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体验二：弗吉尼亚·德·梅代罗斯—— ‘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ExRotaprint，柏林（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2月8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

距离正式开幕一年前，第11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裂缝始于内部”（The Crack Begins Within，展期：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就已开始筹划三场包括展览、演讲、工作坊、放映和表演的“体验” （experience）。

这些被称为exp.1，exp.2，exp.3（注：exp.为experience[体验]的缩写）的呈现，是为了预热2020年9月5日开幕的柏林双年展“后记”（epilogue，注：2020年第十一届柏林双年展，展期原为2020年6月13日至9月13日，但由于疫情原因延后了三个月才开幕）。这些“体验”旨在“与参展艺术家及项目，更重要的是与柏林这座城市及居民互相学习并构建可持续的关系”。

“后记”展览是在柏林威丁区的 ExRotaprint 空间——本届双年展四个展场（另有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马丁-格罗皮乌斯美术馆 和 daadgalerie 画廊）最小的一个空间——举办。在主题展览的铺排下，此展回应了包括气候变化，民粹主义右翼政府崛起，LGBTQ斗争以及反对父权制和男性暴力等等星球层面上的诸多议题。

凯绥·珂勒惠支，《Charge》，1903。蚀刻，布面痕迹，凹铜版腐蚀制版法。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收藏，柏林印刷和绘画博物馆。展览现场：“裂缝始于内部”，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Mathias Völzke。

随着“绚丽的反叛怒焰”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这次双年展以“当周遭世界熊熊燃烧之际，我们应如何赞颂生命的复杂之美”为引题，由不同代际的南美女性策展人María Berríos、Renata Cervetto、Lisette Lagnado和Agustín Pérez Rubio组成团队提出。如果说本次展览意图为不公正发声，那么其中寥寥无几的大牌艺术家——除了两位二十世纪早期人物——便是最显而易见的表态。

德国政治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在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呈现了一系列作品，其中包括《Die Carmagnole》（1901，注：卡马尼奥拉，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和其试印版，其中的黑白图像勾勒出都市景观中一群女性抗议者的情绪高涨集会。女性主导抗争的主题在诸如珂勒惠支的“农民战争”系列（1903–1908）中的《Charge》（1903）中延续。此作描绘了一位鼓动农奴奋起反抗的女性，其原型是十六世纪的“黑安娜” ——据说是德意志农民战争的***人物。

凯绥·珂勒惠支，《卡马尼奥拉》，1901。线条蚀刻，铜板雕刻针，凹铜版腐蚀制版法，砂纸。Akademie der Künste收藏，柏林。图片提供：Akademie der Künste。

来自诺贝尔奖提名者巴西艺术家和建筑师弗拉维奥·代·卡瓦略（Flávio de Carvalho）的展品，包括一本记录其1931年著名表演《Experience no.2, realised on a Corpus Christi procession》的小册子——艺术家在一场宗教游行的济济教徒间逆行。

展览中的其余作品则来自相较罕为人知的“南方世界”（Global South）艺术家，这些作品以鲜亮的色彩，清晰的轮廓和描绘性技巧来抗拒纵贯展览的现代性和观念美学。

Brend***. Fajardo，《关于Erol, Bens, Julia, Jake和其他人的记忆，勇敢，不要投降！自杀的人 》（laala ni Erol, Bens, Julia, Jake atbp. Maging Matatag, Huwag Sumuko!），2018。纸本、彩色墨水，28.3×40cm。图片提供：Brend***. Fajardoa 和 Tin-aw Art Management, Inc.。

在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菲律宾艺术家布伦达·V·法雅尔多（Brend***. Fajardo）著名的2018年塔罗牌系列作品“菲律宾人生活的牌”（Baraha ng Buhay Pilipino)——以绘画形式重述了菲律宾人的历史。延续这个历史线索的是 Cian Dayrit 在马丁-格罗皮乌斯美术展出的作品《Tropical Terror Tapestry》（2020），这幅大型壁毯编织以漫画书形式描绘了该国的军国主义、腐败和针对本土以及乡村社群旷日持久的暴力。

Cian Dayrit，《Tropical Terror Tapestry》，2020。展览现场：“裂缝始于内部”，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Mathias Völzke。

占据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主展厅的是来自已故巴西艺术家 Pedro Moraleida Bernardes 的装置作品，艺术家于1992年自杀身亡，年仅22岁。受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和 Bispo do Rosário 影响，他令人不安的图像似乎脱胎于1990年代拉丁美洲后现代主义者和教会之间的文化战争背景，其中混杂着暴力图像和圣经经文。

《当不是人类却代表人类时感到致命的厌倦》（Sentindo um cansaço mortal por representar o humano, sem fazer parte do humano，1997）中，直立的装裱绘画像构成三头十字架，其中人兽在一座巨大黑色十字架面前进行**，口交和阴交，在阴暗虚空中漂浮的肢体构成了作品的中部。

Pedro Moraleida Bernardes， 《当不是人类却代表人类时感到致命的厌倦》，1997。展览现场：“裂缝始于内部”，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Silke Briel。

双年展以不同的政治和宗教内容、土著或民族形式来抗衡策展人眼中文化霸权的宰制，但其力量正在于其形式和内容间的亲缘关系，（有意或无意地）普遍适用于全球不同的地域，政治和艺术语境，使信息得以传递。

有趣的是，那些不局限于视觉领域的艺术家作品脱颖而出，成为人类生存境况的非凡文献。库尔德社会运动家和记者 Zehra Doğan 的素描以双层斜面玻璃展柜中文献的形式在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展出。

Zehra Doğan，《隐藏的绘画》，2018-2020。细节。木炭铅笔和马克笔，一个朋友送给艺术家的信纸。展览现场：“裂缝始于内部”，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Silke Briel。

采用图像小说的形式，“'Xêzên Dizî”（隐藏的素描，2018-2020）从被土耳其当局囚禁者的角度讲述了库尔德争取独立的抗争。作品在描绘了令人不安的审讯和酷刑景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不同代际妇女聚集在一起分享牢狱体验的美好时刻。

Doğan的反政府图片在网上走红——其中土耳其当局在努赛宾镇用德国制造的坦克推倒库德尔房屋——艺术家因此于2017年以支持恐怖主义的获罪入狱。作品附注文字描写了被土耳其当局关押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治犯的处境。

Zehra Doğan，《隐藏的绘画》，2018-2020。木炭铅笔和马克笔，一个朋友送给艺术家的信纸。展览现场：“裂缝始于内部”，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院，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Silke Briel。

在马丁-格罗皮乌斯美术馆， Museu de Imagens do Inconsciente 和 Museu de Arte Osório Cesar 的展陈呈现了精神病患者的画作，回应反精神病学的医师 Nise da Silveira 博士和 Osório Cesar 博士的疗法实践。

1933年，Nise da Silveira 博士与艺术家 Flávio de Carvalho 合作在巴西圣保罗组织了《孩童和精神病人月》（The Month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Mentally Ill），以呈现他们认为未经艺术学院观念染指的纯粹艺术。

来自 Museu de Imagens do Inconsciente, Rio de Janeiro 的 Carlos Pertuis 的作品。里约热内卢，巴西。展览现场：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ExRotaprint，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Mathias Völzke。

Da Silveira 博士负责的病患 Carlos Pertuis 和 Adelina Gomes 均为高产的”非“艺术家，每人生前创造了上千幅作品，本次展览仅呈现了其中一小部分。在 Pertuis 的一幅50年代未命名作品中，一群头带黑色软呢帽，身着白衬衫和蓝裤子的人颇具仪式感地聚拢，人群的中心是一个带钢脚和蓝色火焰头像的机械结构。

工薪阶级黑人病患 Gomes 的作品主要通过自画像来关注她的内心生活，画面通常描绘了艺术家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的过程。这种物我融合通过作品背景的动植物群完成，正如1962年的一幅未命名作品；或是如其后1964至1967年间的作品，通过模糊的人物头部轮廓实现。

Adelina Gomes，《无题》，1962。布面油画，64.4×53.5cm（含框）。图片提供：Museu de Imagens do Inconsciente。摄影：Mauro Domingues。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策展人顺手拿来为反观念主义美学占位，这些极富想象力的作品与珂勒惠支和代·卡瓦略的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它们不仅在制作上具有诚意，更是作为影响艺术界以外的现实世界的治疗性干预。

然而，艺术即使产生了（影响）现实世界的成果，但这不应该成为艺术界推卸自我批判的借口，尤其在急需划清美学与政治界限并承认二者共生关系的当下。

弗拉维奥·代·卡瓦略，《祖先肖像》，1932。布面油画。展览现场：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ExRotaprint，柏林（2020年9月5日至11月1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摄影：Silke Brie。

”体验二“展览中， “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Feminist Health Care Research Group，简称FHCRG）对政治内涵与美学形式进行剥离的需求无出其右。基于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提出的1970年代真理主义，即“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always political）”，艺术家 Inga Zimprich 和 Julia Bonn 二人组从自己母亲的身份出发，持续研究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西柏林的健康运动，以及女性主义健康倡议在整个时期中扮演的角色。

这个共同体在2019年于 ExRotaprint 举办的 “体验二：弗吉尼亚·德·梅代罗斯—— ‘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 （展期：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2月8日）的一系列活动和档案展中呈现了他们的调查，最终合辑成为出版物《共渡危机第二辑》（Being in Crises Together Vol. 2）。

展览现场：“体验二：弗吉尼亚·德·梅代罗斯—— ‘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ExRotaprint，柏林（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2月8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

立足于反歧视实践，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健康这个概念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心理性：这一事实在波及全球的COVID-19危机，仍不断蔓延的今天尤为重要。

然而，当谈及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时，《共渡危机第二辑》导论就引出许多重要议题。该合作体以总结性口吻讨论了文本中语言的使用，其中作者选择“用大写字母书写非裔和有色人种以体现其自我代表性”，“用白色斜体强调白人至上主义赋予白人特权的‘白’”，以及“用星号强调性别二元论的社会构建属性，例如’女性*’和’男性*’”。

展览现场：“体验二：弗吉尼亚·德·梅代罗斯—— ‘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第十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ExRotaprint，柏林（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2月8日）。图片提供：柏林双年展。

尽管这种审美宣言与其背后的认识论演变完全一致，但放在2020时代来看，这种在排印方式上的激进主义难免幼稚，甚至反直觉。

凡熟悉上世纪80和90年代社会运动的人都明白：平等和正义的斗士必须意识到个人并非总是关乎政治，目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均缺乏真正的政治斗争，仅靠语言的转变并不会自动产生解放，甚至会引起怨恨和抵抗。这与本届双年展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球抵抗不容忍和偏执的空间。

“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拼贴材料来自西柏林1970和1980年代的健康运动（2018）。Contribution to Zeitschrift für Medienwissenschaft 19。图片提供：女性健康关怀研究小组。

尽管存在着过分强调艺术的政治作用的缺陷，当前气候下的柏林需要第十一届柏林双年展。向来在德国和欧盟掌管政策与权力的新自由主义力量可能无法与新民族主义层级式围剿抗衡，但前者可以使用其机构影响力在这场持续的文化交锋中展现其自信——哪怕无关实力。

恐怕只有历史才能证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美学政治化对抗法西斯主义政治美学化的药方，是否终为激进主义论者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