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被全世界瞩目，现在回头看，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个小舞台，随后金融危机的大面积爆发，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自然不只是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主笔◎谢九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脱离了为基本生计而努力的阶段，有一份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拥有房子、汽车、股票、基金等一些动产和不动产。和大多数处在底层的人群比，中产阶级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但远远没达到可以随意满足消费欲望的阶段，他们以财务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工资收入很难实现理想，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有了投资理财的意识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现在恐慌地发现，自己不仅离财务自由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正在一步步从中产阶级的位置滑向底层的人群。
恐慌始于股市的暴跌，从6100点到1700点，超过70%的股票和基金资产已经灰飞烟灭。随后是楼市下滑，尤其是一些在过去两年内以高价买房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如果持续下跌，银行的房贷将会超过房屋的市价，自己有可能沦为负资产。而最新的恐惧来自经济形势恶化，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公司的减薪甚至裁员，更让一些人开始为未来生计担忧。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话说，这是一个M型社会，处在两端的极贫和极富人群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中间层开始往下沉沦，变成一个M型。
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无数成就，其中尤以两个事件引人瞩目：一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从1978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48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二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而这一轮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这一部分人又被迫将获得的成果交回去，其实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吞噬。
今年10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对一个刚刚从低收入行列脱身的大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考察了1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后，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将呈现“倒U型”，也就是“先恶化，后改善”的走势。贫富分化之所以会在后来得到改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人开始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中间阶层。后来的学者在验证了更多国家的经验之后，承认了“倒U型”的存在，并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大意是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人均收入会快速提升，但不平等程度会加大；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平等的现象自然会得到改善。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经历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应该说，正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改善了这种状况，缓冲了两极分化矛盾。
究竟何为中产阶级，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使在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中产的概念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家庭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都被视为中产阶级的标准。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大队曾以“家庭年收入6万到50万元”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或许是这个提法比较敏感，国家统计局很快就予以否认。中产阶级的界定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如果不考虑职业地位、消费习惯、教育程度等因素，仅以收入水平，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从另一个角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还取决于每人对自己在社会上定位的感觉。就这感觉而言，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中国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并未拥有中产阶级应有的话语权。
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比较庞大，通常占总人口的50%甚至80%，而中国由于9亿农村人口的存在，注定了中产阶级的实际比重不高。正因如此，一个来之不易的中产阶级对于中国社会才更显珍贵。这部分人群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缓冲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让更多底层人群看到向上的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依靠权力寻租而暴富的少部分人不同，他们大多依靠自身劳动和自身努力而实现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对于大多数仍处在底层的人群，他们的崛起是一个“中国梦”的极佳激励样板，意味着这个社会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只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中产阶层，才能最真实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强民富”，体现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反之，如果他们的数量日渐萎缩，则意味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中产阶级出于对自身未来的自信，也会日益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消费人群，反过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同时又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成长于高速增长的3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没有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负资产生活，更没有美国人的大萧条记忆，对于如何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历史里，只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增速放缓。一次是1989和1990年，GDP增速从11%回落到4%左右，不过仅仅在两年后便很快重回高增长的轨道。一次是1998和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速从接近10%的水平回落到不足8%，这一次持续时间同样不长，也只有两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很快恢复高增长，一直到2007年迎来本轮增长的顶峰。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当去年10月“十七大”提出财产性收入之后，更多人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来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因为这样，当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慢慢对中国产生影响时，很多人开始不知所措。稚嫩的中产阶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除了需要自己提高风险意识，摒弃一些凡勃伦式的炫耀性消费外，更多还需要政府加以卫护。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经济最好的时代是“二战”结束后的30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人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和谐的中产社会并非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在当时环境下，多数应归功于罗斯福新政，是政府的有形之手缔造了美国的和谐社会。而从里根时代始，同样是政府行为导致美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竞选的重要口号就是“拯救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尚显稚嫩的中产阶级，在目前这场全球动荡中，更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拯救，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拯救中产阶级自身，更是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
今天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被全世界瞩目，现在回头看，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个小舞台，随后金融危机的大面积爆发，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自然不只是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闭幕之后，20国参与的全球峰会也将很快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这次峰会被视为重建21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可能就此改写。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旗，这一次，人们普遍认为这将由中国和美国来完成交接。
或许中国的实力与世界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如果回想一下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黄金时代的怀念，其实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30年，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了迅速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承载起世界的期望，中产阶级显然需要更多的支持，在眼前这场全球化危机中，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动辄上千亿美元的救市相比，我们的力度还稍嫌不够。保卫中产阶级，除了稳定将来的现金流，还应该保卫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产。对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这首先意味着暴露在全球化风险中的股票和住房。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1期
主笔◎谢九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已经脱离了为基本生计而努力的阶段，有一份超过平均工资水平的工作，拥有房子、汽车、股票、基金等一些动产和不动产。和大多数处在底层的人群比，中产阶级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但远远没达到可以随意满足消费欲望的阶段，他们以财务自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工资收入很难实现理想，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有了投资理财的意识并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现在恐慌地发现，自己不仅离财务自由的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正在一步步从中产阶级的位置滑向底层的人群。
恐慌始于股市的暴跌，从6100点到1700点，超过70%的股票和基金资产已经灰飞烟灭。随后是楼市下滑，尤其是一些在过去两年内以高价买房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如果持续下跌，银行的房贷将会超过房屋的市价，自己有可能沦为负资产。而最新的恐惧来自经济形势恶化，从中小企业蔓延到大公司的减薪甚至裁员，更让一些人开始为未来生计担忧。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话说，这是一个M型社会，处在两端的极贫和极富人群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中间层开始往下沉沦，变成一个M型。
改革开放30年缔造了无数成就，其中尤以两个事件引人瞩目：一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从1978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48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二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而这一轮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这一部分人又被迫将获得的成果交回去，其实是对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吞噬。
今年10月底，国家统计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对一个刚刚从低收入行列脱身的大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考察了18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后，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和不平等程度将呈现“倒U型”，也就是“先恶化，后改善”的走势。贫富分化之所以会在后来得到改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人开始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中间阶层。后来的学者在验证了更多国家的经验之后，承认了“倒U型”的存在，并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大意是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初期，人均收入会快速提升，但不平等程度会加大；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平等的现象自然会得到改善。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经历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应该说，正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改善了这种状况，缓冲了两极分化矛盾。
究竟何为中产阶级，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使在中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中产的概念也十分模糊。一般而言，家庭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都被视为中产阶级的标准。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大队曾以“家庭年收入6万到50万元”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或许是这个提法比较敏感，国家统计局很快就予以否认。中产阶级的界定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如果不考虑职业地位、消费习惯、教育程度等因素，仅以收入水平，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从另一个角度，中产阶级的标准还取决于每人对自己在社会上定位的感觉。就这感觉而言，美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中国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并未拥有中产阶级应有的话语权。
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比较庞大，通常占总人口的50%甚至80%，而中国由于9亿农村人口的存在，注定了中产阶级的实际比重不高。正因如此，一个来之不易的中产阶级对于中国社会才更显珍贵。这部分人群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缓冲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让更多底层人群看到向上的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和依靠权力寻租而暴富的少部分人不同，他们大多依靠自身劳动和自身努力而实现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对于大多数仍处在底层的人群，他们的崛起是一个“中国梦”的极佳激励样板，意味着这个社会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只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中产阶层，才能最真实体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强民富”，体现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反之，如果他们的数量日渐萎缩，则意味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中产阶级出于对自身未来的自信，也会日益成为社会上的主流消费人群，反过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同时又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成长于高速增长的3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没有经历过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负资产生活，更没有美国人的大萧条记忆，对于如何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并没有太强的意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历史里，只有过两次比较明显的增速放缓。一次是1989和1990年，GDP增速从11%回落到4%左右，不过仅仅在两年后便很快重回高增长的轨道。一次是1998和1999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速从接近10%的水平回落到不足8%，这一次持续时间同样不长，也只有两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很快恢复高增长，一直到2007年迎来本轮增长的顶峰。于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当去年10月“十七大”提出财产性收入之后，更多人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来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因为这样，当来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慢慢对中国产生影响时，很多人开始不知所措。稚嫩的中产阶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除了需要自己提高风险意识，摒弃一些凡勃伦式的炫耀性消费外，更多还需要政府加以卫护。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经济最好的时代是“二战”结束后的30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人人都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和谐的中产社会并非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在当时环境下，多数应归功于罗斯福新政，是政府的有形之手缔造了美国的和谐社会。而从里根时代始，同样是政府行为导致美国的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竞选的重要口号就是“拯救中产阶级”。对于中国尚显稚嫩的中产阶级，在目前这场全球动荡中，更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拯救，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不仅是拯救中产阶级自身，更是拯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
今天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被全世界瞩目，现在回头看，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中国展示实力的一个小舞台，随后金融危机的大面积爆发，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自然不只是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闭幕之后，20国参与的全球峰会也将很快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在很多西方人眼里，这次峰会被视为重建21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可能就此改写。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旗，这一次，人们普遍认为这将由中国和美国来完成交接。
或许中国的实力与世界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如果回想一下保罗·克鲁格曼对美国黄金时代的怀念，其实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的30年，美国中产阶级构成了迅速崛起。如果今天的中国能够承载起世界的期望，中产阶级显然需要更多的支持，在眼前这场全球化危机中，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动辄上千亿美元的救市相比，我们的力度还稍嫌不够。保卫中产阶级，除了稳定将来的现金流，还应该保卫他们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产。对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这首先意味着暴露在全球化风险中的股票和住房。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