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AsiaPacific  文：JJ CHAN

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CFCCA）外观，2017年。图像由Arthur Siuksta所摄、由CFCCA提供。

今年三月九号，我公开致信曼彻斯特的华人当代艺术中心（Centre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CFCCA），宣佈退出「A New Constellation: Chinese Diaspora Now」展览。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CFCCA的馆长Tiffany Leung的突然离任。这凸显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机构馀下的雇员之中，只有一位是非白种人士；也反映了在英国等地，有关「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讨论和研究中，人口和种族分布的不均。这种失衡延续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白人视角和观点。倘若我们的制度继续将论述的权力赋予白人，白人特性将继续管制我们的叙事及声音。正如女权主义者Donna J. Haraway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2016年）中所説：「我们理解事情的框架是有影响力的. . .创作世界的故事与创作故事的世界两者皆重要。」 任何文化机构若是想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或文化发声，便要先承认并彻底探究这种缺乏，不管是义工、实习生、抑或是管理层，因为即使是教育程度最高的白人馆长，也永远不能亲身体会非白种人的体验。

在我写这封信的同时，英国的大学与学院工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UCU）在艺术学院举行的罢工行动接近尾声。作爲UCU的成员，我也有罢工的意欲；我感觉我已经用词彙和修辞武装好自己。罢工就等同于宣布：「我拒绝参与。」我拒绝这些有害的、不公正的、或打压性的行为。谨记这裡所説的「我」是个集体的「我」，在保留自我的同时也与其他无数个「我」纠缠。它与「我们是中国人」中的「我们」不一样，但它承认了「我们」这一同化的複数中的个人责任。罢工对这个以交易为基础的社会而言，是一种透过拒绝提供服务来打乱生产流程的行爲，是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结构和行事方式的控诉。

英文中的俗语「即使爲了全中国的茶也不」（not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意思是没有什麽能说服你去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这一説法，阐释了长久以来在英语世界中，中国和中国人被视爲交易链中的工厂和製造者的角色。另一个可以互换的俗语则是「即使爲了爱和钱也不」（not for love or money）。如今我们很少用到这些俗语，但在一个以金钱为基础而且机会甚少的艺术世界裡，不少机构和个体爲了保留资金的来源，才参与各种人口多元化的计划。这些出于自我保护的行爲，不仅无法改变博物馆与艺术馆所代表的声音，而且更加强了边缘化群体在上流社会的经济中，被视爲交易角色的问题。过往的帝国仍然是我们工作以及生活体验的背景。

作爲艺术家，我们的训练使我们擅长进行评论，而我想问：我们如何才能将评论化为实际的乐观主义、行动和变化呢？如何才能从具有历史的欧洲中心主义释放思想、创作呢？如何脱离以白人爲中心的思想工具？如何才能够身处于白种社会结构而不加强这些结构呢？

我向CFCCA写信的目的不仅是公佈我退出展览的决定，更是希望引发能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在信的开端也强调了这些问题与答案的开放性，而我也希望这封信的结论由开放性的讨论来书写。可惜的是，我与CFCCA的讨论在这被斩断了。虽然他们愿意与我单对单谈话，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拒绝进行公开而广泛的讨论。这些对话早已存在于我与其他艺术家之间，但经过几番沟通及尝试后，新冠肺炎的传播又製造了其他的困难。

一种最近兴起的东方主义，渐渐模糊了有关中国新冠肺炎政策的评论与种族歧视之间的界綫。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这躯体与身份一直带有种神秘感，现在则更被视爲可疑。隐蔽的种族歧视在英国及世界各地变成了明确的暴力攻击。在英国，针对东亚人士的暴力事件由肺炎事发到现时已上升三倍；更明确的是，此次肺炎不成比例地对黑人、亚洲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艺术创作既与社会相互联系，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饱和的、相互纠缠的代理活动，一种与现实接触的方法。这个活动不但会影响这些现实，也同时受到这些现实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主动致力消除那些被默认的不平等架构，那麽我们就要继续接受我们在不平等和歧视性社会中的席位。

在「A New Constellation」展览中的另一位艺术家Seecum Cheung已经联络了CFCCA，针对出于种族动机而对华人所作出的侵犯，找出继而可以採取的行动。最初，与CFCCA的对话似乎是开放的，但当艺术家要求CFCCA解释他们的资金及计画，以应对团队中的种族包容性问题时，这些对话突然中断了。在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中，尤其是Cheung、Leung、Denise Kwan和我之间的对话，正逐渐形成一个合作行动。我们建立了一个互相扶持的工会，这个罢工工会已通过暂时退出展览的动议。透过这些对话，我们想像我们拥有一种抗体，使我们免疫且免于责罚。我们对这种新的实务模式抱有的乐观情绪，刺激了（并使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同时，艺术家Victoria Sin也取消了原定于9月在CFCCA举行的个展，加入了我们的罢工行列。

考虑到新工会的出现，我想起了CFCCA的成立。在它开幕之前，在曼彻斯特进行的中国艺术展览都由英国的策展人在曼彻斯特美术馆等场地策划。1986年，一群中国艺术家因主流艺术对他们的忽视而感到沮丧。他们对于创造一个所需的空间和平台的渴望，形成了一个协会，使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艺术和文化所有权。后来，该中心转向国际化，其议程著重于扩张及与主流的融合。

前节目策展人Yuen Fong Ling在2014年对Beccy Kennedy在《当代中国研究》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表评论说：「英国华裔艺术家和听众在CFCCA中已经变得『隐形』。」Ling当时指出，该组织不再由艺术家经营，这意味著它现在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中心」。实际上，它已经「在多元性和代表性问题上失去了政治或个人的观点」——它失去了「创意和批判的精神」。六年过去了，CFCCA现在正在招聘一名「远景顾问」：这一临时职位的职责是规划中心的未来。和CFCCA的最后通信暗示了在该顾问被任命前，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作为一个分离主义团体，我们形成了一个空间，容许我们再次以（乐观且具行动性的）不和谐音说话，并在我们当下的情况中进行创作。我们问，在一片传染性的虚假信息和病毒式的仇外心理中，我们该如何做才能为蔓延和迷乱的气氛重新著色？艺术世界应该如何适应和演化？或是到了该进行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现有的经济架构、哲学和美学典型以外，我们应如何表达和维持我们的实践？

在《亚洲艺术观察》春季刊的开首中，编辑Mark Rappolt写道，Covid-19的毁灭性影响「使艺术以及与其互动的社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保存。」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哪些东西值得保存？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我们机构原本的文化价值而拯救它们的表面价值？当我们开始重建常态时，我们需要自问，过去的常态忽略了什麽、它们边缘化了什麽、以及我们可以为这新的诞生带来什麽。正如诗人Jean Cocteau所说：「我认为我会把火种带走。」

如果艺术世界在长久的架构仍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在这个执意自我放任的系统中重新出发（这很可能会成真），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抗争。但是当前，我们拥有一个机会去建立另一种存在形式、另一种摆脱危机的方式。我们可以想像摆脱困境的不同可能性，概念化和创造不同的新世界，放弃我们享有的特权，并从根本上重新设定艺术和策展的良知。

准备好改变存在论吧。我们可以说一种怎样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