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汉斯 | 生活需要保有孤独感
发起人:开平方根  回复数:0   浏览数:120   最后更新:2020/07/29 22:38:32 by 开平方根
[楼主] 开平方根 2020-07-29 22:38:32

来源:芭莎艺术  Ulrich Obrist


蛇形美术馆展馆,2012年


修道主义构建了集体生活与个体生活的并置:人们在危机时刻通过社会获得外界支持的同时,也需要保有孤独感和独立性——以自然、艺术和文学来拯救自己。全球著名艺术策展人小汉斯独家为《时尚芭莎》撰文,分享他在疫情期间的心得。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为如何回到疫情暴发前的生活而苦苦挣扎。人们是否应该重新靠近彼此?是应该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还是考虑到社会和经济因素而必须上学、工作?人们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调和疏离与社交?

1976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就曾对这几个问题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位并未取得高学历的作家及理论家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帮助下成为了令部分审查委员会成员生畏的教授,他曾在就职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理想——渴望独自生活,同时又不矛盾地参与集体生活。


在寻找那个能最大程度地结合个性与集体性之地时,罗兰·巴特偶遇了一座修道院。在对这座位于希腊阿索斯圣山的修道院的描述中,他发明了一个词来命名那个理想:“特殊戒律”(Idiorrhythmia)。由希腊语“Idios”(自我、特殊)和“Rhythmos”(节奏、规则)组成,“特殊戒律”指代了修道院内僧侣们通过信仰和祈祷而互相联系、共通的状态。在有序的语言学图景的前提之下,日常生活中的他们是完全自由的。僧侣们住在单独的房间内,可以独自进食,甚至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加修行仪式。

特约撰文:策展人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现任伦敦蛇形美术馆艺术总监。


毋庸置疑,对罗兰·巴特来说,人首先只存在于社会与集体之中。我不由得想起20年前美国著名摄影师海伦·莱维特(Helen Levitt)告诉我的故事。1913年出生于纽约的她像谈论日常生活一般,提到了上世纪30年代冲击美国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那些年间,也有成千上万人丢了工作,许多艺术家不知道该靠什么维持生计。“美国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ainters Sculptors and Gr**ers)曾提出一项措施,要求博物馆向展出作品的艺术家们支付费用,却被博物馆拒绝。1933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从上任至其1945年去世连任三届的总统,他在上任不久后便颁布了极具传奇色彩的新政(New Deal)。

政府在危机之时为支持经济而推出的诸多措施里还包括了对特定职业团体提供的紧急援助,其中有一项“公共艺术作品项目”(The Public Works of Art Project),专门针对艺术家群体。一方面,它帮助那些没有收入的艺术家通过政府委托项目赚钱;另一方面,建造公共建筑和纪念碑或者雇佣艺术家们创作雕塑以及壁画装饰。这个模式于1926年起源于墨西哥,当其打响了名声,这些曾被政府雇佣过的艺术家也成就了自己的艺术史。

“壁画主义”(Muralismo)就此诞生——在公共空间中创作巨大的壁画,多数都带有社会批判的内容。虽然这项措施在美国并未收获艺术造诣上的成功,但它不仅解决了许多艺术家的生计问题,也给了他们继续创作的机会。那次援助中受益的人里,就有和我讲述这一切的海伦·莱维特的尊师——美国著名摄影师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

经济萧条之际,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政策确保了艺术的生存。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即使是在那场近百年前的灾难性大危机中,这也被视作一件理所应当的事。然而正如“特殊戒律”的理想一般,我们在从集体中获得支持的同时也需要保有孤独感和独立性。大自然在此刻给予了我们自身从未想象过的力量。

我住在伦敦的肯辛顿花园附近,而办公地蛇形美术馆则位于它中央,所以我通常都经过花园上班。我知道在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都市里,大多数人没有花园,我已经非常幸运了。花园是蔽身之处——让人们呼吸新鲜空气、享受宁静,感受春花盛开的奇迹;它同时也是植物和动物们的庇护所。每天我都欣慰能在花园里遇到鸭子,有时我与它们说话,它们也总是很友好地“嘎嘎”回叫。

艺术家乔治·比德尔(George Biddle)在美国财政部的绘画和雕塑小组中工作,罗斯福新政中的“公共艺术作品项目”便是采纳了他的建议。


对城市居民来说,花园以及花园栖息者们都是这次危机的救星。艺术家、诗人伊黛尔·阿德南(Etel Adnan)曾说过,没看到树的一天是被浪费的一天。她经常描绘树木,望着它们能理清思绪、给她力量。这不仅适用于居住在巴黎的伊黛尔·阿德南,也适用于我。


在这段时光里,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自然,多么感激它带给我的一切。不仅仅是自然,艺术、文学此刻也正在拯救着我们。如果说世界在某一个时刻最需要来自艺术家们的思想、愿景以及观点,那就是现在。当恐惧与绝望达 到顶峰时,绘画、文学和音乐就成了希望与自我疗愈最重要的来源。


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里(Ben Okri)最近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的文章就阐明了这个观点。早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意大利之时,人们已在面前摆放画像以趋避瘟疫;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e),就是关于人们为了躲避佛罗伦萨肆虐的瘟疫而逃到乡下,终日为彼此讲述故事的小说集。本·奥克里在自己孩提时代曾经历过尼日利亚内战,在与家人近距离相处的数周里,他担心食物来源,也担心生命安危。因此父母整天为他读故事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给他希望——正是文学在那时拯救了他。


文化不仅有助于驱散恐惧、分散注意力和安慰人心,还会介入并帮助我们理解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俄罗斯作家鲍里斯·阿库宁(Boris Akunin)警告世人,尽管大家有理由对病毒感到恐惧,但恐惧只会扩大伤害与死亡。然而美国诗人安妮·博耶(Anne Boyer)反过来告诫大家,要小心那些诸如“最大的威胁就是我们对威胁的恐惧”的言论。因为她认为正是恐惧教会了我们互相照应——“我们害怕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而活”。

Serpentine P**ilion 2018, designed by Frida Escobedo, Serpentine Gallery, London (15 June – 7 October 2018)  Frida Escobedo, Taller de Arquitectura, Photography  2018 Ste Murray


罗兰·巴特也曾就此研究过文学中各类关于社会与孤独的主题,一份疫情期间的阅读清单随即诞生: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被隔离的普瓦捷女人》(The Confined Woman of Poitiers)、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的《家常小事》(Restless House)以及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家常小事》讲述了资产阶级家庭内的“特殊戒律”;而《魔山》的主人公们则出于对肺炎的恐惧而紧密联结在一起。如果你想要团结,那就参加礼拜仪式;如果你希望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就独自祈祷。


修道主义中的“特殊戒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后疫情时代生活状态的可能性。这种特殊且自我的隐修生活告诉人们,我们或许需要一些只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受他人干扰,却又不必完全放弃集体生活。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世界报》(Le Monde)上的一篇文章曾评论道,他将人们对这次危机的反应视作社会应对冲击的考验。但自始至终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战斗的敌人将不再是陌生人、病毒或任何来自外界的事物,而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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