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1965年，肯普顿·邦顿从英国国家美术馆偷走弗朗西斯科·戈雅画作，但对其偷窃的罪名最终未成立，图片来源：The lady1961年，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惠灵顿公爵肖像》(Portrai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画作被一位美国大亨在拍卖会上从一位英国贵族手中购得。随后，英国政府介入购买该画作，并将其留在英国，它于那年 8月2日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8月21日，作品被盗，直到四年后才再次出现。
1965年，弗兰克·惠特福德(Frank Whitford)在 ArtReview报道了这起盗窃案，事实证明，这位偷窃者既不是一个大胆的犯罪唯美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躲在地下的邪恶科学家，而是一位名为肯普顿·邦顿(Kempton Bunton)的61岁退休公交车司机。他偷这幅画的动机，是为了抗议英国广播公司向退休人员征收电视费用。随着英国国家美术馆将在今年7月20日重新开放，这件作品也将在美术馆展示。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惠灵顿公爵肖像》(Portrait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1812年-1814年，图片来源：英国国家美术馆这件作品是戈雅在萨拉曼卡战役（Battle of Salamanca）后根据关于惠灵顿公爵真人所作。1961年夏天，当时利兹公爵（Duke of Leeds）以14万英镑的价格将自己的肖像卖给了美国收藏家查尔斯·赖特斯曼（Charles Wrightsman），但英国政府声称出于国家利益，中途停止了这项交易的发生，并批准国家财务部以同样的价格从利兹公爵手中收购该作品，商人和慈善家艾萨克·沃弗克（Isaac Wolfson）向英国财政部提供了10万英镑作为购买作品的费用，然而支票还没送到财务部，这件作品就消失了。
英国国家美术馆在1961年与艾萨克·沃弗克（Isaac Wolfson）关于戈雅作品《惠灵顿公爵肖像》的通信，图片来源：英国国家美术馆这幅画作的消失却让作品在媒体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结果变成了上世纪最引人注意的艺术品偷窃案。在当年8月21日凌晨，美术馆的警卫们注意到戈雅画作消失了，但他们假定作品是由于官方原因被拿走的，直到美术馆向公众开放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那幅画是被偷了。
这个偷窃案在当时是英国国家美术馆138年来首次失窃，立即引发了一连串猜测。戈雅作品的偷窃案发生在一系列国际艺术品盗窃案之后，这其中不乏一些大胆的盗窃行动，因此引发了有关一位百万富翁正在秘密收集大师杰作的传言。
有一些报纸则一直强调一群具有杰出能力，却十分危险的团体的存在，并在报道中指名道姓，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乔瓦尼·皮里西（Giovanni Pilis）的来自意大利的纨绔子弟，媒体报道，他与一个名为Pierrot the Fool的法国高级犯罪团伙有关联。
在英国导演特伦斯·扬 (Terence Young)1962年的作品《诺博士》（Dr. No）中出现了《惠灵顿公爵肖像》画作，图片来源：Eon Productions
随着媒体出版的每一篇报道，每一段宣传和每一句猜测，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参观人数逐渐增加，但许多参观者是去看那个空荡荡的展位，而不是那件作品。英国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 (Kenneth Clark)在当时宣布此盗窃案是本着“纯粹的理想主义”精神进行的。前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菲利普·安斯蒂斯·亨迪爵士（Sir Philip Anstiss Hendy）则认为这位偷窃戈雅画作的人是想引起人们对艺术品“不公平”价格的注意，不管是谁拿走了它，不管他是谁，肯定都很聪明，因为他攻破了该国最完善的安全系统之一，成功躲过了精心设计且高度复杂的电子设备，还躲过了一支由5名男子组成的夜间警卫队，他们的巡逻路线每隔20分钟就会接近展示这件作品的位置。美术馆的门和窗户都没有被损坏过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作品被盗后，英国警方在英国国家美术馆进行调查，图片来源：Gettyimage对于偷窃的猜测仍持续以更多激情和想象力进行，有人甚至指出，这次偷窃案是由那些反对美术馆政策的狂热反对者赞助的，并且这种冒险行为仅有接受了特别航空队的训练才能完成。而当时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的杰拉尔德·凯利爵士（Sir Gerald Kelly）公开表示这幅画作根本不是戈雅所作时，戈雅事件变得更具争议性。1964年2月1日，在接受《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采访时，他说：“当它消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呼雀跃。”与此同时，警方的调查却毫无进展。直至《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主编组织了一场活动，劝说偷窃者透露作品的下落，才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
1965年，《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关于此次偷窃案的报道，图片来源：《每日镜报》
1965年，偷窃者将作品带到伯明翰的新街车站，将作品放置于行李寄存处，并向《每日镜报》寄出一张储存的小票，戈雅画作由此被找到，国家美术馆随后宣布该作为真品，在那之后，车站办公室收到了一张7英镑的支票，大概是偷窃者寄来的，用以支付储存费用。
1965年5月22日，关于该盗窃案的调查警官Jack Ion和探长John Morrison收到归还后的作品，图片来源：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随着作品被找到，关于偷窃者身份的猜测继续进行，且比以前更具想象力，更有创造性，一封由读者寄给《卫报》的信暗示，偷窃者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厌倦，渴望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刺激。《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则认为这个罪犯肯定具有戏剧或文学背景，因为作品在寄存于行李寄存处时所使用的名字布洛克汉姆（Bloxham）来自王尔德的戏剧作品《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而当时，剧中的角色杰克就是在火车站寄存处的一个手提包里被发现。
肯普顿·邦顿(Kempton Bunton)，图片来源：Gettyimage然而，这名偷窃者终于在1965年7月19日向警方自首，此时距离这件作品消失已经接近四年，他没有任何文学背景，没有艺术知识，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当年61岁的肯普顿·邦顿(Kempton Bunton)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在长达四年的调查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与这位退休数月的61岁公交车司机联系起来。邦顿住在泰恩河畔（Tyne），是当地有名的较为古怪的民权运动人士。1960年，尽管他调整了电视的设置为仅接收ITV，一个理论上免费的电视服务，却仍然收到账单，他因拒绝支付电视费用而被关押了69天。而他告诉警察，他偷窃了戈雅的作品，仅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为退休老人争取低价的电视服务活动的注意，他声称他是本着“诚实且善良的欺诈”精神，根本没有犯罪的意图。
1965年，《The Arts Review》报道了该案件，图片来源：ArtReview
在一份声明中，邦顿说他是通过一架建筑梯子进入美术馆的，从厕所的窗户爬进去，在凌晨5点50分偷了那幅作品，他把威灵顿公爵肖像夹在腋下，从同一扇窗户爬出来，带到了他的临时住所。把画框留在伦敦后，他回到家里，将作品藏于衣柜后面，作品就在那里待了将近四年，邦顿也把秘密藏了起来，直到有一天在酒吧向朋友透露了之后才向警方自首。
《晚间编年史报》（Evening Chronicle）报道肯普顿·邦顿偷窃罪未成立，图片来源：《晚间编年史报》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对于该案件的判决更为有趣，结果是，从美术馆中移除一幅没有永久保存意图的画作在法律上不算犯罪。对于针对他的四项指控，邦顿都拒不认罪，偷窃、恐吓勒索、造成公害的罪名均不成立，他被判有罪的原因，是因为他偷了那个价值100英镑的画框，这个画框被他留在了伦敦，邦顿由此被监禁了三个月。但这一结果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他说他在5点50分从窗户爬进去把画作取下，但当时美术馆的报警系统显然仍保持工作，警方也没有发现窗户被损坏的痕迹。一位年迈的老人为何能够毫不费力地将画带出美术馆？更讽刺的是，英国国家美术馆从一开始就不是主动购藏这幅画作，这幅画是从利兹公爵手中借来的，在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展出17年，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在媒体上公开过。然而英国财政部在政府的指示下购买了这件作品，并强迫它进入国家美术馆，据ArtReview报道，国家美术馆对于财政部干预其事务也表示不满。（编译／林佳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