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研究 Vol.02 | 激发研究所
发起人:陆小果  回复数:0   浏览数:95   最后更新:2020/06/01 15:47:15 by 陆小果
[楼主] 陆小果 2020-06-01 15:47:15

来源:Trigger 触发


宋轶,策划人、写作者、影像作者,独立空间“激发研究所”运营者之一,新工人影像小组发起人之一,“Bloom 绽”艺术与建筑集体策展小组发起人之一。

激发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rovocation (简称 IFP) 成立于2010年,是位于798艺术区的独立艺术组织和项目空间。通过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的结合,激发研究所旨在以合作的方式联结跨领域的知识,激发文化生产和交流。基于对独立艺术机构在社会中的动态性的思考,激发研究所发起并支持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包括驻地、项目研究、研讨会、展览、工作坊、出版等。激发研究所由在中国以及国际上不同的行动者、研究员和创作者组成其工作网络,并希望让驻地艺术家一同加入到这个网络之中。宋轶作为激发研究所的运营者之一,自2017年开始参与IFP的主要策划和运营工作,并经历了IFP几次重要的“空间转型”。本次采访在梳理IFP的机构实践思路之余,也为中国目前的艺术和学术类独立空间提供了一种侧写。


本采访于2020年4月14号进行。

https://www.iprovoke.org/


任越:最近怎么样?(IFP)办公室复工了吗?


宋轶:我们今年所有的驻留都挪到下半年了,上半年就没有主要的事情。现在要驻留也很麻烦,因为国外的签证在四月初左右就都停了,所以就只能等等看7月份的情况。

任越:简单地聊一下机构成立之初的定位?IFP这些年都经过哪些调整和变化,如果有的话,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宋轶:IFP在2009年的时候就创立了。我可以说一下这个机构成立之前的一些情况;2007和2008年左右,因为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办,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艺术家在北京驻留,也有些机构在促成这样的事情。当时比利时艺术家Els Silvrants-Barclay在站台中国的驻留计划影响下来到中国;当时他驻留项目是跟戏剧有关,叫作The Theatre in Motion。Els跟IFP的发起人陈淑瑜是好朋友,那个时候他们就想把驻留项目延续下来。当时Els又和荷兰的蒙德里安基金会关系比较好,而蒙德里安基金会本来也有对外的驻留计划,所以Els就想通过蒙德里安基金会邀请荷兰的艺术家到北京来做驻留。那一年应该是2009年。

所以IFP成立之初的项目就是荷兰艺术家在北京的驻留,后来慢慢和蒙德里安基金会的合作稳定下来,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两个荷兰艺术家到中国来分别驻留六个月。随后就有其他国家的驻留计划加入,比如瑞典和丹麦。

大约在2011年,陈淑瑜找到了在黑芝麻胡同的院子,然后开始把院子的几间房租下来。这样的话,IFP就有了正式的、或者说更有地标性的一个空间来做机构。

任越:之前没有实体机构的吗?


宋轶:在2009到2011年的时候是有,但是那个时候是为做驻留的艺术家租下公寓作为工作室和生活空间;但是相对来说面积小,也比较局促。搬到了黑芝麻胡同之后,艺术家就有了住的地方、专门的工作室,也有展厅。因为坐落在四合院里面,整个空间也舒服很多,他们(当时的主理人)也开始邀请一些本地的艺术家来做作品,或者是研究项目。这样一来(IFP的工作)就相当于有两个部分,包括欧洲艺术家在北京的驻留,以及本土艺术家或策展人的展览、讲座等等,这两个部分基本上是同时运转了。

IFP 黑芝麻胡同空间 2011-2019


2016年底,淑瑜和丈夫Max Gerthel(一位瑞典建筑师)准备从北京搬回到瑞典。这个时间点之后,我和胡伟两个人就继续在做IFP,在我们接手之后,增加了更多国内艺术家的展览和策划项目,以及一些学术交流活动。这个变化也是由于我们两个人还是跟国内的艺术圈的关系更近一些。之前因为淑瑜是建筑师,所以她关注建筑、城市规划或者文化研究会多一些;我和胡伟把艺术和学术研究的部分增强了。

任越:陈淑瑜老师现在还参与IFP的整体策划和活动吗?


宋轶:现在非常少了,但是关于IFP的很多决定我们都会一起开会来商讨。所以我觉得IFP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上的变化就是国内的部分增多了。

去年春天,因为当时每个(北京)社区都要开设党建中心,IFP的院落就被选作交道口社区党建中心的地址了,所以物业就没有办法再租给我们。接下来我们搬到798艺术区后,整个的工作方式也产生了很大变化。在胡同的时候我们有做很多的讲座、放映和对谈,因为胡同的环境确实和这种氛围比较贴合。而搬到798之后,我们觉得跟艺术圈的关系更近了。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展厅,所以所有的展览和活动都需要和798或者草场地有展出空间的机构合作。另一种替代方案就是艺术家利用我们的办公室空间或者天台来做作品和行为表演。这种感觉还是(和胡同时期)挺不一样的。

Tim Woodward,“八汤”,驻留期间工作坊,2019年

激发研究所新空间

刘耀华,“摆设”,展览,2019年


任越:在798,艺术家的工作室和生活空间还是由IFP来提供吗?


宋轶:是的。在798对艺术家(工作)来说也是一个转变。IFP会为驻留艺术家在望京租下公寓作为生活空间,艺术家的工作室还是在798。这其实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和艺术圈交流的机会,但可能跟北京本身胡同文化的关系就少很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任越:从机构到合作艺术家工作方式的整体转型。


宋轶:我个人认为IFP搬到798之后的转型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与整个北京的艺术环境变化是有关系的。举例来说,在2016、2017年左右,胡同里边的独立空间还比较多,相应的跨学科交流也非常频繁。但是目前就我感觉到的情况来看,这种数量减少得非常快。甚至去年IFP做的活动里面跨学科的交流、讲座之类也在变少。

所以我们也在思考IFP搬到798之后如何转向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但可能现在还没有定论。原本上半年如果有些工作的话,这种调整还可以再推敲一下,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就推后了。而且我们在798目前的办公室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任越:目前的空间归属情况和使用情况是怎样的呢?


宋轶:IFP现在798所在的戳客戳客空间是基于服饰品牌“素然ZUCZUG”与abC (art book in China) 机构达成的合作。因为IFP和abC的伙伴关系,我们在19年初失去黑芝麻胡同的空间后搬来和他们共用空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素然在资助我们使用这个空间。现在整体经济情况不好,现状还能持续多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任越:刚才谈到2017年之后跨学科的讲座和交流变少了,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具体原因?是因为艺术家和策展人都离开了,还是现在审查力度在加大?或者说有一些空间方面的因素?

宋轶: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说,IFP去年这方面的活动变少也和我们自己的一个有意识的转向有关。至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这种活动为什么会减少,我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我只是能感觉到确实是在变少,没有以前那么丰富;这有可能与胡同里边的独立空间减少和交流气氛的淡化有关。

去年IFP从胡同搬走的时候,我们其实想过:如果在北京不是那么稳定的话,有没有可能在全国的其他城市来开展更多的活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驻留艺术家做调研也没有太局限在北京;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会有一定的时间去到上海周边或是广州、深圳附近去做调研。IFP想到可能需要把视野扩大,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除了上半年搬家、“折腾”以外,下半年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国内的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一些地方,我们借着一些学术交流的机会,也会在出国和出差的时候做这样的调研了解。IFP其实是有意识向这方面做着转变的准备,这也和我们今年8月做的项目“不周山”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想慢慢开拓一下。

任越:伴随着这些转变,IFP对于理想中的观众群体有没有一些观察,或者想象?或者说,IFP的机构工作最后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学术上的建树?某种普遍的艺术氛围?如果要给IFP一个在艺术圈或学术圈的位置的话,您觉得会是什么?


IFP特别之处在于它非常国际化,策划的项目和学术活动又很具有知识分子气质;能不能具体谈谈,例如胡同时期的展览会不会有很多居民来参观?在胡同和在798工作的时候,面向的观众大概是什么情况?


宋轶:如果从实际的的观众来分析,来参加IFP活动的是年轻的艺术家和策展人、或者广义上的创作者居多;他们年龄绝大多数都在30和30岁以下。所以其实即使在胡同时期,周边居民来得也不见得很多,或者说他们至少不是“粉丝”。

至于机构工作的目的,其实我们最希望IFP能够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激发”。IFP希望通过展览和活动对某种创造性思维能够有所刺激,提供不同的思路和视角。因为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整体环境、包括艺术圈的小环境,让我们在判断和讨论艺术作品这方面的标准越来越单一。这可能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所以(标准)越是单一,IFP越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启发,能开更多脑洞。

我们当然希望关注IFP、来参加活动的人越多越好,但在实际情况中也没有带太多预设。但是仍然能看到有一些人是固定观众,或者他来的频率比较高。我刚刚归纳的观众类型,即年轻的创作者或者策划人,其实就是很多活动的“交集”。而我们之前做的不同主题和类型的活动吸引来的人都有所不同。



Monika Czyzyk,《我要造火箭》

驻留期间表演,2019年,安徽万涧村


任越:不同类型的观众一般会通过什么渠道了解IFP的活动信息(我个人知道IFP的微信公众号和网站)?这也关系到,IFP在媒体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例如它宣传展览和活动形式如何?是不是也会在意媒体形象和公共关系的营造和维护?

宋轶:对,公众号是一方面。活动宣传还和我们邀请的人(嘉宾)有关;如果我们邀请的人是某个领域的,他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会提及相关活动,那么就会带动一部分人听说IFP这个名字。所以通过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和学者合作所形成的一个网络,对IFP来说也是一种传播渠道。我们没有太依赖于传统的媒体,比如一些艺术类的订阅号、网站等等。


任越:IFP最初创立的时候有蒙德里安基金会的支持,那么它的日常运营和艺术家驻留项目的资金从哪里来?IFP会不会主动募集资金、一般是怎么使用这些资金的?


宋轶:基金的情况也分为两个部分来说。国际艺术家的驻留项目,主要是和欧洲的基金会合作,例如荷兰、芬兰、丹麦、瑞典(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基金会),以及之前合作过的歌德学院。现在有些基金会的政策有调整,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可能不是以驻留的方式给出,但欧洲各国的基金会依然是比较重要的资助来源。

除了这些,如果我们自己想做展览、论坛和线下活动,就会尝试着和国内的基金会申请合作。这方面的例子有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今年我们是跟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旗下的“和艺术基金“——前年成立的一个专项基金会合作,然后IFP根据具体的项目来申请资助。基本上是这样的。

任越:IFP目前有找到能够长期支持机构运转的基金会吗?


宋轶:之前IFP尝试过。其实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在2017、2018年的时候是长期资助IFP的,但是到了2019年,他们就停止支持所有的独立艺术空间了,所以这个资金来源就断了。

任越:资金来源会不会影响IFP和艺术家合作的方式?现在看来,国外的基金会一般就是来支持艺术家在北京的驻留吧?


宋轶:对,其实这种方式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他们主要还是支持本国的艺术家来到北京,而且他们有相互分立的申请渠道。而对于国内的艺术家,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基本上还是没有钱的,所以还是受到很大影响。

去年我们做的展览(尤其是有两个表演类项目),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成本的。但是如果资金充足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更多。与此相比,IFP在2018年的展览数量就比现在要多很多。

Iris Lacoudre, "公用场所",驻留期间展览,2017年


任越:可以介绍一下IFP的日常工作吗? 比如机构成员的分工合作?我很感兴趣IFP正在进行的项目“不周山”,这好像是IFP关于工作方法论的总体陈述?


宋轶:IFP的成员构架其实很简单,没有太细致的分工,因为我们也不是很机构化。从2017年到现在,IFP基本由我和胡伟负责,另有两位同事协助具体驻留项目的细节和执行工作;他们是孙诗、毛衣(2017-2018)以及蔡昕媛、寇塔(2018-2019)。同时我们要策划项目,一起做事的时候大家会稍微分工一下,但确实没有必要细分。

你提到的“不周山”是IFP今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活动方式跟之前很不一样,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筹备了。这个项目预计是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青海、重庆和珠三角出海口的万山群岛;而且我们想在半个月之内把这三个地方都去到。去年调研期间,IFP对这三个地方做过一个了解和摸底,包括这三个地方分别有什么有趣的艺术家和风俗等等,然后我们再去设计和策划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什么样的活动,各自又对应什么样的主题。

项目预计在8月中下旬做,除了IFP成员之外我们会专门组一个团队。而因为项目本身的地域性,我们其实也和三个地方的本土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有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参与到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些工作里面,例如拍摄记录和当地的组织工作。所以总体上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有机的结合。

任越:那么除了像这样的策划工作之外,(不局限于这两年,)更加日常的工作通常有哪些板块和流程?


宋轶:(日常工作)其实还是可以分成两大方向来讲,一个是驻留,一个是项目策划。策划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各自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会有一些讨论,之后就利用空间条件去做,类似布展、做海报等过程中的任务大家就稍微分工去做。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艺术家驻留。在驻留项目中,我们会花费大量时间和艺术家一起做调研,在此期间也就在做很多的交流。艺术家有各自的兴趣点,在北京往往会去了解一些学者的研究,或者说北京当地人的一些经历。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国内的策展人或者艺术家;只要他们和驻地艺术家的兴趣接近,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做一些交流和走访。所以不断走访和进行信息交换在IFP的日常工作中占的时间比例非常大。如果没有驻留艺术家,我们和城市里不同层面和不同文化方向的人去交流其实并不见得特别有针对性,或者是有一种驱动力;但因为拥有各自研究方向的艺术家来做驻留,这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成立了。


Goeun Bae,《世外高人》,

驻留期间展览,2019年,北京歌德学院


任越:关于驻留,筛选艺术家的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和欧洲国家的基金会合作的话,是IFP和基金会共同筛选,还是直接接受“选派”?


宋轶:国家基金会都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做open call,然后根据艺术家的申请情况给出一个short list,然后IFP再去选出最终的名单。基本上是这样的。

任越:在最终决定过程中,IFP会比较注重艺术家的哪些素质?


宋轶:IFP还是比较看重研究型的艺术家,做studio art的艺术家我们选得不是很多。因为IFP驻留最短的三个月,长的有六个月,利用这个时间是可以对驻留地(北京)有充分了解的,所以希望艺术家能够有兴趣投入更多时间在调研上。

Tessa Zettel,“天朝仁学广览:中国物种灭绝的一份不完全清单”,驻留期间展览,2019年


任越:艺术家在驻地期间大多不会倾向于单独创作的状态,会有特别多的交流是吗?


宋轶: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交流我们都还要不断地拓展,因为每个艺术家研究方向都不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我们去年下半年的两位驻留艺术家,一位来自韩国,他是对中国的功夫电影感兴趣;我们之前对于功夫也不是十分了解,但会通过我们的艺术家朋友一点点打听,从而去熟悉这方面的研究者,甚至是在练功的策展人、天天来打拳的艺术家。

另一位艺术家来自澳大利亚,他是对中国的“闪送”感兴趣。当时他提到一个词aspiration, 这个词除了表示很强烈的愿望以外,还有一个“呼吸入异物”的意象,所以他当时希望了解医学方面的相关案例;所以我们当时就帮他去找了呼吸科的大夫。一旦看起来跟艺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因素出现在艺术家的研究中,我们在帮他拓展交流的时候也就认识了这些领域的朋友,这也是驻留工作的有趣之处。

任越:刚才谈到在798时期和一些机构会有合作——不管是主题上的或者是空间上的,那么IFP通过合作有没有得到什么有趣的经验?在合作中IFP通常担任什么角色?是否存在策展人、机构的资源联动?


宋轶:资源联动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还很有效。举例来说,2018年的时候,韩国的Asia Culture Center邀请IFP来参与一个驻留。这个项目会邀请一个策划人或一个策划机构,加上一位艺术家到光州驻留三个月(策展机构的策展人通常会驻留一个月或三周)。ACC邀请了亚洲不同国家机构和艺术家,包括中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日本、韩国。我发现这种交流会比较生动,除了ACC会要求大家做非常正式的presentation之外,大家作为亚洲国家的艺术机构创业人也会有很多自发的聚会和自我推介。这个网络建立之后大家之后的工作就有了更广的视野。后来,对印尼很感兴趣的成员曾嘉慧去到当地之后就联系了我们先前认识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这对我们同事在当地开展工作就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ACC在韩国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所以它其实希望对很多亚洲的独立艺术机构进行梳理,或者建立一个网络。这个过程其实间接地促成了艺术空间相互的联系和了解。

有一点我自己也比较好奇;我发现在和其他国家的独立艺术机构的合作上,IFP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collaborator,并不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东西”。相反很多时候我们会以参与者的身份去做一个讲座,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做驻留。这种情况比大家合力完成项目的情况要多,而类似后者的合作还是和北京的歌德学院进行。

Marc Oosting,“什么可以被保存并展示?-
基于对某艺术家可能作品的想象的潜在文本”,
驻留期间展览,2017年


任越:我推测这也许是因为与国外机构的合作通常有特定的时间限制,也不像歌德学院这样的机构常驻北京,为即时的合作沟通提供地理上的方便。所以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IFP去展露一些经验,然后分享一下自己的工作方式?


轶:对,很有可能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去尝试一些工作方式的转变,去和国内其他城市的艺术机构一起来合作项目。今年把“不周山”项目做完之后,我希望能够尝试和亚洲的一些艺术机构也做类似的合作,将走访、展览和活动串联起来去做一个综合的策划项目。

任越:这似乎比“守”着北京要更灵活,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涌现出来。


宋轶:对。我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当然可能没有太多数据上的支持:我觉得北京的很多活动,例如学术讨论,好像也没有特别深入。但即使是这样的学术讨论也在慢慢变少。而在去年的调研中我发现其他国内城市反而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部分,“野生”的东西更多,现场感更强。这也会让我们更倾向于不完全守在北京去做这样的活动。

戴陈连,“移动剧场”,展览,2019年


任越:考虑到北京独立空间生存的现状,以IFP这么多年做机构的经历,有没有一个总结,例如说IFP自身怎样保持一个存续的状态?有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宋轶:如果说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能有点大,我们只能说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实IFP到现在也没有特别好地解决生存问题,总有一种处在悬崖边上的感觉。但IFP内部的同事们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并不想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去把IFP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例如说把它做成一个微型美术馆,或者一个标准的独立空间,我们也都不是太有这方面的意愿。如果我们朝着一个标准的独立艺术空间去做就会产生很多“硬件指标”,例如每年的出版物、公共活动的数量。

并不是说这些指标不好。IFP一年一年地做事情,总会不时发生一些让我们想要对应调整的新状况,比如说今年想展览多一点,明年讲座多一点,后年我们又会有别的做法。这种灵活的状态能让我们更加活跃地思考问题,也能让我们一直有兴趣把IFP做下去。

过往在杂志和画廊工作的经验让我辨识出一个不太喜欢的状态;做一个画廊或者美术馆的长年积累会让你朝向一个理想中的标准迈进,但做到后期就容易变成“为做而做”。这个时候实践的趣味性其实已经淡化了,或者它的探索性已经不是那么多了。但又因为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得很资深,又不得不做下去。这样可能就背离了艺术领域本身给人的吸引力,艺术会完全变成一个职业工种,和做IT、金融等等没有任何太大的区别。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行业本身的特点和它的魅力可能就会少很多。


研究项目组织 蔡星洋

板块平面设计:San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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