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疫情席卷的疯狂时刻,我设法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
发起人:babyqueen  回复数:0   浏览数:111   最后更新:2020/07/03 10:57:51 by babyqueen
[楼主] babyqueen 2020-07-03 10:57:51

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若要说出一位将行为表演带入了艺术主流的艺术家,大概非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莫属。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贝尔格莱德开启艺术生涯以来,阿布拉莫维奇在50年来一直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创作着极具张力甚至自我折磨的作品,试炼着自身和观众的精神与身体极限。“我不断探索自身的极限,以获得蜕变”,她表示。她充满磨难意味的艺术作品,有许多都和她曾经的伴侣与合作者乌雷一起完成,包括鞭打自己、在身上割出五角星的形状、全身赤裸地躺在十字形冰块上、在中国境内沿着长城徒步90天,以及任由装满**的*口或是紧绷的**对准自己。




《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1997,视频截图

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型回顾展的行为作品《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图片来源:TAN

在199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阿布拉莫维奇凭《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获得金狮奖。这件作品是她对故乡前南斯拉夫冲突的回应,她连续4天蹲坐在如山的牛骨堆中,擦拭着骨头上的血污。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因《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而声名鹊起。这是她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型回顾展的一次现场行为作品,在3个月的展期内,她全程在博物馆里静静坐着,与每位观众面对面,这引来了85万人次的参观数量,打破了博物馆以往所有的参观记录。


2019年在蛇形美术馆首展《生命》(The Life),视频来源:蛇形美术馆

《生命》(The Life)是阿布拉莫维奇近年创作的一部混合现实的表演作品,于2019年在蛇形美术馆首展。而她在英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原定于今年9月在伦敦的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开幕,将展出她的历史作品与最新的委托创作,但由于疫情而被推迟到了2021年。她表示,希望自己创作的歌剧《玛丽亚·卡拉斯的7次死亡》(7 Deaths of Maria Callas)仍能在今年秋天进行首演。


欧洲国家和美国进入封锁状态之际,《艺术新闻》对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进行了一次专访,这位行为艺术家谈论了她在新冠病毒疫情时期的生活和艺术。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作为一名艺术家,此次疫情是否影响了你的生活方式?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疫情完全没有打乱我的生活。我本来就像一个现代游牧者,从一个地方游历到另一个地方;我的身体才是我唯一关联的场所。今年1月我离开生活的城市纽约,去印度进行戒断修行,和往年一样。然后我去了伦敦,又到往慕尼黑准备我的歌剧,再之后又去了奥地利。我希望下周能够回到纽约。在每一种工作环境中,我在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工作。所以对我而言,现在的处境并没有真正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唯一被改变的是人们之间的交流,由于目前的社交隔离政策,一切都仰赖于媒介技术。

你的伴侣在纽约,而你在奥地利,你如何看待这种远程异地的关系?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我现在有一段美好的关系,我也非常幸福。两个月以来我们也在寻找处理异地关系的方式,而他会每晚睡前为我朗读。我们读很多不同的内容:现在我们在看三岛由纪夫的《星》,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部小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入睡方式。

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集《星》

此次疫情是否对你创作的本质产生了影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否有“逃”进作品中的感觉?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疫情并没有直接影响我的作品。事实上,当每天即刻发生的事件会改变艺术家的创作或思考方式,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当南斯拉夫发生巴尔干战争时,我创作了《巴尔干巴洛克》(1997),长时间地擦洗着牛骨,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对当时的情形作出回应。即便是那时,我也不想让这件作品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产生过于直接的关联。我希望它能超越战争的感受,而作品留下的图像可以被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人在杀戮:无所谓战争发生在叙利亚或世界的任何角落。


这次疫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迅速以此为题材创作作品,那会像你在循环复述着每日新闻,而我并不认为艺术应该如此。艺术应该令人不安,应该发问,应该预测未来。二战期间,所有人都在描绘着战争导致的灾难,马蒂斯却画起了鲜花,这是绝妙的回应,毕竟新闻已经如此令人绝望又千篇一律。这更像是一个如何提升人类精神的问题。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在巴耶里斯国家歌剧院

在《玛丽亚·卡拉斯的7次死亡》中,你既是导演也是主演,卡拉斯对你而言为何如此重要?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14岁的某一天,我和祖母在厨房边听收音机边吃早餐,一阵歌声从收音机里传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玛丽亚·卡拉斯演唱。我记得当时的感受,有如一阵电流穿过身体,我起身站定,侧耳聆听——那歌声是如此魅力非凡、感人至深。我甚至听不懂她的唱词,但她的声音和其中蕴含的能量击中了我。后来我得知那是玛丽亚·卡拉斯,我甚至不记得她唱了什么。在那之后,我渴望了解她的一切,随后我发现我们竟有许多共同点。首先是她的相貌,其次是她的母亲——我和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并不融洽。我们都是射手座。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里同时蕴含着极度的脆弱和极度的力量。这在她一生中曾有很多次体现。奥纳西斯去世后她也无可留恋,他是她一生的挚爱,而她最后也确实为爱而死。


我和我前夫的情况也很类似。当前夫离开我时,我也不想再活下去:我毫无食欲,整夜失眠,什么都不想做——一切都结束了。是工作拯救了我。我重新埋头于工作,在那段时期创作了《艺术家在场》。这是我的救赎,但卡拉斯没有这股能量,最终心碎而逝。


所以我选择了歌剧,这是一种如此经典甚至过时的艺术形式。每部歌剧里都有女人死亡的桥段,而她们都因爱而死。所以我想,为何我们不把所有的死亡都放在一起,拼凑出7个死亡的玛丽亚·卡拉斯,并从中创作一部全新的歌剧呢?正常的歌剧时长通常是4小时,但死亡短暂得多,所以我的剧作只有1小时20分钟。我们刚刚完成这部歌剧,并希望首演能在今年9月进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疫情肆虐的疯狂时刻,我还是设法完成了一件艺术作品。

2018年,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策展的展览“艺术家此在”即挪用了阿布拉莫维奇的著名作品为主视觉

近年来,行为表演开始以别具意义的方式进入博物馆,但是忽然之间,人们大规模聚集或近距离接触开始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行为。你觉得行为表演重新找回它的地位是否仍需要一段时间?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对于行为表演进入主流艺术的过程,我自认和自己息息相关,因为我做了50年行为艺术,期间从未放弃。谈论行为艺术就像谈论我自己的孩子。我认为病毒不会一直存在,疫苗会被生产出来,而表演活动也会回归正常。同时,我认为增强现实或许是一种解决方式,因为你可以捕捉到表演者的能量,然后在自家客厅里释放出来,不受任何人打扰。

艺术市场曾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是否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折?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谢天谢地,艺术市场如今终于不再是一切的主导。我们真的需要回到正常状态,重新回到创造性、回到纯粹性;随着经济形势的崩溃,不会再有更多商品。但有趣的是,行为艺术在经济高点时消失,又在经济下行时回归,就像是凤凰涅槃一般。表演并不需要很多钱,行为艺术也很便宜,其好处在于这是一种活的艺术形式,能够超越时间而存在。优秀的作品会建立非常强烈的情感联结,可以切实地改变人们的看法和感知。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的作品《及时关系》(Relation in Time),1976年

你在皇家艺术研究院的展览因为疫情而被推迟到明年,你是否会基于当前的情况而对展览有所调整?对不同作品的侧重会发生变化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其中一点是会增加我对乌雷的致敬,因为他在疫情爆发之初便过世了,我们甚至没能与他体面地告别。所以展览会增加几件在我们12年的合作中创作的主要作品,作为致敬。我不太喜欢处理和疫情相关的话题——实际上我没有任何念头或灵感。病毒不是一个性感的工作对象。这次展览名为“来生”(After Life),这已经是对未来的某种预测。

200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的《七个简单的作品》(Seven Easy Pieces)

这同样令人联想到遗产的概念,也是表演界常常辩论的主题。与一些艺术家不同,你用照片和影像记录了你的作品;同时,在2005年古根海姆博物馆《七个简单的作品》(Seven Easy Pieces)中,你也开拓了通过重演而实现对作品的再度观看这种方式。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遗产的概念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我的母亲对纪录片很狂热,所以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尝试去记录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收到的每一封信、每一张纸,每一次展览。现在我把这些记录都数字化了。回想起来,对我而言,首先是把行为表演推进到主流艺术中,随后发明了重演这种方式,使过去的作品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基础上,能被再次表演。


我也从事了25年教学工作,在世界不同国家授课。我为年轻艺术家创造了“阿布拉莫维奇法则”,来教会他们如何创造持续性的艺术作品,我称其为“清扫房屋”(Cleaning the House)。在《艺术家在场》之后,我也为公众创造了“阿布拉莫维奇法则”,通过制造特定的联结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长时间的行为表演。于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行为艺术研究所,包括代表性的行为艺术作品、阿布拉莫维奇法则等等,以支持公众和年轻艺术家创造作品并保护行为艺术和艺术家留下的“遗产”。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的作品《休止的能量》(Rest Energy),1980年

但有些作品非常极端,无法被重演。对于将自己置于险境的一些行为和作品,你会对它们进行反思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我作品中的危险性都是针对我自身的风险,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可以对它做任何事。但我不会准许任何年轻艺术家去进行让自己承受危险的表演。我有很多作品可以被重演:最近就有两三次对《有海景的房屋》(House with Ocean View)的重演,需要连续12天不进食并在公共场所保持沉默。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精神体验,但并不真正涉及任何危险性。

你在进行表演和精神练习时的体验在总体上有何不同?这种体验是治愈的还是消极的?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兼而有之,在治愈的同时含有破坏性和消极的成分;当然,行为表演也是精神性的。首先,如果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念头,我并不会去实践它,因为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只关注那些令人不安或极其困难的事物,以及给我带来半途而废的恐慌之感的事情。过程本身以及过程所带来的变化令我着迷:起初是地狱,最后你获得了某种精神的指引和启示。人们时常好奇我在一场高难度的表演过后有何感受,以及我会做些什么,而我总是告诉他们,我只想吃一个冰淇淋。

《情人—长城》(The Lovers,The Great Wall Walk),1988年

假如现在你会在乌雷过世之后写一本自传,你会如何在自传中描写他?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我和乌雷之间是另一段艰难的关系。出于嫉妒、背叛等等愚蠢而普遍的原因,我失去了曾经的挚爱。当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在长城漫步,最终迎来的却是分手和告别,而不是按计划中一样走向婚姻。我们有7年时间不曾和对方讲话,在那之后我们又开始交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作品。


有段时间他因为作品的利润分成问题而起诉了我,对此我不想再做解释,因为已经有很多关于相关的记录。后来我前往印度参与阿育吠陀修行,在那里遇见了乌雷和他的妻子。我们竟然在最不可能相遇的地方重逢了,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在那边停留了一个月,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做冥想。在那之后我们原谅了彼此,重新做回朋友。我不会修改我的自传,因为我写下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也很欣慰在他过世前我们终于能够彼此原谅。

你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是在何时?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是1979至1980年,当时我在澳大利亚中部的沙漠和当地的土著人一起生活,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部落。当地的环境非常恶劣,气温足有55摄氏度,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苍蝇和苦难,但那是我和自己联系最为紧密的一段时间。

《有海景的房屋》(House with Ocean View),2002年

面临艰难困境时,是什么带给你安慰?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我并不觉得那是困境,这或许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清晨醒来,都觉得充满幸福。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每一天都当做生命中唯一的一天来度过。我对生命终将逝去的主题很感兴趣,每天都在思考死亡。这和现在的疫情无关,只是死亡本身令人着迷。而生命短暂,我们应该把无聊之事尽量剔除,活得淋漓尽致,把每一天都视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你能改变生命中的一件事,那会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有什么令你后悔的事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我从不后悔。我这一生并不轻松,甚至困难重重,但我热爱它,因为我从每个困境中领悟到不同的收获。我唯一后悔的事是我没能拥有歌唱的天赋。我喜欢唱歌,也真心羡慕那些能够通过声音来表达自己的人们。

(撰文/Inna Bazhenova、Louisa Buck、Ben Luke,翻译/王婧思)
返回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