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之春
发起人:另存为  回复数:0   浏览数:93   最后更新:2020/10/01 21:49:12 by 另存为
[楼主] 另存为 2020-10-01 21:49:12

来源:燃点  王之博


谢谢墨虎凯的邀请,我们正式搬来柏林转眼整一年了,袁远在这里终于完成了工作室搬迁后的第一个个展,我也在准备画廊在今年London frieze 上的双个展项目。不过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取消,推迟,暂停…… 10月份Frieze伦敦也悬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究竟有多特殊,居然还在无法预测中。我最惧怕海水,这次全球性风暴的起起伏伏,让我时常感觉身处深不可测的大洋中间,不停的在下沉。


我算是在去年8月份正式搬来柏林。而在此之前袁远已经带着我们的女儿在这里了,装修我们俩的工作室,安顿新家。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过来的,不过六岁的女儿很懂事,跟着爸爸,自己早就会洗衣服了。我们原计划是在今年年初回杭州一趟,在那里搬好的新工作室没来得及的整理完,也可以看看老人。多年来惜时如金的工作习惯让我们都擅长把生活压缩打包,所以2018年我们一口气搬了两个家,搬了两个工作室。另一个原因我们着急回杭州是因为一场工作室的水灾,发生在我刚离开杭州后的两个月。工作室的总水阀是个假冒伪劣品,漏水不知多久,等家人发现的时候已经酿成了一个1.5米深的游泳池。

柏林工作室里进行中的作品,2020

杭州富阳工作室,2019


万幸的是画,在我离开的时候被仔细抬到了楼上。可是积攒了很多年的画材工具几乎全军覆没。袁远心疼他收集了多年的各种刮刀,泡了水烂了。我们工作用的气泵,festool机器,昂贵的照相器材,悉数挂了。

擦洗干净刚刚铺好的瓷砖地面,工作室明亮了许多,2019


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室在Wilmersdorf,一个远离艺术区的古老街区。多年来受够了艺术家工作室的城乡结合部生活,我们想生活在城中心,尝尝买菜上学工作购物都只需要走路的滋味。没想到的是这个愿望最终在柏林得以实现,一个没有到杭州的直航,路上通常要飞两天的大城市,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还需要在北京,或在阿姆斯特丹住上一宿。有趣的是我们的邻居,Chert Lüdde的画廊主,他说他想远离艺术而居,所以搬到了Wilmersdorf,结果不巧这栋楼里有着两个不小的艺术家工作室,有一位收藏家,还有一位中国当代艺术里相当重要的一位发起人。而这栋100年前建成的楼,设计师则是一位雕塑家。

袁远在柏林工作室准备6月初在香港马凌画廊的 “Irregular Pearl” 展览,2020

工作室一角1,2020

工作室一角2,2020

柏林地铁一角 ,袁远拍摄,2017


其实在之前几年, 每次来欧洲,我们都流连于二手书店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贪恋里面里面浩如烟海的档案和资料。但是苦于每次只能带得下一星半点,于是遂升起在欧洲有一个工作室的愿望。其实可以说是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图书馆和资料库。

佩加蒙博物馆的伊斯兰手稿插图,2020,神秘的卡兹维尼百科全书,展出的纸张记录了学者卡兹维尼(Al-Qazwini)1260至1280年收集的关于世界的丰富多彩的见解。

柏林新博物馆的柱子,2020这是古典美术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的一根柱子, 历史的细节不止被仔细保存在展品里面。整个建筑本身隐藏了无数会讲故事的细节。

Carsten Nicolai 的《Moire Index》, p124,2019


在疫情前我在UDK的图书馆里翻书的时候,意外看到一本Carsten Nicolai做的书《Moire Index》。Carsten Nicolai是德国的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他在这本书中创造了图案和网格系统的视觉词典。虽然这种干扰模式大多被认为是不需要的副作用,但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其实非常有趣。这和我最近几年的工作中的一部分工作重心有着同样的出发点。所不同的是,相对于Carsten Nicolai 想做的是把音乐用编程形式来做视觉形式上的美学研究,我想做的刚好相反,是关于用网格和代码之类的数学模式(比如数字建模)所呈现的视觉样式,其可以承载的视觉信息,及其对于视觉心理的暗示的研究。举个例子,音乐所引起的感受于我是一种带温度的感性体验,但同时由于音乐的抽象性,它也能被逻辑推理演示。我的问题是这种感性体验是否能够经由数字建模的方式用视觉形式来反向模拟和诘问。这一部分被计算规划过的纯粹理性, 能够承担多少和我画中其他粗糙的、模糊的,甚至是肮脏的部分对话的功能。

《DAS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1982-1983,约瑟夫·博伊斯,Marx 收藏与国家美术馆藏品展,2020


2月初的时候,国内的消息严峻, 我在极度郁闷的心情下去了汉堡车站博物馆, 很意外遇到一个极其治愈的展览-《Marx 收藏与国家美术馆藏品展》。在这个展览中艺术宗教救赎的一面被灾难扩大,相信换在以往,博伊斯的这件作品并不会像那一刻那样让我差点潸然落泪。这个展览一直持续到2020年9月。

柏林的木材连锁市场Holz possling里面的切割服务区 2019


柏林市场里的木材加工分类之多让人惊叹。产品的细分程度夸张,每块木料都被精致的对待。相较于中国粗糙浪费型的工作方式,这边的工艺精度和细致程度是两回事。袁远显然骨子里义无反顾的投奔这种工作方式,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促使他搬离中国的原因其实是再也无法容忍那儿人们的时间观。而我则迷失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流里面。

柏林的春天, 2020


在3月学校停课之前,女儿已经在柏林幼儿园上了6个月的学。从幼儿园拎回家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植物图谱。我们翻着字典一起研究了一下, 紧接着在隔离期间发现邻居们的花圃里悄悄的冒出了这些新认识的朋友。回忆在杭州的时候,对于花草的认识我只局限于春天校园里大株的广式白玉兰和夏天西湖里的荷花。没想到来这里的第一节课是上百种植物和他们的属性。杭州的春天大街上也是百花锦簇,它们常常一夜之间出现或是一夜之间消失。那是环卫工人堆叠在城市景观带上的,都是些什么花,倒真没有时间去认清它。


在中国,身边的人们一心想着到达未来,立马到达未来。为了这个立即马上,所有的细节是可以被抛下的。规则是可以被改变的,原则是可以忽略的,恨不得下一秒站在未来的身旁。所以当我们一脚踏进这边的时间里面,尤其在发现这里每七天还有一个所有事件停摆的周日,这种改变让我们措手不及, 我们从未来回到了当下。

2017年4月袁远摄于柏林Mauer 公园,2017


其实无论是否有这场灾难作为助燃剂。对我们来说,穿梭在两种文化阵营之中本身就很有乐趣。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无穷层次和角度的虚拟生活和政治立场,晕眩的感觉是注定的。在这场巨浪的峰尖上驻足的瞬间时,一个可以关注的点是某种作为人类的适应能力。就像观察这个急转掉头的世界中某几个个体的反应,具有无穷的乐趣。


王之博,2020年6月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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