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卡:南北漂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25   最后更新:2020/10/26 10:45:07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20-10-26 10:45:07

来源:画刊杂志  卞卡


南北漂

Drift from North to South
卞卡(Bian Ka)

2005年在南京博物院举办的“未来考古学——中国艺术三年展”现场(图片提供:钱熹临)


我会在南京的路上等你,一直到电话都响个不停。我会在南京的街头等你,我会在下雨的街头想你。我会在南京的路上等你,一直到音乐都没了声音……

(摘自P.K 14乐队作品《我会在南京的路上等你》)


我大概是在2005年重返南京,友人曾戏言我是“南漂”。所谓“南漂”是他对应“北漂”自撰的,戏讽之处在于相对于“漂”在北京,一个人“漂”在南京似乎不能获得什么。当然后来我也真的去“北漂”了。2019年我再次重返南京,也并不知道可以获得什么,但却可以把“漂”在南北“二京”的现实对比起来看了。


曾听过一个说法,说是东北某省会大城市的数家百货商场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因为这个城市由于年轻人和消费力外流,所以全城的购买力只能养活一家百货商场。这个说法虽无从求证,但无独有偶的是,着眼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也可以套用这段话语——中国当代艺术的举国之力,恐怕也只能支撑起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所以每当听到南京的友人自哀于艺术上的匮乏时,我总会和他说,这不是南京的问题,而是京沪之外所有城市的问题。


“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凭借着巨大的“虹吸效应”吸纳了为数众多的艺术人才、资金以及与艺术相关的种种,其中甚至还包括另一个重镇——上海的旗帜性人物徐震,他也曾短暂“北漂”。自此之后,所谓全国性的艺术运动已不可能再现了,大家只会谈论北京或者上海。南京的一位艺术家曾经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将工作室搬至北京,他说:“咱去不成纽约,还不能去北京吗?”


在今天看来,艺术发展的驱动力可以来自两个因素:一个是内在的文化自觉,即艺术的自我反思和实践;另一个因素是艺术产业的运作机制,包括画廊、美术馆等商业及非营利机构的运转。如果说“八五新潮”是艺术与人文自觉的复苏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特别是新千年之后,北京(也包括上海)开始建立起可以对接全球艺术产业系统的艺术权力机制,在技术层面明确了当代艺术话语权力的中心。而依赖于人文关怀的文化自觉的艺术实践,在非中心的区域便日渐沉寂,与文化权力中心渐行渐远。南京艺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无例外地开始了当代性和人文性的双重走低。


艺术仍然是关于人类自身精神和天性的学科,所以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权力机制有着天然的抵抗意愿。比如独立性、社会参与和介入及替代性空间的艺术实践,这是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自我反省。今天,当代艺术中心的堡垒已然出现某种危机——大厦将倾、山雨欲来的征兆已经显现。但攻克文化堡垒的不是“文化自觉”,而是消费主义,比如时下的网红展。不过,文化权力的坍塌并不代表“文化自觉”不战而胜,相反,唇亡齿寒的是艺术自身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比如说美术馆和画廊间共同体机制的断裂导致的艺术家的创作环境的危机。仅就当代艺术的语境而言,中心的危机并不意味着非中心城市生态的机遇,相反,它们都会走向一个共同的人文性困境。此时不论所谓的“北漂”还是“南漂”,事实上都伴随着巨大的精神的放逐感。所谓的“漂”,不仅是身体,还有文化精神的无所归依。

曾经艺术家聚集的黑桥村,如今已经变成城市公园绿地(图片提供:卞卡)


南京当代艺术的区域性风格强调艺术语言的内在独立,比如早期的主流风格是以多种混合媒介构成的肌理感强烈的抽象性创作。基于对艺术自身的理想主义精神标榜,南京的艺术家们期待主流(如北京或上海)之外的独立文化生态。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在今天看起来也更像是一种自尊心和顽强,憧憬另立山头的可能性——比如1999年北京的重要展览“后感性:妄想与异形”之后,南京也出现了“人与动物:唯美与暧昧”;之后由一家南京本地画廊创立了“中国艺术三年展”,并于2005年在南京亮相(之前的一届是在广州,2008年更名为南京三年展);另一个冠以“中国”之名的是一个影像展会——“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这个放映和评奖的项目也持续超过了10年。

上世纪90年代南京艺术家常聚集在青岛路的半坡村酒吧(图片提供:郭海平)


裹挟着荷尔蒙的少年心气日渐偃旗息鼓,今天南京的艺术看起来已经有些过于安静了,像是老朽的英雄般退避三舍。这有点类似于宋代或明代文人的“高隐”——今天不在少数的南京艺术家选择了停止工作或者转向一种自我的工作状态。我们不能定论说这种自我的隐匿是高士文化精神的重现,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能是无路可走的退却;但也不能说是文化上的倾颓,因为当文化精神无所作为的时候,停下来什么都不做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艺术的繁荣总是相似的,而每座城市的文化困境却各有不同,我们或许可以将今天南京当代艺术的困境归结为古典式的人文精神的困境。南京曾是一座士大夫文人传统深厚的城市,时至今日,古典精神烟消云散。当艺术精神内在的文化正统不再成为“指标”,艺术家们内在的信仰即被釜底抽薪。当然也可以有另一种视角——那个所谓的士大夫文人、高士的精神早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在现代的南京从未存在过。市井的机会主义披着文化的外衣,凭借富庶江南的字画市场的铺垫,一度让南京的当代艺术显得颇为繁荣,而短暂的投机遭遇主流艺术市场乏力的时候,也就识时务地树倒猢狲散了。也许这两种对南京文化的揣度——“文人高士”或“市井小民”,都说得通。多年来生活于南京的策展人和诗人朱朱曾评论南京艺术是“高士”和“怨妇”的混合,大概也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描述。


不论哪种文化上的“高士”或“高隐”的古典精神是否在南京的当代艺术里存在过,总之,现在确实是没有了。而对于京沪画廊、美术馆、博览会、双年展的觥筹交错、风云际会,南京的艺术家大抵是不了解也并不想了解。那些关于文化权力机制的东西即便再如何豪横,也只是技术性的操作,留在这座城市、宣称自己只思考艺术本体的艺术家们不关心这些,而志在于此者,当然也早就“漂”去北京了。


南京北京,南辕北辙,但其实在今天的境况里都找不到艺术的答案,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也正在讨论如何逃离。不论是南京还是北京的艺术生态,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最新一轮的城市化和消费升级。姑且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化看作是艺术和当下的文化权力机制所遭遇的新的社会现实,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局。北京、上海当然也包括诸如南京在内的中国大型城市,都开始形成更多的城市中心的都市生态布局,这种城市布局直接影响了原有的艺术生态,比如令人记忆犹新的北京都市规划蓝图分割覆盖着的“城中村”内的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空间。同时,广泛的市民群体的文化消费需求开始扩延至艺术展览领域,大众消费的价值导向似乎正在挑战由收藏家、策展人和艺术机构垄断的艺术评价体系。更进一步地说,大数据、互联网营销的盛行让文化产业也必须制定自己的KPI,一切都在特定的价值指标之下,文化的人文性正在被质疑。如果说消费化和参数指标化的艺术是不好的艺术(暂时作出这样的界定),那么似乎可以幸灾乐祸地说——南京的当代艺术虽不曾如北京那般的好,今天大家却有机会做得一样的糟。虽然这听起来有点负能量,但仍然是某种真实写照。当北京或南京的艺术家们面对CBD、24小时便利店、快消时尚品牌、移动社交媒体终端等相同的现代都市征候时,消费主义和绩效主义就无形中抹平了所有的历史性和主体性差异。

“居民”项目中在北京现代汽车艺术中心现场留影的民工滑小滨 (图片提供:“居民”项目)


所以对于艺术行业的个体而言,不论是“漂”在北京还是南京,在今天的艺术的构架里面都是一个新的他者——艺术是今天艺术产业的他者。进入超级商业综合体的艺术伴随着丹尼尔·阿尔轩(Daniel Arsham)、空山基、Kaws这些IP化的艺术家,构成了新一轮的艺术“去中心化”行动。南京曾自诩为“文艺的城市”,而今天的现实是,你还来不及“文艺”,就已经被消费了。所以今天再去讨论南京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地性和身份差异正在消失;或者说在技术层面不需要把文化身份作为说辞,而是必须去建立新的文化模式——新的文化身份和商业身份的关系网络,地缘和身份不应该再成为文化上自我封闭的理由。

798艺术区内的艺术市集活动(图片提供:卞卡)


而关于艺术和文化自身而言,面对一个始终不断进行价值更迭的社会系统,每一种变革最终仍然可以回到文化自身——正如左派的艺术家们曾经对抗固化的文化权力系统,今天,当固有的文化权力被另一个消费主义的怪兽吞噬的时候,文化自身不会被吞噬,因为她不是“技术性问题”,她可以漂流放逐,但不会被消灭。20世纪90年代初期圆明园艺术村内食不果腹的艺术家,多年以后在艺术市场那里成了既得利益者,那么如果说今天艺术自身依然遭遇困境,艺术家还可以接受重返圆明园式的艺术生存状态吗?或者说,艺术的操盘手们是否可以敏锐地洞察新的文化架构应该如何被建立?无论北京还是南京,艺术的未来肯定不属于城市的机会主义者,而属于为文化和艺术寻找出口的构建者和对文化自身保持信仰的等待者。“漂”在南京或者北京,所做的工作和面对的问题,在今天看来都是相似的。


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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