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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鹏（1960.10.16-2020.10.6）

撰文：谭伟平

最后一次与小朋见面在去年十月，他喜欢香港的大排档，说要到深水埗源记，约了马玉江（从北京移居香港的艺术家）、黎子元（在广州、香港两地游走的哲学人），还有做声乐的阿高（在港的澳门人），另有几位新相识的朋友，忘了名字，好像也是从国内移居香港的诗人、作家、文化人。回想小朋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些从事文化的异乡人，离开了家园，到异地追寻精神上的理想，找得到，找不着，各人有各自的故事。有些人在途中就放弃了，有些人找到心中的理想，就安定下来，有些人不断寻找，继续前行。虽然我不知道小朋将要到哪里，但在他的旅途上，遇见相知相惜的结伴者众，他并不孤单。

我在1991年9月入读伦敦大学斯莱德艺术学院（Slade School of Fine Art）研究院的绘画工作室，工作室并不位于伦敦大学本部，要走十分钟到沃本广场（Woburn Square），其前身是著名的科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位于顶层，自然采光，基本上保留了19世纪画廊的设计，改作为学生画室，非常奢侈。在那里我认识了高一年级的黄小鹏，他跟我说可叫他“小朋”，小朋友的“朋”；我想他名字中的“小鹏”兑现了他一生的漂泊，四海为家，而小“朋”显现他天真的本性，还有他反叛的“朋克”精神。

那时他一头长发，年刚过三十，说的白话带有一些潮州词汇，入学前上过给外国人读的英文补习班，英语能沟通，所用的词汇不多，有点生涩；但语言没有阻碍他考进Slade，研究院每年从世界各地及英国本地接收大概八百到一千的申请，一年收十二人，其中给海外学生的名额约二至三人。他不像一般在英国的中国人或留学生，他喜欢与外国人交往，喜爱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流行音乐，与他们容易找到话题与共鸣，还有他的自嘲能力，完全懂得英式的幽默。他那一届的同学都喜欢他，包括著名艺术家Tacita Dean，之后一直保持联络的Laura，还有常走在一起略带神经质的Tony。我们会溜进大学教授的会所里买酒，比外面酒吧便宜，酒保也会给学生免费添加；当然少不了到展览开幕，享用免费餐饮，结束后大伙儿再移师到附近的酒吧继续。

研究院主要靠自我研习，每星期轮流由一位研究生于工作室的画廊展示其作品，并进行一整天的讨论，因各人有不同领域的研究，涉猎甚广；讨论会由绘画工作室主任主持，当时是Tess Jaray，而小朋的指导老师是Ian McKeever，一位睿智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他也有去找雕塑工作室对学生很有启发性的Phyllida Barlow，还有跟亲切的Bruce McLean开玩笑，说喜欢放在他办公室的Joseph Beuys相片，那应是Joseph Beuys亲笔签名送给Bruce的纪念品，Bruce大方的转送给了小朋；还有另一位在雕塑工作室的老师John Aiken，后来他成为Slade的院长，之后到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当院长，他一直都很照顾小朋。

当时小朋作一系列方形的黑色绘画，与其说是绘画，应是他尝试解构绘画的基本元素（formal elements），画布被切割开，缝上黑线作连繫，油画的物料性被其他媒材取缔，如黑线、扑克牌、也使用玻璃，再将之打破，放置于地上，延伸至三维空间的装置，绘画只剩下四条边，带有极简主义的味道，绘画材质的解放，变为观念性的绘画；之后的创作引入更多生活中的现成物，由艺术的观念性发展为关注社会的议题性创作。他经常留在工作室，但工作缓慢，仔细推敲作品的可能性，作品看似简约，其实呈现相当复杂的思辨结构，这些特质在他后来的创作中还是有迹可寻。

小朋跟我说过他在大陆的一些逸事。他早年在汕头已习画，说过画室的老师和几位同学的名字，但我没搞清楚就忘了。他应是1979年考进广州美术学院，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是精英的一代人，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源头。那时他在广美应是个前卫者，无论在艺术上或是潮流上都特立独行，长头发被老师勅令剪短，隔天他就剃了个光头回校，好像那种刚从劳改营放出的监犯，想必气炸了老师；也说过差点过不了评核，因为画作调子太灰、颓废、不够积极……在1980年后期有不少艺术家离开了中国，小朋是其中之一，是他向往西方文化？还是当时中国的制度容不了他？这些问题重复缠绕着小朋的一生！

那应该是93或94年吧？小朋前珠影的朋友张泽鸣导演到伦敦拍摄《人约砵兰街》，小朋也拉我进去帮忙做些美术小工，剧本根据小朋与在大陆妻子王惠敏分离的故事，小朋开玩笑地跟张导说应该给他版权费，但掩饰不了他心中的感慨与无奈，因为王惠敏支持他出国读书，本想之后两人可在英国重圆，无奈签证不批，就此两地相隔，天意弄人。最后一天拍摄完毕后到Soho的酒吧庆功，戏中王霄饰演黄小鹏一角，我记得王霄在港产片中大多演坏人角色，拍摄过程中感到剧组不怎么喜欢他，但那天晚上，酒吧内人声嘈杂，王霄以低音用意大利文唱起西方歌剧，清晰可闻，那功底不是一时三刻可以练成，才知他从前学古典歌剧，讨生活就进了娱乐圈。想起小朋也是为了讨生活一直在伦敦街头画肖像画，他星期六、日通常在Leicester Square摆摊，晚上或下雨天冷时会转到Piccadilly Circus那边有盖的银行门口，身旁有中国、俄罗斯、黑人画家，也有些流浪汉和醉汉，时会争吵，但也会相互帮忙，为了生活大家都挺不容易。那时大家都穷，但我知道我有问题时还可向香港家人求援，但他是没有退路的。也说过某某中国艺术家流落街头，还要中国的家人接他回国，但已成疯子。

我知小朋不是那种消极的人，毕业后还有租用工作室，忘了是否在伦敦的北部，是那种工业区内的写字楼，继续创作。之后认识了从捷克来的年轻女生Zdenka，他们搬到在Finsbury Park对上的克朗奇区Crouch End居住，住在阁楼，房间比较冷，暖气还是要每次用50便士入表的那种；他们也有在家里开派对，也是那时候小朋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小朋以前住单人房间，搬到公寓是因为Zdenka怀孕了，再去时已见她肚子胀胀的，我还记得他们第一个小孩出生，抱上手很重，出生时应超过4公斤，就是外国洋娃娃的模样，非常可爱；两个异乡人找到了家的感觉，应是最温暖的地方。

我96年离开英国，再次回英见小朋时，他已有三个小孩，买了房子在Hitchin，在伦敦北部的乡郊小镇，差不多每天座半小时火车到伦敦King’s Cross火车站，画摊已搬到Covent Garden的有盖商场，并领有牌照，如同上班族。感觉他的生活是安定了，但对生命的追求并没有放下，言谈中还是带点苦涩；也曾说过Zdenka对他的抱怨，而他只感到自己已努力工作，负担起房贷及家庭的开支，固中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有一年他经香港再回中国，已打算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英国，应该是婚姻问题，他又一次离开熟悉的地方，重回中国对他来讲要再度适应。那已是2000年后，中国艺术家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活跃程度与小朋离开中国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与广州老朋友重逢相当高兴，但他也知道回国长居，老朋友也不能时常照顾。还好那时广美的油画系系主任王维加是他从前的同学，以海外教授身份聘请他回广美任教，2005年成立了油画系的“第五工作室”，进行具实验性的艺术教育，他送我一本《郁！郁！》（Youth! Youth!） ，记录了第五工作室的学生成果，里面小朋写到：

“如果一种教育体制只是教会年轻人怎样谋生，而不教他们怎样生活，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切实际’往往成了对年轻人的告诫，事实上，生活是非常‘实际’的，而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理想主义在中国的消失（或许中国文化压根就没有真正的理想主义成分），是我们这个社会、成年人、家庭、学校所造成的。年轻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由的好奇心、自发性、仁慈与宽容，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打开、保障这种潜能，而不是毁灭它。”

我相信小朋感动了很多人，是他的真诚、相信的价值及无私的奉献。

如世上很多的事情一样，有价值的精神被俗世的想法所取代，小朋被迫离开了广美。他的教育理念还是被欣赏的，他被邀请到时代美术馆下成立了“黄边站”，继续进行体制外的艺术教育，他也有邀请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到“黄边站”作交流，他一直对外国与中国之间的艺术交流作出不同的贡献。后来据他称在“黄边站”发生不愉快的人事纠纷，因他黑白分明的性格，他选择离开。他的生活再次遇上困难，我知道陈侗那时在生活资源上一直支持他，从前的朋友李邦耀在华南师范大学任领导也帮助他，邀他任教，得以继续以教授身份申请在中国的工作签证，但今年小朋快将六十，到了退休之龄，再次面对不知的未来。

他选择移居德国，本应他想到法国，因为之前在广州认识了很多年的法国女朋友Fred，应该是两年前回到法国生活，从暂时分开，到了完结两人的关系，小朋不舍，希望到欧洲再会。我想主要是这两个原因让他再度离开，他到柏林是有安排的，已准备申请艺术家的自雇签证，还有侯瀚如在柏林时代艺术中心的帮忙，而华师在他离世前通知他续聘一事，一切都在安排中，但遇上生命的无常，又离开了。

小朋有感恩的性格，但不会挂在口边，我知他感谢父母的体谅，两位妹妹像姐姐般的照顾他，前妻及女朋友对他的爱，在香港的表姐支持他到英留学，一班老同学的仗义，在世界不同角落的朋友对他的支持，还有身边众多年轻朋友及学生的爱戴。

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难舍小鹏？

我想，答案永存各人心中。

伟平

写于香港，2020年10月16日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文中用图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