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琰:克莱夫·霍尔顿的信
发起人:clclcl  回复数:0   浏览数:192   最后更新:2020/05/29 12:51:11 by clclcl
[楼主] clclcl 2020-05-29 12:51:11

来源:招隱Echo  周琰


在前一段时间,大多数人的快节奏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也变得稀疏缓慢。应‘招隱’的稿约,周琰开始与一些友人通信,并给这些书信起了一个名字:“空华鸿音”(Letters That Flutter in the Śūnyatā Illusions)。接下来,我们会陆续刊发这些平静优美的信件。


克莱夫·霍尔顿(Clive Holden),1959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岛,现居多伦多。他是一位电影制作人、新媒体艺术家和诗人。他的妻子艾丽莎·约克(Alissa York)是著名的作家和小说家。霍尔顿参加过许多摄影节、双年展和艺术展览。本世纪初,他的14个电影短片组成的 “诗电影” 《温尼伯的火车》(Trains of Winnipeg)让他声名鹊起。奥斯卡钦定学者斯科特·麦克唐纳(Scott MacDonald)在《视觉探险:电影作为探索》一书中认为霍尔顿扩展了电影和诗歌两种艺术的表达能力。近十多年,霍尔顿专注于基于编码的新媒体艺术,创作无缝隙无始无终的录像艺术,结合绘画(空间韵律)和音乐(时间韵律),强调色彩和表意姿态,捕捉表现时空中的韵律生成和变化。


克莱夫是位新朋友。一个月前,我刚刚通过某个答辩,立刻被芬雷抓住,邀我给他的实验项目“实验电影”做点什么。我构思了两个项目,在Instagram上发了一个征集作品的帖子,当天克莱夫便发来邮件表示感兴趣。之前,我对他没有一点印象,也不知道是怎么在Instagram上互加为友人的(我起初用Instagram是为了解艺术家的动态,后来信息厌倦,Instagram变成了只每天扫一眼几个好友动态的小天窗)。接下來我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整了解了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有:


诗电影《温尼伯的火车》;


《乌托邦组曲》:电影影像装置和媒介作品的乌托邦探索故事或者小说,内容五花八门,甚至包括一个基于算法的具象诗在线生成器;


《因特网山脉》:数字风景录像,在色彩和光的变化中,不断以雪花飘飞的形式运动的色斑,打破了视角和空间的稳定,给凝视静态固定画面的观者带来视角任意性和空间游动感;


《织机:致安妮·阿尔伯斯》:约瑟夫和安妮·阿尔伯斯是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大师,包豪斯的骄傲。安妮·阿尔伯斯的纺织艺术和设计是现代主义最杰出的诗性作品。克莱夫无始无终无缝隙的黑白录像作品,让人重新体会织物与编织的感触和空间。录像中,观众,艺术家,也许还有安妮·阿尔伯斯本人都似乎可以有无限多可能性游弋、交织、逃避、相遇。恰好这几天满宇和Iago说起精神分析、焦虑、莫比乌斯环、拓扑等等,我听得晕头晕脑,可是一看《织机》,好像有了 “屎橛子” 棒喝的解脱。

Anni Albers, Design, ca. 1955


在对克莱夫的作品有了粗浅了解之后,我和他做了一个两小时的Skype会面,就像初次拜访艺术家工作室一般。我们谈得很好,期间我和克莱夫仔细地聊了我特别感兴趣的几个作品,包括他早年的《乌托邦组曲》。没有想到,十天之后,克莱夫发来了一封邮件,说那次谈话打动了他,让他有了重新拿起搁置了八年的这个作品的念头,也更具体地谈了他对“乌托邦”的想法。我很喜欢这封信,觉得它和我近年来的思感很有共鸣。我回信告诉克莱夫,对现实和未来我有些悲观;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还是相信人应该怀有希望和一点“乌托邦”精神。“乌托邦”不是一个到达“欢乐谷”的站牌,而是一种生活和实践的方式,是对持有的世界信念具体的生命努力。我问他愿不愿意参与“空华鸿音”这个书信项目,他非常紧张地同意了,又非常紧张地修改了一下邮件,让它显得稍微正式一点。


克莱夫描述的他的朋友们是西方文化/艺术精英的一种典型面貌。核战阴影在40-80年代影响塑造了西方几代人的心理和世界意识。同龄的中国人似乎和他们不一样,没有这样的恐惧(也可能是其他恐惧,比如饥饿)。不过今天的世界,相当程度上也是他们这一同代人影响塑造的不同世界。通过克莱夫的信和他的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书信、日记和其他不大起眼的地方人们的心理构造。


克莱夫·霍尔顿的信

【2020年5月19日,电子邮件修改版】


琰,你好,


自从我们最近一次非常有意味的谈话之后,《乌托邦组曲》那部分(谈话)不断回到我意识中。我在2008年开始那个项目,然后在2012年按下了暂停键(四年后,因为其他创作自我确立,我记得当时想要在2020年之前回到这个项目上)。在当时,这个项目带我到了有趣的境界。我进入这个项目部分处于好奇, “乌托邦” 这个词的意义怎么会如此多变,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们那里带有强烈的正面或者否定的意味 — 然而这个词仍然保留了一种强大的 “嗡嗡声” (双关,嘈杂的声音;或者兴奋)。2012年之前,我做这个项目的核心念头是:对一个更好的世界,或者只是一个更好的明天的 “希望” ,是像空气和水一样人的必需。跟随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相关的次要问题:爱也是人的必须吗?爱和希望在多大程度上互相重叠?


这个作品帮助我看到希望和它的对立面失望之间真正的人的支点,以及这支点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性到底能做什么。在日常和极端情况各式各样的情形下……让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的心灵中彻底毁灭希望是多么困难。即使在真正可怕的境地,在悲剧或者被侮辱被损害之后,我们常常又能重新点燃某些希望。从习惯,或者仅仅是原生的生存意志作为动力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别样的可能性继续进行。


此外,似乎孩子们天生有很多“原生的希望”作为他们人生的出发点。这似乎是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部分。


但是乌托邦主义最初吸引我,然后让我投入这个项目的,来自两个东西:


少年时关于这个话题我读了许多书,包括乌托邦和废托邦(绝望乡)的文学经典。在那个年代这没有什么不寻常,它也是适合我当时信念的一个书单,暨世界将在一场核战中灭亡(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为我自那以后的成年生活设置了一个模板。19岁时,我和我自己做了个交易,并做了许多要求有希望的事(比如恋爱)……而在背景中有对可能的新一场人类大灾难的意识。


之后,2008年,在我脑海里开始了这个项目。我的很多朋友(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中产阶级,和艺术相关的人)在被提问时,会承认他们对未来人类只有非常有限的乐观认识 — 这对他们来说似乎很正常也很OK。就好象他们早都放弃了,只是出于习惯而继续正常的人的活动。


这让我吃惊,探寻这个似乎很重要。


今天,在新冠状病毒的危机中 — 罕见而真正的全球危机,我发现有几次我被人很生气地指责“乐观”。这事发生在我说几年内会恢复正常时(“正常”不是指一种纯粹的积极的结果,而只是对很多人来说的一种改善)。这是很怪的一种处境 — 对希望的声明会被打上坏的烙印 — 对生活改善的可能性的声明会被看作倒退。


要说清楚的是,我显然并不知道在两三年内会发生什么……我也和数以百万受到这场危机伤害的人们一样感到绝望。可是没有事情会改善的希望,人早上还起床干什么?


似乎对我来说生活是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一种平衡行为。之前的进步,要有用 — 这都够了…… 近来的批判性意识,做好准备麻烦要来,尊重别人在体验的那些痛苦 — 这都够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是出自我们的谈话中的一些想法 — 你可能激发了我回到原来的这个项目,我把它搁在一边了,为此我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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