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张明萌
如果一种教育体制只是教会年轻人怎样谋生，而不教他们怎样生活，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切实际”往往成了对年轻人的告诫，事实上，生活是非常“实际”的，而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年轻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发性，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这种潜能，而不是毁灭它
文｜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卢琳绵
K.O.H.D.(敲叩天堂之门) 录像/60'/2014
谭伟平最后一次见到黄小鹏是疫情前的10月，在香港深水埗源记大排档。在座的还有从北京移居香港的艺术家马玉江，在广州、香港两地游走的黎子元，在港的澳门人阿高，还有几位内地移居香港的诗人、作家和文化人。谭伟平回忆，黄小鹏身边的朋友都是从事文化的异乡人，离开了家园，到异地追寻精神上的理想。“我虽然不知道小朋将要到哪里，但在他的旅途上，遇见相知相惜的结伴者众，他并不孤单。”刚认识时，黄小鹏让谭伟平叫自己“小朋”，两人同在伦敦大学读研，是多年好友。谭伟平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每次黄小鹏到香港都会与他联络。“我想他名字中的‘鹏’兑现了他一生的漂泊，四海为家，而‘小朋’显现他天真的本性，他不世俗，还有他反叛的‘朋克’精神。他的反叛不是我不喜欢你这套东西，就要反对，要推翻你。他是英国70年代那种朋克。”黄小鹏生于山西，长在汕头，大学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后赴英国读研，2003年回国就职于广美油画系，担任“第五工作室”主任。从广美离职后受聘华南师范大学，同时与艺术家徐坦创办“黄边站”。近年，他计划落户柏林。10月6日，黄小鹏在柏林因病离世。多年好友、策展人侯瀚如说：“小鹏一世人闯荡世界，四海为家，历经沧桑……他成家立业后又从头再来。无论生在何处，他总会在某种过渡状态中讨生活。”
谈到黄小鹏，“天真”与“反叛”是被用到最多的形容词。在好友们的回忆中，这两个特点从读书时代就根植于黄小鹏的血液，是贯穿其一生的关键词。在周围人眼中，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受到大家的尊重与赞许。但当“天真”和“反叛”与教师身份相遇，他在教育系统中或多或少看起来不合时宜，他的教育理念亦难被所有人接受，于是近十年他四处辗转。在2020年9月与大学同学、艺术家徐坦的一次网络对谈中，他将自己离开广美、离开“黄边站”形容为“人生的两次失败”。徐坦反驳他：你离开广美、离开“黄边站”，是你的失败吗？你做得很好，后来出了那么多好学生，他们逐渐成长，成为成熟的艺术家，你很成功。黄小鹏接受了。他在广美和“黄边站”的教育实践如今已开花结果：胡向前、宋拓、刘茵等一批新一代青年艺术家都曾是他的学生。他去世后，大学同学、艺术家段正渠的纪念微博下出现了数十条留言，皆感念黄小鹏对自己的艺术启迪与人生指引。独立艺术媒体《打边炉》创办人钟刚认为：按照世俗标准，黄小鹏到了这个年龄还居无定所，很失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黄小鹏反而取得了重要的成功，那是很多“聪明人”不可能获得的成就和影响。“黄小鹏培养的学生构筑起了珠三角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群体，这批人有着一个非常相近的背景，就是都出自黄小鹏主持‘五工’时期，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激发和鼓舞。也正因为黄小鹏教书育人上的无法抹杀的成绩，他的去世引发了大范围的共情。”在他的记忆中，黄小鹏看起来非常年轻、精力充沛，虽然是60后，但精神状态和80后没什么差别。年轻人都叫他小鹏，当他兄长而非老师。黄小鹏的学生钟嘉玲第一次见到他，是高考刚结束，在昌岗路美院的糖水店。那天下着雨，她见到一个瘦高的男人，身着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衫，留大光头，戴耳环，背一个很大的书包，走路“像弹簧一样弹啊弹”，弹到店里喝糖水。后来她进入第五工作室，与黄小鹏有了更多交集。“他挺酷的。”回国后，光头、耳环和书包一直伴随着黄小鹏，那件格子衫多次出现在他的照片中。黄小鹏去世后，他的学生们和他儿子聚集在海珠区信裕路上，这里正在举办“永远的小鹏”告别周纪念展。展区里是黄小鹏的影像作品和生平简介。钟嘉玲说，黄小鹏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他曾送给学生一本书，书名也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他希望我们有独立思考，当代艺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就够了，还需要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告别展入口处挂着黄小鹏的肖像照。他歪着头，脑袋上是青色的发茬。眼带笑意，右耳戴着耳钉。嘴上斜斜叼根烟，仿佛下一秒就要从你手中拿过打火机将烟点燃。钟嘉玲说：“看到他变成了二维平面，一时接受不了，因为他活得太生动了。”
2019年扉美术馆举办的第一回无界建筑季中，黄小鹏“亿达大厦再建计划”的手稿和现场 图/扉美术馆提供
把邓丽君带进校园的人
从广美毕业前的一个晚会上，黄小鹏突然上台，对嘴型表演了一首摇滚。徐坦吃了一惊，此前黄小鹏只是爱听流行音乐，从未主动表演过。那天他穿着自己创作的T恤，前面写着“剧毒”，后面写着“勿近”，抱着立麦在台上又跳又唱，全院轰动。第二天，一位很多男生心仪的美女同学和他恋爱了。“那时候的女同学很有意思，她们会说像我这种人挺没劲的，一看就是模范丈夫的样子，所以我没人爱。但黄小鹏这种，‘剧毒’、‘勿近’，女生就去了。”徐坦说。此前，黄小鹏的特立独行多是“无声的反抗”。他是广美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人，被老师说了，就换上瘦腿裤。本来就瘦，裤子挂在身上箍成一体。他也是同学中最早留长发的。上课时老师问：你觉得留长发合适吗？好看？他当晚就把头发剃光了，成了广美第一个剃光头的学生，走在校园里很扎眼。有些老师喜欢给学生改画，一边讲一边改。到了黄小鹏这儿，拿着笔要改，扭头准备讲，他已经走了。“我特别服这一点，他有自己的主张。”段正渠说。
1982年，徐坦（左）、黄小鹏（中）、段正渠在广州美院在广美，黄小鹏的才华与他的特立独行一样闻名。他画画不多，但一出手就与众不同。段正渠形容他的画“洋气又有才情”，“他根据自己的想法、依据画册中见到的样式处理画面，显得很另类。”二三年级去阳江写生，黄小鹏画的渔民让徐坦至今念念不忘，“有一种梦幻感，不是模仿，而是有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我们班上画得最好的。”黄小鹏的画完全不同于当时学院的传统面貌，从未受到老师的青睐。有的老师还会暗示他要“尊重对象”。“大家知道他画成那样，只有很有才气、很敏感的人才做得到。但越有才气，可能老师越不喜欢。因为越有才气，就可能越激进。老师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按照保守的那种画法，但是越有才气的人越不愿意在这里面，越才气、越敏感、越突破，所以他的分数经常不高。”徐坦说。段正渠去汕头玩，黄小鹏带他去卖走私货的地方，满街堆着**袋，里面是最新的电子手表、折叠雨伞和卡带。段大开眼界，也意识到黄小鹏眼界的来处。黄小鹏认为，段正渠说他“洋气”，可能是因为他从“侨乡”出来，看香港的东西比较多。在一次采访中，黄小鹏谈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油画是最高级的，一定要上油画系。”当时盛行“苏派”，他在汕头就跟着苏派老师学习。找老师教不用钱，通过别人介绍，画了画就去老师家敲门，老师觉得有才能就会花时间辅导。除了接触苏联艺术之外，他还在华侨家里看过毕加索、马蒂斯等艺术家的画册，以及一些印象派的作品。报考广美时，需要先寄作品到学校，老师看了作品觉得符合条件才发“准考证”。他考试的那年，汕头只有二十多人获得准考证，考取的不到五个。“我们这些能够考进去的，在入学之前都画了好多年的画，都是从小喜欢画画，不是因为分数不行才选择学习艺术，都是非要学艺术不可。”广美77-79三届学生加起来不到300人。黄小鹏宿舍对面住着77级油画班的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老师们对这个班的同学十分欣赏，张口闭口都是77级如何用功、如何有才华、如何有深度。段正渠回忆，对面宿舍一天到晚讨论艺术问题，夜半三更为了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黄小鹏他们已经睡下了，对面传出推桌子拉板凳的声音，他们起身去看热闹，原来是在争论到底“列宾画得好”还是“毕加索画得好”。“因为老师常常夸他们，弄得我们级和77级对立起来，走路都不搭腔的。但后来高年级的同学都服黄小鹏，觉得他有才。”晚上，黄小鹏、徐坦和段正渠常躲在教室画画，把教学大纲之外看过的、喜欢的画家挨个模仿一遍。当时条件差，画不起画布，都是画在硬卡纸上。三个人一边画一边闲聊，谈文学和美术，狂热地思考艺术问题。萨特的书人手一本，“存在主义”“超现实”“达达”是日常话题。段正渠喜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常拉着黄小鹏到北京路去买《外国文学》，黄小鹏因此阅读了大量荒诞派戏剧和意识流小说，与段正渠讨论现代主义。到了晚上11点，画室里嗡嗡作响的灯管会突然熄灭，第二天又是如此，三人就这么一直坚持到毕业。“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内，我们有空间信马由缰地做自己的事，确实是很幸运的，也是之前的环境所不可想象的。”黄小鹏帮助很多同学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他第一个听邓丽君，后来听西方流行音乐和摇滚乐，披头士、迈克尔·杰克逊……一到黄昏，他就赤脚往宿舍地上一坐，抽着烟眯着眼听歌。在校园散步时，他提着一个录音机，放的是邓丽君。那时徐坦喜欢贝多芬，有几次故意跟黄小鹏对着干，黄小鹏放邓丽君，他就放贝多芬。“但我发现我特别孤独，周围的男男女女都被邓丽君化了。2005年的纪录片《从萨特到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记录了邓丽君对那个时代的重要性，恰好我那个时候错过了邓丽君，黄小鹏就是把邓丽君带进来的人。”
《K.O.H.D.1+2》（敲叩天堂之门），黄小鹏，单频道录像，2014-2016年
“我们对学生要求更高”
黄小鹏毕业后分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五六年后去英国伦敦大学斯莱迪艺术学院留学，在英国定居。同学们都说：“黄小鹏就应该生活在国外。”段正渠常收到黄小鹏的信，字写得笨且硬实，一次五六页，谈上课的见闻、对艺术的见解、伦敦的生活。谭伟平比黄小鹏低一级，第一次见面时，黄小鹏一头长发，刚三十岁，说粤语带有一些潮汕词汇。在谭的印象中，黄小鹏热衷于西方文化，喜欢西方流行音乐，会自嘲，深谙英式幽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研究生毕业后，黄小鹏在英国组建了新的家庭，与妻子生了三个混血儿子。为了讨生活，他在伦敦街头画肖像，周六周日通常在莱斯特广场摆摊，晚上或下雨天转到皮卡迪利广场的银行门口，身旁有中国、俄罗斯、黑人画家，也有流浪汉和醉汉。黄小鹏曾与友人谈到留学英国对他的影响：做艺术的态度、对语言训练重要性的认识、问题意识、理解世界的哲学途径。他将这几点贯彻到日后的艺术教育中。2003年，他从英国回到广美任教，在广美开创了当代艺术实验课程，2005年至2012年担任“第五工作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第五工作室”以“当代艺术”作为教学核心，在国内非常领先。钟嘉玲进入第五工作室时并不情愿，“大家对工作室的概念不太了解，不知道第五工作室是干嘛的，只知道不用画画。我非常想画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第五工作室”招生一直不顺利，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黄小鹏说，2010年只有两个学生主动报名。有的可能报了别的工作室，但写实能力太差，老师不要就被赶到第五工作室来了。一些学生觉得第五工作室没规定每天必须去教室画模特，他们有更多时间去外面兼职。钟嘉玲进入“第五工作室”后，发现上课像开讲座一样，讲艺术史现在发展到哪里了，现在国外的艺术家都在干什么。“慢慢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发现了各种可能性。”黄小鹏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有时，同学们会在学而优等他一起找书。在发表于2007年2月的论文《当代艺术教育的基本要求：敬业与专业》中，黄小鹏抨击了他眼中当时教育的弊端：学院体制内，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展仍在沿袭汇报“教育成果”的传统思维模式。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似是而非的劝告：“毕业以后你想怎么搞我们不管，但这是毕业创作汇报展，必须体现我们的教学成果！”……我认同艺术家只对自己心里负责，对艺术本身负责……我希望我的学生一如既往，毕业以后的生活应是大学期间的延伸而非终止。大学只是艺术漫漫长路的一程……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于对世俗规范的突破。大学作为“思想”的发源地，对艺术作品预先设立规范或将其功利化，是对应该把创造力和想象力放在首位的学术机构本身的摧毁……在记录第五工作室学生成果的册子《郁！郁！》（《youth！youth！》）中，黄小鹏重申了自己的教育观：如果一种教育体制只是教会年轻人怎样谋生，而不教他们怎样生活，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切实际”往往成了对年轻人的告诫，事实上，生活是非常“实际”的，而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理想主义的消失，是社会、成年人、家庭和学校共同造成的。年轻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发性，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这种潜能，而不是毁灭它。尽管培养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但“第五工作室”并没有受到青睐。黄小鹏说：“应该说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更高，我们并不是制定什么标准来让学生达到，而是让他们自己来寻找，我们帮你一起达到，这个对我来说才是艺术最本质的标准。”2012年，黄小鹏离开广美，与徐坦一起在时代美术馆成立了“黄边站”，在体制外做艺术教育。段正渠、徐坦、谭伟平都说，已经颇有声誉的“黄边站”渐渐遭遇一些人事纠纷，黄小鹏的性格黑白分明，无法妥协，最终选择离开。从2003年到2012年，黄小鹏在广美的月薪一直是5000元。由于他的移民身份，除去专家楼公寓外，学校并未为他提供其他福利与社会保障。徐坦觉得不公平，他自己却不在意：“只要学校给我这个教学平台，有个地方住就行。”黄小鹏离开广美后，艺术家陈侗资助他在猎德村住了五年。徐坦让黄小鹏买社保，他说：“我不需要社保。生病了、退休了，那到时候再说。做个艺术家想那么远干嘛？”“我心里一直很难过，为什么很多人都有的基本保障，一个艺术家却没有？你在一个地方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到了六十岁，你还能怎样？一位对于艺术和教育这么诚恳、这么忠诚的人，工作了这么多年，一点社会保障都没有。假设有，是不是可以公费体检？如果体检了，检查出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注意了？我非常难过，这么好的人，竟然没有医保、社保，身体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就这么突然地走了……”徐坦说到黄小鹏无社保这件事，非常痛心。在亲友的印象中，黄小鹏脾气很好，心地善良，话不多，很少与人争执。策展人翁子健说他有个经典的形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耸耸肩，用粤语说“无所谓”，“他一半是无奈，一半是安慰我们。”黄小鹏很少为物质生活担忧，他认为基本生存不难，但如果艺术家要买车买房，为那些而生活，就不可能把精力放在艺术上。徐坦的家人曾支持他在珠海买了一套房，黄小鹏批评他，说：“艺术家就应该像梵高那样，漂泊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