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冠状病毒突显了我们社会中所盛行的可怕的不平等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115   最后更新:2020/07/17 11:36:44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20-07-17 11:36:44

来源:飞地Encl**e


本文是朱利奥·拉罗尼(Giulio Laroni)对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访谈,聂世昌译。


冠状病毒

突显了我们社会中所盛行的可怕的不平等


Laroni: 辩证地看待冠状病毒突发事件及其哲学、社会和政治影响并非易事。至少在大众的想象中,这场辩论确实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样态,即出现了两个旗鼓相当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其一,是不去假设和质疑(senza se e senza ma)政府的支持者;其二,是主权派和反疫苗组织。最清醒的思想家已经摆脱了这种简单的二分法,选择了更大胆的方式。例如,詹尼·瓦蒂莫便做到了:他的分析是复杂的,以解释学的态度区分了他的整个哲学。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例外状态”。
吉奥乔·阿甘本表示,警察国家不适合应对正在持续的紧急状况。其他人,如布鲁诺·莫隆西尼(Bruno Moroncini),则同意政府采取的措施。
Vattimo: 我不同意阿甘本的立场,我觉得有点激进。我觉得当局在应对冠状病毒所颁布的条文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相信这种传染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一些恶棍想要监禁我们。当然,我同意他某些夸张的说法,例如我觉得亲属问题就很不合理。
Laroni: 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措施的激进本质再明显不过了:一方面,从跑步者到狗主人,私人行为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追查;另一方面,许多其他的工作却仍在继续。与工作相关的活动被批准,而那些与游乐和情感有关的活动则受到了严厉的压制。
Vattimo: 我对穷人患上冠状病毒这一事件印象深刻。对于那些住在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的人,和那些只有一个半房间的人来说,待在家里显然是不同的。这绝对是一种阶级差距。在解决那些没有大量资金或空间的人的问题上,人们做得太少,这是至关重要的。至于生产的问题,还是要让那些必须工作的人去工作,否则我们就“不能吃饭”。几个小时内一切都瘫痪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因为不需要为了工作或情感原因去行动,所以我没有这个层面的经验,但据我所听到和所理解的,压抑的问题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可怕。

©Jeffrey Smart | Conversation


Laroni: 然而,生理上的生存与不必要生存之间的理想分离,似乎伴随着必要生命与多余生命之间的分离。从警方制裁的禁闭室,到被迫感染的囚犯,再到部分港口关闭救援船,再到疗养院发生的真正的大屠杀(vero massacro),给人的印象是,有些人的生命被认为比另一些人不必要。
Vattimo: 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明显,例如在巴西,太多的人被留在那里等待死亡,没有化验或调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我们没有处于巴西境况之下,但囚犯所遭遇的境况是一个问题,尽管人们不知道如何解决它。没有人想到那些被关起来的人,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港口和救援船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生理上与一个以某种方式建立的社会相关联的人,在新冠病毒的背景下,他们的不平等也会出现。齐泽克说得对,他说只有新的团结的共产主义才能拯救我们,尽管我不确定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想法与我相同。
Laroni: 因此,您同意齐泽克的论点吗?
Vattimo: 是的,冠状病毒突显了我们社会中所盛行的可怕的不平等,理想只能是一个激进的替代方案。我曾经写过,只有解释的共产主义(comunismo ermeneutico)——在非科学的共产主义(un comunismo non scientifico)意义上——才能拯救我们。在社会越来越组织化、越来越遭到控制、越来越可以严格地被预见的未来,我们都变成机器,这样的未来是不可接受的。我知道,我的恐惧也是因为我接受了海德格尔学派的训练,但这并不牵强。甚至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也可能被某人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现在说“**”,然后说出某个可敬的人的名字,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会去见警察了。我不是夸大其词,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受到很强的控制。简而言之,我不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完全自由、民主、多元的社会,此时此刻,我也根本不认为我是在一个完全独裁政权中。但我没听到并不意味着事情真的是这样。

©Jeffrey Smart | Matisse at Ashford


Laroni: 在封锁期间,人们又回来谈论远程教育。已经有许多人将远程教学用作一种工具,意在取代面对面的课程。
Vattimo: 一所只通过电脑运作的学校,这个想法让我非常震惊。除了那些有电脑的家庭和没有电脑的人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应该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需要为所有家庭提供互联网连接之外,我不会对这种学校感到开心。我更愿意尝试那些可以合理控制,但又能预知师生关系的情景。我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课了,但是不在场的情况下,直接与学生接触,直接讨论问题,甚至指导毕业论文的方向都不容易实施。因此,我会鼓励当局研究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挽救学校的本质。
Laroni: 还有很多关于远程工作的讨论。Twitter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最近表示,从现在开始,他将允许员工无限期远程工作。
Vattimo: 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用电脑工作,就很难建立阶级意识,也很难成立工会,更何况还有很多工作是远程无法完成的。转换到远程工作将意味着与一个看不见,但远非不存在的老板建立直接关系。从人性上讲,我不喜欢这样,在我和齐泽克一起支持的理想共产主义中,这是不够的。

©Jeffrey Smart | The Observer II


Laroni: 在“远程工作”中,劳动的渗透力量变得更强……
Vattimo: 当然,因为没有时间表。远程工作意味着更强的工人纪律,更少的与他人接触的机会,甚至可能结束任何工会组织,这是危险的。
Laroni: 而且还存在进一步侵蚀公共和私人之间边界的风险。
我们都会日以继夜地投入其中,我不喜欢这样。正如阿多诺所说,完全管理的公司有很多表现方式,其中之一可能恰恰是将(常规)工作减少,变成远程工作和按需工作: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就打开电脑。这然后,才有空闲的时间。当一切都是虚拟的时候,怎么会有空闲呢?
Laroni: 似乎空闲时间被认为越来越不重要了,一切都必须由功利的目的来驱动。
Vattimo: 空闲时间被认为是有效的,可以消耗保持机器运转所需的一切。我认为没有人想要取消空闲时间,而是希望根据计划使用空闲时间。电视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那些想弹竖琴的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这并不是说闲暇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是一种丑闻,但如果它被过度自由地使用,如果它不受所制定的规则的约束,情况就会变得如此。

©Jeffrey Smart | Cahil Expressway


詹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1936-),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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