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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朱利奥·拉罗尼（Giulio Laroni）对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访谈，聂世昌译。
冠状病毒
突显了我们社会中所盛行的可怕的不平等
Laroni: 辩证地看待冠状病毒突发事件及其哲学、社会和政治影响并非易事。至少在大众的想象中，这场辩论确实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样态，即出现了两个旗鼓相当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其一，是不去假设和质疑（senza se e senza ma）政府的支持者；其二，是主权派和反疫苗组织。最清醒的思想家已经摆脱了这种简单的二分法，选择了更大胆的方式。例如，詹尼·瓦蒂莫便做到了：他的分析是复杂的，以解释学的态度区分了他的整个哲学。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例外状态”。吉奥乔·阿甘本表示，警察国家不适合应对正在持续的紧急状况。其他人，如布鲁诺·莫隆西尼（Bruno Moroncini），则同意政府采取的措施。Vattimo: 我不同意阿甘本的立场，我觉得有点激进。我觉得当局在应对冠状病毒所颁布的条文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相信这种传染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一些恶棍想要监禁我们。当然，我同意他某些夸张的说法，例如我觉得亲属问题就很不合理。Laroni: 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措施的激进本质再明显不过了：一方面，从跑步者到狗主人，私人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追查；另一方面，许多其他的工作却仍在继续。与工作相关的活动被批准，而那些与游乐和情感有关的活动则受到了严厉的压制。Vattimo: 我对穷人患上冠状病毒这一事件印象深刻。对于那些住在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的人，和那些只有一个半房间的人来说，待在家里显然是不同的。这绝对是一种阶级差距。在解决那些没有大量资金或空间的人的问题上，人们做得太少，这是至关重要的。至于生产的问题，还是要让那些必须工作的人去工作，否则我们就“不能吃饭”。几个小时内一切都瘫痪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因为不需要为了工作或情感原因去行动，所以我没有这个层面的经验，但据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压抑的问题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可怕。
©Jeffrey Smart | Conversation
Laroni: 然而，生理上的生存与不必要生存之间的理想分离，似乎伴随着必要生命与多余生命之间的分离。从警方制裁的禁闭室，到被迫感染的囚犯，再到部分港口关闭救援船，再到疗养院发生的真正的大屠杀（vero massacro），给人的印象是，有些人的生命被认为比另一些人不必要。Vattimo: 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显，例如在巴西，太多的人被留在那里等待死亡，没有化验或调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我们没有处于巴西境况之下，但囚犯所遭遇的境况是一个问题，尽管人们不知道如何解决它。没有人想到那些被关起来的人，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港口和救援船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生理上与一个以某种方式建立的社会相关联的人，在新冠病毒的背景下，他们的不平等也会出现。齐泽克说得对，他说只有新的团结的共产主义才能拯救我们，尽管我不确定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想法与我相同。Vattimo: 是的，冠状病毒突显了我们社会中所盛行的可怕的不平等，理想只能是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我曾经写过，只有解释的共产主义（comunismo ermeneutico）——在非科学的共产主义（un comunismo non scientifico）意义上——才能拯救我们。在社会越来越组织化、越来越遭到控制、越来越可以严格地被预见的未来，我们都变成机器，这样的未来是不可接受的。我知道，我的恐惧也是因为我接受了海德格尔学派的训练，但这并不牵强。甚至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也可能被某人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现在说“**”，然后说出某个可敬的人的名字，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会去见警察了。我不是夸大其词，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受到很强的控制。简而言之，我不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完全自由、民主、多元的社会，此时此刻，我也根本不认为我是在一个完全独裁政权中。但我没听到并不意味着事情真的是这样。
©Jeffrey Smart | Matisse at Ashford
Laroni: 在封锁期间，人们又回来谈论远程教育。已经有许多人将远程教学用作一种工具，意在取代面对面的课程。Vattimo: 一所只通过电脑运作的学校，这个想法让我非常震惊。除了那些有电脑的家庭和没有电脑的人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需要为所有家庭提供互联网连接之外，我不会对这种学校感到开心。我更愿意尝试那些可以合理控制，但又能预知师生关系的情景。我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课了，但是不在场的情况下，直接与学生接触，直接讨论问题，甚至指导毕业论文的方向都不容易实施。因此，我会鼓励当局研究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挽救学校的本质。Laroni: 还有很多关于远程工作的讨论。Twitter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最近表示，从现在开始，他将允许员工无限期远程工作。Vattimo: 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用电脑工作，就很难建立阶级意识，也很难成立工会，更何况还有很多工作是远程无法完成的。转换到远程工作将意味着与一个看不见，但远非不存在的老板建立直接关系。从人性上讲，我不喜欢这样，在我和齐泽克一起支持的理想共产主义中，这是不够的。
©Jeffrey Smart | The Observer II
Laroni: 在“远程工作”中，劳动的渗透力量变得更强……Vattimo: 当然，因为没有时间表。远程工作意味着更强的工人纪律，更少的与他人接触的机会，甚至可能结束任何工会组织，这是危险的。Laroni: 而且还存在进一步侵蚀公共和私人之间边界的风险。我们都会日以继夜地投入其中，我不喜欢这样。正如阿多诺所说，完全管理的公司有很多表现方式，其中之一可能恰恰是将（常规）工作减少，变成远程工作和按需工作：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就打开电脑。这然后，才有空闲的时间。当一切都是虚拟的时候，怎么会有空闲呢？Laroni: 似乎空闲时间被认为越来越不重要了，一切都必须由功利的目的来驱动。Vattimo: 空闲时间被认为是有效的，可以消耗保持机器运转所需的一切。我认为没有人想要取消空闲时间，而是希望根据计划使用空闲时间。电视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那些想弹竖琴的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这并不是说闲暇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一种丑闻，但如果它被过度自由地使用，如果它不受所制定的规则的约束，情况就会变得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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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1936-），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