有成效的方法一样,现在是时候将其问题化了。在依靠一组简单的线索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或者说,如今左派的危机),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中,这是一般性的流行趋势。只要左派在基本的力比多微观政治层面去抗击法西斯主义,或者,只要当今左派放弃“阶级本质论”,接受大量的“后政治”斗争作为其正常的活动,似乎结果将会完全不同。如果说曾经有左翼知识分子傲慢且极其愚蠢的例子,那么这就是一个。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存在两个问题:恩斯特·布洛赫和威廉·赖希曾经辩护的老套观点,即认为只有当左派能够用它自己的“激情的政治”反击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才可能更早被击败。这看起来实在是足够天真。此外,德勒兹在他伟大的见解中提出的建议——尽管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不是没有被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那些经常嘟囔着说法西斯已经鄙弃理性的论证,并利用人类非理性的本能)承认吗?更一般性地来讲,德勒兹的这种说法太过于抽象——所有的“坏”政治观点都被宣布是“法西斯”。“法西斯主义”被提升为一个全球性的巨大容器,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可以反对一切的自由生成。这是“分子在扩散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相互作用,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状态发生共振之前,这些组成分子必然会从这一边跳到另一边。农村的法西斯主义和城市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周边的法西斯主义,青年人的法西斯主义和退伍老兵的法西斯主义,左翼的法西斯主义和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还有夫妻的、家庭的、学校的和工作的”⑤。


有的人还想在上面的基础上添加以下内容:德勒兹自己的非理性主义的生机论中所具有的法西斯主义。(在早期的论战中,巴迪欧有力地指控德勒兹怀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德勒兹和加塔利(尤其是加塔利)在此常常陷入一种匆忙地总结的真正的解释性谵妄:他们把以下事件用连续的线条串在了一个巨大的圆弧中:从早期基督教忏悔的过程到浪漫的主观性的自我探索,从精神分析治疗(承认自己的秘密和不正当的欲望)到斯大林主义者在审判中的逼供方法(加塔利曾经直接把这些审判称为在集体性精神分析上的实践行为,通过指明斯大林主义者的审判多么明显且“富有成效”来诱导人们反应:斯大林主义者真正的目的不是去发现真相,而是去创造新的真相,去构建/生成它)。正是在这里,人们应该反对这种总结,而去记起拉克劳对霸权概念的清楚表述:只有在分散的元素开始“一起共鸣”时,法西斯主义才会产生。事实上,这只是元素共振时的一种特殊模式(元素可以被插入到完全不同的霸权链中)。⑥恰好在这个点上,人们还应该强调德勒兹对威廉·赖希产生同情的有疑问的本质:是不是威廉的论文中把核心资产阶级家庭,当作是衍生法西斯独裁性格的基本单元,是明显的错误呢(因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已经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分析结果证明了)?


注 释

① 丹尼尔·保罗·薛伯,《我的神经疾病回忆录》,纽约:纽约review 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② 丽安娜·法拉奇,《愤怒与傲慢》,纽约:里佐利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吉尔·德勒兹《时间影像》,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④ 吉尔·德勒兹《谈话集》,巴黎:子夜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⑤ 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千高原》(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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