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ARTDBL
今年的“吹水集：林间十问”，由华侨城集团主办，奇异的果承办，打边炉策划。“吹水”在粤语当中就是清谈之意，我们之所以要做“吹水集”，首先是我们非常喜欢“吹水集”这三个字，“吹”和“水”这两个动作，就是在无意义的、细碎的日常行动之中，通过持续不断地工作，建立自身的价值以及与城市之间的拉扯力；而“集”则是建立一个现场，一个不同学科交流的现场。我们没有设置跨界对话的环节，交流的前提应该是先了解对方的工作，有了这个前提，对话自然就会产生，而不是停留在一种跨界的形式上。
深圳这座城市在不断地强调速度、效率，不断地追求着成功和成功学的东西，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这座城市，经常想象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对抗一种习以为常的东西，并在当中建构我们自身，这是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实践可能性。此次活动的举办，有一个基本的初衷与共识，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难以包浆的城市，保持提问和反思的能力，希望能够在华侨城这样一个闲逸且放松的环境中之中，在疫情冲击之下围绕自然、城市和艺术的线索，集结起一次严肃的、与自我较劲的演讲和思想活动。我们会将演讲的文本整理出来，在《打边炉》上陆续上发布，这是现场之外的工作，我们认为它比现场更重要。今天发布的我们从现场摘录的100个句子。发表前经过演讲人的审校。开场动画由《打边炉》委约艺术家陈亚琦创作。本文编辑：黄紫枫，陈思敏。
刘庆元，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
问题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可以接近问题，它能够促使你对社会、他人展开一些思考。木刻是做减法，它不能弥补，只能删除。没有犹豫，没有后悔，失败就是失败，拒绝就是拒绝，同意就同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是一个严肃的街头艺术家，我喜欢幽默，但幽默不是表演、不是提炼，幽默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无数个时间段里面，我都觉得讽刺与幽默是我回应这个时代的一种方式。我们很多的生活角色是被社会塑造的，这容易让人相信自己就是角色本身。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愿意观察不被表象所提示的另外一面，就像月亮的背面，我把它称之为不被察觉的生活。今天的时代不是陌生，而是即兴，陌生化是双向的过程。我删除了享受工作过程的趣味性，要的就是直接的结果，既然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矩形的景观时代，工作也是需要矩阵式的状态。不要把工作室变成自恋室，要投射到更广阔的天地里面去。我现在开始使用少用套话，用反套话的模式的语言去表达一个最晦涩的问题，这是自我训练的开始。我会把我的作品放在一些老建筑和墙面，它们越普通越好，甚至是让人视而不见，当它被使用又被忽视的时候，作品就成立了。一个人不可能迷恋自己所看到的所有，有些东西你是看不到的，毕竟看见和看到是不一样的。
严丽君，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
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里，有着非常多紧闭的大门，这背后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角落，需要我们用力地去推开一扇又一扇门。在我和城中村房东大叔结下情谊的十多年里，每一年暑假我去探望他，他都会去挑选时令水果招待我。他特别喜欢买广州本地产的水果，向我介绍它的品种和产地。我后来才明白，哪种水果好，哪种水果不好，这背后藏着的是他对一个城市的生活回忆，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虽然城中村成为了广州的市中心，他们离开了农村生活进入了城市的生活，还是会带着这样的知识继续生活下去。龙舟是水的产物，人和水的联系是舟，即便村民们已经不需要依靠水来维持生计了，他们仍然忘记不了自己和水之间的深刻记忆，依旧执着地通过龙舟延续着他们和水的联系。没有人告诉过我，她们在偷渡的那一刻在想些什么，只是有的人会跟我说：“当年我的男朋友偷渡了，我很想跟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这些关于偷渡的解说，跟档案上那些冷冰冰的理由、电影里香艳的故事非常不一样，我深刻地感受到日常生活幽暗玄冥的一面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幽暗玄冥的一面？是因为光明的一面太强大了，社会主流的框架太根深蒂固了，包括我们对“二奶”的判断，我们对逃港者的想像，都很难被打破。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特定位置，使我们只能看到事物的某些面向。为什么我的父亲从来不跟我讲逃港的事情？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认为女性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而且我比他年轻那么多，这个事情是不属于我的。时代的使然和历史的遮蔽，让我们淡忘了很多东西，流落的神仙们身上仅仅是一个小历史，往往就淹没在大历史中了。自然从来没有边界，边界是人设定的，而边界的起起落落，都隐藏在了历史的角落之中。在发现边界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破除观念的壁垒，这使得我真正懂得珠三角这个区域是什么，因为懂得，所以我更深地爱上这片土地，建立起我个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天地、众生和自己都是同时见到的，你会明白自己内心深处被主流观念所控制和影响的那些地方在哪里。
庞伟，景观设计师，诗人
虽然我们总说“空谈误国”，但“谈”，有时候对一个国家特别重要。一个社会，假如不具备言说的能力，不具备对形而上的阐述能力，是非常吃亏的。古代的文献，那么多人提到岭南都在讲瘴疫之苦，今天这里的房价都那么贵了，难道这还是瘟疫之地？如果花不美丽，形态不那么特别，是不是就不值得被观赏了呢？是不是就不具备被我们种在公园里的资格和权利了呢？古往今来，我们有太多对植物的说法了，我们把植物文学化，移情于他，与其说看植物，不如说是在看自己，真正的植物是谁反而不重要了。我不用继承下来的的大词，我用自己的表达。我们对成语的习惯，或许钝化、妨碍了我们对真实事物的阐述，而发达的既有词汇才是我们真正的表达。落叶很美，它跟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只是植物它不会听房地产商的话，会落叶的树也并不利于房地产的销售。那些没有特别形态的植物，没有商业价值、被忽视、被排除的大地社会，往往才是整个土地系统的基础，不尊重这个东西，何来生态可言？今天我们其实没有思考清楚，在人类驾驭自然这个问题走完之后以后，我们和自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除了能驾驭姹紫嫣红的公园以外，我们还是要信任自然一把，需要有些思想的、留点悬念的、能告诉我们自然的过程是怎样的公园。广义的外侵品种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敌对的概念，植物界应该像深圳一样提一个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们提出了一个不种一棵植物的植物学大会纪念公园方案，人类不种，不意味着以后都不种，是风种，是鸟种，是昆虫种。
苏芷庭，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教授，时尚创意研究中心主任
在当下的情形中，设计会从形式导向过渡到过程导向的模式。当设计成为冲突与思辨的核心，提出对设计师角色的再要求时，设计师便不再仅是某种观点的持有者，还应该将设计发展为鼓励公众讨论的一种方式，这更像是社会活动家或某一类型的艺术家所做的事。在黑死病的背景下，服饰是死亡临近的信号。当中世纪的人看到这套服饰的时候，这种强大的心理震慑和死亡暗示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冲击和我们现在的心情恰恰相反，今天，当我们看到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出现的时候，看到的是生命延续的希望。从西班牙流感中戴口罩人的穿着来看，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有资格和条件佩戴口罩，防护措施并没有那么平等，它是属于某一个阶层的，而现在，至少我们人人能都拥有一个口罩。服装设计作为社会属性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深受社会、经济、地域和宗教的影响，是直接且真实的。设计师从社会事件中获得灵感、深刻反思，并激发自身创作的欲望，最终以现实的作品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往往根植于人心，在共鸣中获得最夺目的价值。Martin Margiela在1995年推出的全蒙面系列，头罩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距离感表现了疫情之下人们的基本诉求——与世界隔绝。然而隔绝是双向的，当你拒绝世界的时候，世界可能也在隔绝你。将艺术概念与前卫思考加入主流的商业流行文化，更直接地利用服装解决了灾难后的需求。设计师永远无法像医生一样救死扶伤，却可以通过设计的力量和艺术的思辨抚慰人心，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某种力量。当灾难来临时，每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但设计师可以做到的是，在灾难当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忠实地保持自己的声音，聆听大众的苦难，尽可能地将经历过的痛楚转化为对未来设计的思考，让我们的苦难没有白白经历，还能抱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沈少民，艺术家
我最初的题目是“公共艺术跟你有什么关系？”，主办方觉得这太“东北”了，有种“你瞅啥，瞅你咋地”的感觉。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公共艺术的认知都还停留在一个广场草坪上放一个雕塑，但我觉得这样跟环境、城市、建筑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不是一个作品，它只是一个装饰而已。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做灯光秀，但是97.5%都是光污染，为什么用这样的数字，因为那2.5%做得稍微好一点的都在深圳。我们现在很多公园，夜晚的灯光亮得跟白天一样，把树照成绿的，远远一看就跟聊斋一样，年轻人谈恋爱都不敢去，一去就得谈黄了。我们的城市不缺亮度，但缺少温度、浪漫和感动。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和电量，但我们不需要那么亮的亮度，城市还是应该白天有白天的样子，晚上有晚上的样子。我很多的创作，也说不清是作品还是设计产品，因为这在我这里没有界限。今天我们探讨的公共艺术，更多是致力于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作品之间的发生转移与重组的可能性。艺术家在其中导演和处理的是一种或多种公共关系，这样的公共性探讨包含着对于实在个体的考量，突破了特定的时间地点，而作品最终生成的结局，既是参与者的选择，也是当今社会价值观的缩影。不论你是否自主选择成为艺术的参与者，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深陷进公共艺术的圈套里。
徐坦，艺术家
疫情的影响很大，有种被打回原型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人的原型是什么，但当我们开始因为害怕失去生命和健康而焦虑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想法其实存在于所有的物种之中。大自然是否包括人类？我想自然既然是天地万物，那就应该包含人类，人类对环境的折腾、对其它生物的灭绝，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很多人常常说我爱自然，要保护自然，到节假日要出去看看大自然，所有这些话，背后都意味着自然不是我们的，是我们人和人类文明面对的那个“野生的”的世界。自然就是那种不按照我们人类愿望而发展和存在的那些东西。
人的基础性构造，其实和其他物种非常相像，我们人本身，就是动物性的物种。自由最重要的是要够吃，无论你多“自由”，一旦人存在饥饿当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感觉的。老农们谈的这种自由，很像是我们打开动物园的门时，动物向森林窜逃的本能，是生命本身所需要的最基础的保障和晋升空间，是和身体周遭安全相关的一种保障。有了空间的安全，有了足够的生活资料，你才会觉得自己在享用一种自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和生命本能相关的自由，我称之为“动物性的自由”。中华民族和动物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我们形容最亲近的人都叫他们“猪猪”、“狗狗”，并不会觉得自己是比动物高一等的。西方是强调大家团结起来，声张某些好的理念。中国是不一样的，古代很多文人在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便会隐退山林，笑傲江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把逃逸的人看成是高人，是超越了，不会再在不良的社会环境里面消耗自己。这样的概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和美学，这恰好说明了一种内心的动物性自由。长着长角的动物偶然反抗一下就能取得很好的成果，为什么他们还要逃走？我想是因为动物性的生命基础意识决定的。我又看电视，当狮子猎食时，一群草食性动物就在旁边休息，那些草食性动物也不会逃走，而是处在一个很祥和的环境里面。一旦灾难过去了，动物会忘掉当时的危机，这就是一种动物性的规则，我们人类也常面对邪恶毫不作为、束手就擒。
陆冉，业余漫画作者，编辑，艺术写作者
我所说的“公式”指的是生活中某种本质性的东西，用简单的话语总结纷乱生活中一些相类似的情况，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简单的特性。当你从生活中一格非常具体的事件A中提炼出某种公式一样光洁的内核之后，就可以把它继续开发成为其他事件了，里面增加的细节也跟原本的事件A脱离了关系。
比喻的本体，就是我不想告诉别人的地方。其实读者不需要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希望他能在看到漫画后产生自己的各种联想，更好的办法是让他把自己的感情或者经历投入其中，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们不可能见过全世界所有的山，但我们脑中一定有一个关于山的理想形象，它不一定是三角形的，也不一定有很多树，当你见到一座山的时候你就能判断它是不是一座山。是我们脑中的这样的原型形象，在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非常吸引我。我常常觉得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并不是我在世界之中，而是我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世界，要想方设法地理解它、对抗它、和它相处。从小孩长成大人之后，我发现这个世界比它所包含的万事万物还要复杂得多，事物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事物还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发展成非常复杂的事件。对我而言，服饰会在画面当中增加一些非常没有必要的具体细节，让人物具有过于明确的时间、地位的属性。通常我画里面的人物只要是一个行动者就可以了，所以大部分时候他们不穿衣服。
如果有一天，我的作品在现实中活过来，它一定会嘲笑我。我产生画画的冲动，经常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想把它画下来，像是给自己做的一本认识世界的图册。
杨国辛，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我不信任现代性的发展，老觉得欣欣向荣的下面潜藏着危机。我和眼前的现实之间像是隔着一层朦朦胧胧的玻璃，或是一层水雾。当一声令下武汉全城便没有了声音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你完全想像不到的。公共交通系统全部停了，人也没有了，街上可以看到在跑的车就是救护车，城市像是突然间被抛弃了一样，确实有点崩溃的感觉。
这个时候，最没有用的就是艺术，还不如消毒酒精滴在手上来得踏实。我来广东已经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回武汉住这么长的时间从冬天到下雪一直到春暖花开再到夏天，我在这个院子里住了整整四个半月，过去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这个院子，这一次，我画了很多速写，把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看遍了。只要站在灯下就有阴影，在太阳下就有受光和背光，一个社会需要有不同的声音。现实很严酷的，我们可以看正能量的东西，但是还得要面对现实，还得怎么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
赵梦莎，abC艺术书展联合发起人（图片提供：赵梦莎）
在这些年从事与自出版相关的实践中，我很少去自问。反倒是身边的朋友、因为abC艺术书展认识我的人，常会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还能撑多久、盈利模式是什么？自出版它的意思其实非常单纯，就是自己出版的意思，它不是真的自娱自乐，有可能是自作自受的事情。自出版只是一个传播的手段，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以艺术为前缀的创作实践。以自己作为一个单位开始的实践，跟个体的行动力非常相关。艺术书展，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它会产生两种字面阅读上的理解，一种是艺术家书的展览，二是艺术家书的展会。对于年轻的这批当代艺术家们，他们并不会把（艺术家书）做得非常稀缺、甚至一度去强调（书）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存在，而是看重其媒介和传播的属性。跟广义上的传统纸媒杂志不同，艺术家、设计师或者说个体创作者，他们做的杂志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观点表达，像是对现有系统缺失的补足。自出版，并不一定如你想象的那样，需要非常复杂的工序和制作过程。通过艺术书展的观众抽样调研，我们发觉粉丝中大概72%是女生，其中2%选择不以二元性别作为自我定位。这是让人很骄傲的事情。
朱荣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个体人是城市最基本的东西，个体没法活，城市社会的集体就没有意义了。当滨海大道的规划遇到了红树林时，深圳政府的选择是拐弯，这次的修正带来的是城市对湿地的全新态度，我把它归纳为文化的态度和文明的结果。深圳在有欲望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克制。沿深圳湾腹地，就像下围棋一样，有很多没有填满的留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组合。人与自然之间，如何才能达到相对的平衡？从生命共同体的方式看，如果鸟在这里能活下去，城也能兴旺起来，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是最好的关系。深圳湾公园有铁丝网和没有铁丝网，带来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铁丝网边上那就是监狱里在放风，老百姓的反感和抗议，是我们如何看待一个公共场所精神特征的态度。人为什么会用常识去判断事情的对错，为什么要在许多时候坚持常理，这是对自己利益和权益的争取和保护。生态的问题就不只是赚钱的问题了，它引发的是人们生存观念上巨大的差异。发展的欲望和保护生态之间在深圳湾分岔，在这个岔路口深圳每次都选对了，意味着在和深圳湾地区相关的发展话题里面，生态环境、城市长远利益和市民权益的关系中反映了一种理性的态度。如果说北方有“朝阳群众”，南方就有“深圳市民”，一个是为政府、为社会贡献，当好主人翁；一个为了保护自己权益不被侵害，积极争取发声。深圳市民以常识和科学的立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们是真正地爱这座城市。在深圳湾发生的事，专家和市民在反对一些事，反对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要看为什么反对和怎么反对。深圳湾与城市不断磨合的关系，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中价值纠结的故事。每一个具体事件基于人文价值观发散出来的对错争议，都让我们看到深圳还留有着希望的豆火。事在人为，关键事要在为人事。我们很多的幸运是“大家以为是“，而非”少数人自以为是”。深圳是种子田不是高产地，不能流于普通城市那点追求，只有憋着去创新，这座城市才会拥有更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