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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奖项评审现场。图片来源：Stiftung Buchkunst
艺术家何翔宇的《Yellow Book》荣获2020年“德国最美图书奖”。本届竞赛共217本图书入围提名，最终选出25本图书获此荣誉，于2020年6月15日公布结果。《Yellow Book》与其他四本书籍获得社科类图书单元奖项。
评委会在对《Yellow Book》的评价中写到：“本书是对柠檬的文化史和黄色作为艺术项目的一次精炼萃取。它不仅记录了中国艺术家的美学研究过程，还将它们嵌印于一系列专家文章之间。……整本书像是一个水果的隐喻——想要完全了解它，则需要将其切开。……而书封则验证了一场视觉感知的实验：眼睛填补了想象中未印刷的黄色。”
《Yellow Book》是何翔宇“柠檬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由Santiago de Silva工作室设计、德国 Hatje Cantz 出版社出版，于2019年全球发行，收录了20位学者撰写的16篇英文文章。从“可乐计划”、“口腔计划”直至“柠檬计划”的一系列艺术实践，何翔宇的创作始终延续着对于事物的符号性、以及符号的网状演变形式的关注。而较之“可乐计划”与“口腔计划”，“柠檬计划”则在规模、时间和意指上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尝试：在近三年、涉及艺术史、政治、历史、物质文化、医学、社会学、人类学、性别研究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柠檬与黄色之间跨越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地域的种种联系被以网状联结的形式呈现出来。围绕着这一研究，何翔宇完成了一系列现成品艺术试验和5件视频作品，这些作品所探讨的丰富主题与文本则体现于《Yellow Book》一书中。
黄颜色研究 Research on Yellow, 2015-2018作品所描绘的黄**卡一方面是对于柠檬绘画色彩研究的基础，是探索纯粹色彩、脱离线条所能实现的透视结构; 而另一方面，它们作为独立的作品，是将这一有复杂意义的颜色以最基本的形态进行枚举，仿佛是对于阶级、权力、象征、暴力、价值符号演变过程的毫无感情、绝对客观的描述和罗列。在“一切皆符号”的人类当代世界，人们对“黄色”的感知是一个意旨产生的过程; 而“黄色”与“柠檬”如镜像双生般的高度可比性也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它来自柠檬与黄色在意旨演变过程中跨地域、跨文化的惊人共性，以及它们在感官和精神层面引发的高度相似的知觉反应。以具有实际性的角度出发，黄色在沟通层面上已然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而在文化艺术层面上则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表现工具。同时，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柠檬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经济效益的商品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从概念层面思考，如果柠檬对于人类是一种“贡献”，那人们又该如何去为黄色定性、定位？如果柠檬即是黄色，黄色又贡献了什么，剥削了什么？出于这样的疑问，《Yellow Book》尝试从柠檬的呈现、阐释、信仰、习俗、图像学等方面切入，深入挖掘全球化如何影响文化意义的演变和图像的传播，以及在传统和当代的文化实践中，对象的商业化和对象的仪式化之间的鲜明对比如何逐步形成。对于黄色的研究则着重于黄色在历史中的线索，以期发现人类知识以及信仰中发生的“巧合”。
《Yellow Book》收录文章与作者
1｜Yuka Kadoi: Arts of Tartness: The Lemon in Persian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
2｜Neh***ermani: In Power and in Sicknes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olour Yellow at the Mughal Court.
3｜Carl Vadivella Belle: Yellow and Lemon in Hindu Ritual Thaipusam in Malaysia.
4｜Johannes Pommeranz: Lemons Symbolism between Life and Death.
译/ 李稚、虔凡
《如何化悲哀为柠檬》（How to Turn Grief into Lemons）是记者奥利弗·荣根（Oliver Jungen）为今年“科隆文学节”（Litcologne）所撰写报道的标题。[1] 这位专栏作者引用了作家埃丝特·金斯基（Esther Kinsky）在一次采访中的一句话，她说自己“在只言片语之间就可以唤起整个‘心灵风景’（Seelenlandschaften），一个将悲哀化为柠檬的内在的意大利”。[2] 柑橘这种水果是如何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水果与死亡之间的特殊关系如何体现在德国社会中？柑橘类植物不仅吸引着自然科学家，也让人文学者着迷。中世纪时，这种水果跨过主要的欧洲贸易路线到达中欧，一些十字军也在返家之时将它们作为纪念品带回自己的家园。欧洲的探险家在十五世纪晚期抵达美洲后，逐渐与非欧洲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柑橘也因此作为一种高产的异域作物被大量引入欧洲，它们在这里得以适应新环境，并分类培植。十七世纪迎来了荷兰的黄金时代，作为日本唯一的出口伙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如日中天，与之密不可分的是资产阶级商人和贵族共有的对异国情调和奢侈品的热情。柑橘类植物便是被列入异域风情之属。柠檬被赋予了多层文化属性：今天的生物学家研究它的进化和命名，而艺术史学家则试图破译其象征含义。它是圣徒和神父的随身信物，也是君主和平民的日常所有。它永远是某种东西的象征。尽管柑橘类水果的种植分布越来越广，但柠檬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的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所守护的能赐人永生的“金苹果”这层神话般的含义却留存了好几个世纪。
[图1] Jan D**idsz de Heem, Still Life, c. 1640, oil on wood,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Accession No. 71.78
在散文《牡蛎和柠檬的静物写生》（Still Life with Oysters and Lemon）中，美国诗人马克·多蒂（Mark Doty，1953）表露出自己深受荷兰静物画的影响。他对生活的理论性思考围绕着杨·戴维茨·德·希姆（Jan D**idsz de Heem）的一幅画作展开。这幅创作于1640年的画对细节有着非凡的刻画。[图1][3]画面以强烈的明暗画法勾勒出桌子及桌布、牡蛎、柠檬和葡萄。在对比丰富的构图中心，一只盛有柠檬皮的玻璃杯被放置在单调的棕色背景中，观者的视线被折射在葡萄酒中的明晃晃的光影所吸引。“柠檬皮与高脚杯”这个题材在十七世纪之初就因其美妙的色彩效果被引入静物画，并从那时起成为了描绘食物和酒水静物画的既定元素。它借鉴了“虚空画”（vanitas）的传统， 而贵族餐饮文化为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日常用品和消费品也因此不再单纯。一幅描绘了装有柠檬的玻璃杯的画，远非仅仅意味着一只柠檬杯。德·希姆的画作中便汇集了一系列备受推崇的奢侈品，除了高脚杯和美味佳肴外，画中鲜亮的绿色桌布也是地位的象征。这些物件将死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者面前，所有转瞬即逝的俗世事物被象征性地表现出来。对寓意和“寓意画”（emblemata）的研究为这些无常的象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源泉，可以说，它们的理想形式与虚空画中丰饶的静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形式各异的奢侈品中，骷髅以及体现时间的物件都让人反思生命的短暂。多蒂深谙此道。当他思考这些以最精确的方式描绘出来的皱巴巴、沉甸甸的柠檬皮，他对生活的冥想也随之在笔下展开：“柠檬：所有的自由，所有的自我，所有的浮华，带着芳香的气味，看着它们我们忍不住想象，嘴里那轻微的振奋。同样洋溢全身的还有意气风发。然而不知何故，它们保有着亲密感，每一个个体都是如此：只有柠檬，这可爱又易腐的平凡之物，在审慎的目光下，定格在了殷切的注视之中。似乎在这里，我们对成为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个体的渴望，与我们成为一分子的渴望两相和解。不是吗，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又有所归属？在这一刻，找到了平衡。”[4]
植物插图书一窥
柑橘类水果通常被认为是短暂和奢华的象征，同时它又有更多的含义。自然历史插图是静物画成为独立画种的先驱之一。[5] 植物插图书的发展则可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尤为显著的是弗拉芒泥金手抄本的精致边框，被编入书中的除了各种噩梦般的幻想生物，还有精心绘制的植物、水果和昆虫。作为点缀性的边缘，其装饰性质导致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辨认出来。直到十五世纪，这种将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古老画法才逐渐让位于自然主义的动植物画法。弗拉芒的微缩工匠及雕刻家约里斯·霍夫纳格尔（Joris Hoefnagel，1542-1600）和他的儿子雅各布（Jakob，1575-c.1635）成为了精通这门模仿艺术的佼佼者，经过整个十六世纪的演变，这类题材方才逐渐转移到了画面的中心。[6]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对父子创新性的描绘下，昆虫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此外，他们师法大自然的作品绘制精细，以至于某些细节可能最初用肉眼无法辨认。其中一件作品《原型》（Archetypa）在当时的艺术业界中非常受欢迎，并作为艺术家的“画谱”（Musterbuch）印制了多个版本。这套广受讨论的作品于1592年首次在法兰克福出版， 包含48件铜版画，其中描绘的花朵和蝴蝶，本土及异域水果，海鲜和贻贝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宏大的画面。[7] 它是“画谱”的同时又不完全如此，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它比起绘画指南有着更多的意义。每一页都随插图附有一句富含深意的格言，其中有布满了花朵、昆虫和水果的一页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8] 这一页上的箴言是“到来的一天终将逝去”（Ipsa dies aperit conficit ipsa dies），由此昭示生与死的循环。[图2][9] 画面左右被花朵环绕。一只蜗牛爬过画面中心，用自己的触角探索周围的环境。似乎在不经意间，一系列昆虫（黄蜂、毛虫、蝴蝶、甲虫和蚊子）出现在前景构图的各种水果当中。一只柠檬与开花的枝条并置在一起，显得尤其突出。这些高度写实的物像的象征意义既显而易见又模棱两可。生与死，两者的界限在此几乎不复存在。这一页上的勃勃生机都是由生命所孕育，尤其以盛开的柠檬枝以及饱满的果实最为明显。唯有在知晓了所有俗世事物的短暂性的前提下，这个画面与其有关死亡的箴言才会显得如此和谐。
[图2] Joris Hoefnagel, Ipsa dies aperit[...], copper engr**ing in Archetypa studiaque, part I, 1592,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uttel, accession no.Uh 4°14 (10)自从乔万尼· 庞达诺（ Giovanni Pontano，1429-1503）的教导诗《赫斯帕里得斯的花园》（De hortisHesperidum，1505）在其去世后出版，赫斯帕里得斯的主题得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发展。巴洛克时期，三位热衷于收集新物种的学者都撰写了关于柑橘类水果的专著，他们是耶稣会士学者费拉里（Giovanni Battista Ferrari，1646）、植物学家科莫林（Jan Commelin，1676）和沃克马（Johann Christoph Volkamer，1708/14）。他们之间的共通点是对于这种培植水果的描写达到了象征性方面的高度提升。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在她的巨著《苏里南昆虫的变形图谱》（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1705）中甚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事物。她为这种焕发光辉的水果安排了昆虫侍从，它们阵列整齐地达到一种统一。为了满足大众读者，一类独立存在的艺术作品由此衍生出来。[10] 庞达诺 [cs1]对一个以神秘的“赫斯帕里得斯花园”为原型的花园的描述，对于本文有特别的启发性：
Mala nitent, virides primum referentia frondes, Hinc rutilant, fulvoque micant matura metallo,Flore novo semper, semper quoque foetibus aucta, Perpetuum … monumentum这些苹果泛着微光，起初是绿色，像树叶一般，然后变成黄色，而一旦完全成熟它们就闪着金子般的光芒。总是有新蕾绽放，总是在新的地方生长，永恒的……纪念碑。[11]诗中， 庞达诺将“柑橘园艺”（ hortis citrius ）描述为一个盛开的花园。在以上引文中，他完整地描写了果实周期的每一个过程：起源、生长、成熟，唯独回避了腐败。大自然即是生命。在别处的描写中， 庞达诺一再强调了在森林的阴影中柑橘花透出的光：在林荫遮蔽的森林深处，明亮的花朵在绽放（ Inter opacum Albescunt nitidi flores nemus ）。[12] 通过将“赫斯帕里得斯花园”设定为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perpetuum monumentum ）——他暗示了它对生命永恒的承诺。寻找上帝的中途
芳香的柑橘类水果与腐朽的短暂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与死亡祭奠的仪式相关联并且已经有着广泛的研究，其中有价值的重要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出版。[13] 然而，其支持依据仍然不尽如人意。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不协调尤为明显：图像中死亡与柠檬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中世纪，而文字传统在数个世纪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丢失了这个习俗原初的互文背景。因为柠檬不仅为人带来了清新，也不仅仅是一种针对流行病的防御措施。
[图3] Tomb figure of Count Heinrich III von Sayn, mid-Rhenish, c.1247/48,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accession no. PI.O.2299直到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德国文化之前，柠檬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督徒的许多人生重大庆典仪式中都伴有柠檬的参与。几个世纪中，从圣餐、坚信礼，到婚礼，柠檬都成为了无罪、纯净，与贞洁的寓意象征。在宗教信仰的强化之下，柠檬帮助基督徒探寻另一个现实。在德国，这种水果被大量发现在丧葬仪式中。根据1929年至1935年间编制的《德国民间故事地图册》（Atlas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在德国南部、中部、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前德意志帝国的东部领土，柠檬是护送死者临行前的陪葬品，并随着尸体一起下葬。[14] 这种习俗同样存在于瑞典，虽然其起源不得而知，但它的历史却是有迹可循的。[15] 这一古老的传统深植于贵族文化中。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在文本传统出现之前，大量丰富的视觉资料为这一习俗的开端提供了依据。这个象征符号最早出现在伯爵海因里希·冯·塞恩（Count Heinrich von Sayn，1202-1246）和他女儿的双人墓上。他的女儿在他去世后出生，并在此后不久跟随他进入了坟墓。这是礼贤艺术（Rhenish Art）最令人着迷的现存例子之一。[图3] 作为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其中一件最富有情感的展品，这件作品无可比拟。这个引人注目的墓雕大约作于1248/49年，在这一时期的坟墓艺术中脱颖而出。在2011年纽伦堡举办的柑橘主题展览上，最重大的（重新）发现之一就是小女孩手中的柠檬。它不仅标志着柠檬作为墓葬物的功能的起始[图4]；它还同时例证了习俗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关的观点。[16] 塞恩伯爵是十字军的一员。正是这些十字军在从征程回家的旅途中，将柑橘类水果引入到了中欧人口更广泛的地区。
[图4] Lemon in child's hand, detail of tomb figure of Count Heinrich III von Sayn, mid-Rhenish, c.1247/48,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accession no. PI.O.2299柠檬：守卫与复活
所幸有来自十七世纪的书面记录，让我们得以知道柠檬在上文讨论的年代中有第二种重要的仪式用法。奇怪的是，在整个近代早期，这种实践在普及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不过一旦习俗最终开始传播，它的扩散就非常迅速，从一种特别的葬礼风俗发展成为在德国大部分地区都很常见的一种做法——这里，我们专注于讨论柠檬在葬礼出殡时的作用。在十八世纪末，汉堡的艺术家克里斯托夫·苏尔（Christoph [LA2] Suhr，1771-1842）开始发行一系列不连贯的对开本版画，让人们能深入了解拿破仑时代汉堡居民们的着装习惯。早在1807年，整套版画就已有37张之多。[17] 然而，这些版画不仅仅告诉读者有关传统服饰在当时所代表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样貌，它还创造出一幅汉萨同盟城市（Hanseatic city）名副其实且合乎道义的肖像，其中蕴藏着真实的文化历史价值。这个系列中的第23张——由飞尘法蚀刻版画制成，并且能明显地看到作者去除了多余的元素而只留下精髓——描绘了一场葬礼出殡的仪式。[图5] 据一位佚名的观看者说，苏尔使用“单人模特……来作画”。确实，画面上人物的详细特征让其看起来更像是肖像作品。[18] 这些引人注目的面容只有与那些标准的追悼服饰在一起，才凝聚起了画面中的人物并使整幅画成为赏心悦目的景象。
[图5] Christoffer Suhr, Brüderschaftsleiche (Fraternity Corpse), hand-coloured etching, in Hamburgische Trachten, c.1798-1807, plate 23,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accession no. K 26077, Kapsel 1362a
身着黑色制服的出殡队伍缓慢地延伸到画面前景的边缘。领首者带着骄傲的谦逊，在沉静、庄严中前行，他的步伐丈量出地面的鹅卵石。他的目光则搜寻着观看者。相比之下，要将尸体抬到肩膀高度的侧棺送葬者，尽管任务繁重，但在画面上却显得轻盈。他们轻松地把一只手搭在屁股上，另一只手拿着三角帽，整齐地抬起各自的一条腿，为迈出下一个步伐做好准备。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正在接近终点了。这群出殡人的左手握着为尸体准备的新鲜柠檬：在画面上，柠檬的顶端有一个尖尖的凸起物，它散发着金黄色。[19] 它们色彩的强烈与黑色丧服形成鲜明对比。柠檬是不是象征着所有这尘世间的短暂生命呢？不止于此：肃穆的棺材被一顶由树枝编成的葬礼王冠所照亮，作为一项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这顶王冠会陪伴着未婚者走进坟墓。持久的哈洛伦传统
如果我们要追溯葬礼上的柠檬的历史，必定绕不过“哈洛伦兄弟会”（Halloren Brotherhood），它在保护德国中部城市哈雷（萨勒）的祖传习俗方面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兄弟会成立于1491年，成员多为盐业生产者，他们至今仍然维持着传统习俗，其丧葬仪式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我们对于兄弟会葬礼仪式的所知，大部分来自于《哈洛伦的哈雷》（Hallorum Hallensis），这卷书只印了100册，由哈雷的画家及当地历史学家罗伯特·莫里茨（Robert Moritz）执笔。作者莫里茨自己负担创作和印刷的费用，为藏书家特制的羊皮纸豪华版让他濒临破产。[20] 今天来看，这卷书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参考资料。据莫里茨1927年的记录来看，自1704年以来，哈洛伦兄弟会就一直有力地控制着盐业产业的生意。[21] 我们还得感谢他描绘了一张哈洛伦葬礼出殡场景的图 [图6]，但遗憾的是，这幅图没有更多的文字说明。[22]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转而研究建筑历史学家兼建筑师雨果·斯蒂芬（Hugo Steffen，1864-1931）一份来自直接观察而写就的报告。他对葬礼做了如下描述：“随着钟声的响起，哈洛伦兄弟会的成员们穿着他们古老而特有的斗篷，将棺木抬至山上的‘上帝之园’。在园地的门口，年轻的颂唱人迎来出殡的队伍并将他们引向墓地。几位哈洛伦人，手里拿着柠檬，默默地带领着送葬的队伍，整条队列从山脚的城市一直向上延伸；歌者们开始了庄严的颂唱，与音色肃然的钟声融合在一起……以前，在棺木被沉入墓穴时，还会有一扇壮观的铁栅栏将其锁住。”[23] 如此一来，斯蒂芬的叙述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莫里茨的画面。出殡队伍的带领者以无声的威严向前迈进，占据了木刻画面的前景。光线照亮他的脸，看起来既严肃又和善。紧实有致的线条精确地勾勒出他的服装——一套全黑的衣服，一顶三角帽和一件黑色斗篷，也让他沉浸于哀痛之中。送葬的队伍全部跟随着他。侧棺送葬者中，只有为首那位肩头扛着棺木架的被描绘了出来。甚至斯蒂芬提及的铁栅栏也出现在画面的左侧前景中。这幅木刻所描绘的悲伤场景让死者的至亲和观看者都能意识到死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终极。但是，希望仍然存在。出殡队伍的领头人有两件象征性的物品：他右手拿着让人印象深刻的棕榈树枝，左手则握着一个小小的水果，第一眼甚至都不会注意到。水果末端有一处凸起的细节表明它是一颗柠檬。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树枝象征着永恒的生命。而柠檬也同样如此，它所意味着的远不止简单的清新。它不仅是一种气味芬芳可以缓解死亡气息的水果，也远非一种针对疾病的预防手段，比如在瘟疫期间手持柠檬被认为可以免于疾病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它是基督教中复活之希望的象征。[24] 因为这样的阐释，柠檬在旧时的译法中有一个古老的错误，这可以追溯到来自中世纪的雅克·德·维特利（Jacques de Vitry）。在他写于1216至1227年间的《东方志》（Historia orientalis）这部既是历史作品又是游记的书中，这位编年史家认为香橼（译注：香橼是柠檬的杂交母种）属于雪松属（通常也被称为西洋杉、香柏——它自古以来就象征着永恒的生命 [LA3]）；但他显然从未自己亲眼见过。有趣的是，在丧葬习俗的语境中，维特利从传闻中得知香橼有着生长于“美好树”之上的神圣果实的美誉（《利未记书》[cs4]，詹姆士王版），而另一方面犹太人则将之与“知善恶树”联系起来。[25]
[图6] Robert Moritz, Vorneweggeher und Träger im Brüderleichenzuge (First in Procession and Pallbearer in Fraternity Procession), woodblock print, in Hallorum Hallensis, Karlsruhe 1927, p.47,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Nuremberg, accession no. gr,2° Kz MOR 40/1 [S]然而，依照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赦免了信徒们的罪孽，而让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树因此成为了“生命树”。克里斯蒂安·劳特尔巴哈（Christiane Lauterbach）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她查看了旧约次经中有关摩西的片段来探寻意义链中遗漏的环节。上帝对亚当说：“但是如果你让自己远离所有恶魔，就像一个即将死去之人，那么当复活（the Resurrection）过去之后我会让你重新站立，你将会从生命树中得到赐予，这样你就会永生不朽。”[26] 这段神学经文被作为一种论证，合理化了柠檬作为希望之承载、伟大应许之果实以及死而复生之象征的阐释。住棚节：柠檬与棕榈枝
将香橼看作生命之树的果实可以追溯到犹太教，它在犹太教法典《塔木德经》中被称为“香橼”（ertrog）。可见，这种果实充满了象征意义，也成为宗教庆典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犹太教庆祝丰收的住棚节上，香橼会被用在各种仪式中。金匠们会为这些神圣的仪式打造出各种保护香橼的小盒子，这种器物已经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类别。而这种犹太传统与哈洛伦葬礼出殡习俗之间的关联也非常值得研习，因为这会为犹太教与基督教找到另一种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在柑橘类水果和棕榈枝之间的特别关联。在哈洛伦葬礼上，出殡队伍领头者的手里会拿着棕榈枝，这明显可以追溯到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犹太教住棚节的传统。除了香橼，住棚节的象征物还有一束植物，其中包括属于棕榈科的椰枣树的树枝。棕榈叶会让人想起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期间建造的脆弱的居所，这些居所在他们返回“应许之地”时被作为临时避难所。一年一度的住棚节（也被称为Sukkot苏克棚）正是为了对此进行纪念。它被认为是希伯来历中最重要的犹太庆典活动。因此，哈洛伦葬礼出殡仪式为犹太教及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互相转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各自的象征意象彼此关联。在住棚节的尾声，树枝与柠檬会被带进会堂，以此标志着遵循希伯来历的庆祝活动的结束。在一幅中世纪晚期的希伯来手稿中的微缩画有这样一处细节刻画就对这一秋收庆典进行了纪录，画面上的教徒手中拿着的正是棕榈枝和香橼。[27]时至今日，哈洛伦仍然在努力维持历史性的宗教传统并将其纳入社会。因此，柠檬始终是一种传统精神的象征物，直到1980年代，柠檬甚至还会出现在那些无名的旅人的葬礼上。哈洛伦人会把柠檬刺穿在他们旗杆的顶端，柠檬也是重要的墓葬祭品。[28] 然而，柠檬作为葬礼传统之一部分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这一切结束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败投降的那几年间，柠檬在德国已经不再广泛存在了，而对传统的了解也逐渐衰弱而趋于沉默。作为祭品的柠檬几乎只具有装饰作用，因此也被弃用。哈洛伦的葬礼习俗可被视为一长串传统中的终极联接，而这些传统见证了两大宗教彼此之间的深刻影响。在哈雷（萨勒），这一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而这提出了一个疑问：哈洛伦的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具有的犹太渊源呢？毕竟，文化就是将私人的事物变得公开。而葬礼通常就存在于私人与公开之间的那条狭窄地带。涉及到死者和尸体时，表达尊重的观念总是因文化而异，侵略性行为也因此一再成为新习俗的缘由，而这还会反过来发展出夸张的负面举动。有记录显示，在德国北部木匠的葬礼中，柠檬会倾泻到棺木上。[29] 这一幕会引起有关死者及其至亲之间的道德准则的质疑，认为这种举止有伤逝者的尊严。一个起初只是葬礼出殡中颇具特点的习俗，被逐渐转化成一种奇异的、毫无关联含义的举动，而这似乎只能借由律法来进行阻止，或者至少是对其重新检视。一项传统被误解到这种地步是让人脊背发颤的。柠檬作为一种生命之象征的含义至此已然丢失。
[LA3]Ergänzung der Übersetzerin – sonst geht der Zusammenhang bei uns verloren.[cs4]Note: I believe it is LevIticus in German as well.[2] 同上。她出版的小说《Hain》在2018年莱比锡书展中获奖时所作的采访。[3]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馆藏号：71.78；参见https://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36636 （附图片；于2018年4月5日访问）[5] 参见Ebert Schifferer 1998，此处p. 54–60页。[6] 参见Hamel 2018，pp. 180-187页，附插图。[7] 其中参见Ebert Schifferer 1998，p. 56与59页，对《 Archetypa 》中的象征含义提出了质疑，以及Vignau Wilberg 2007，此处pp. 226–242页。[8] Archetypa studiaque，第I部分，图版9，插图：https://www.graphikportal.org/document/gpo00014246 （于2018年4月5日访问）[9] 这段诗文来自诗歌《De rosis nascentibus》（第40首），被认为是高卢罗马诗人Decimus Magnus Ausonius（约310–395）所作；参见 https://en.wikiquote.org/wiki/Ausonius （于2018年4月5日访问）[10] 参见Johannes Pommeranz在本卷中为Merian的昆虫书所作的贡献。[11] Pontano 1761，p. 28页。[13] Lauterbach 2011，pp. 81–118页；Neurath-Sippel 2011，pp. 121–131页。[14] Zender 1958–1979，此处《 Atlas》 ，第二部分，1959，地图16a及解说，第一册，pp. 281–287页。[15] 参见Schwammberger 1965，此处pp. 15–20页，以及Till 2003，pp. 621–634页。[16] 参见Lauterbach 2011，p. 81页以及 Neurath-Sippel 2011，p. 122页。首次在讨论于Schwammberger 1965，plt. III，作者全面研究了柠檬在德国的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关于殡葬习俗参见同上pp. 11–34页。[17] 参见《文学通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1807年。[19] 有关德国北部的习俗，参见Schwammberger，1965年，p.30页，以及Neurath Sippel，2011年，此处对应p.126页，后文还会有举例。[20] 参见Moritz，1927年，p.69页，莫里茨他在书中悲哀地表达过失去购买者的伤心。[21] 参见Moritz，1927年，pp.64-66页。[22] 由Moritz出版，1927年，p.47页。有关哈洛伦葬礼出殡的内容，还可参见Moritz，1907年，pp.29-38页。[23] Steffen，1911年，此处对应cols.341。[24] 参见Till，2003年的书中，对于这项来自大约1900年的传统的描述，p.631页。[25] 参见Jacques de Vitry，2008年，第86章，pp.342-347页。[26] 引语摘自Lauterbach，2011年，p.83页。[27] 参见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etailOfMedievalHebrewCalendar.jpg（于2018年3月27日访问），不过遗憾的是，日历手稿的书目信息未提供。[28] 参见一份有关在策勒（Celle）的葬礼报告 http://www.zeit.de/1980/21/sauer-wie-die-zitrone （于2018年4月5日访问）。[29] 参见Schwammberger，1965年，此处对应pp.16-19页的引用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